财大调研报告：生孩子就是为社会添堵，来到社会受苦？专家们与其互撕中国生育率是否世界最低，不如先看看知乎网友如何回复群众不生孩子！

为什么祖国这么强大，我们却不敢生孩子？中南财大的调研报告分析：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正常的三孩比例应该为50%，也就是一个社会半数家庭生育3胎以及以上，考虑到男女性别比、丁克、一胎等极端因素，才能让人口不增不减。中国超生三胎及以上的家庭只占总人口的6.5%。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携程老总、北大教授梁建章互相指责对方为了特定目的调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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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5年8月针对宜昌市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调查，2015年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仅有0.81。2015年8月，宜昌市政府曾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调研，结果发现已生育二孩的家庭仅占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总数的3%。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室主任王广州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

统计学博士，未来人口网总裁黄文政

先解释一下生育率（也称为总和生育率）的含义，通俗地说就是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我们知道，一对夫妇是两个人，因此，如果平均一对夫妇终身生两个孩子，这一代人口与下一代人口就可以达到平衡。

历年总和生育率

2010-2015年生育率明细

财大调研报告不想要二孩的原因

知乎群众回答“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

如果你穷，从小让孩子跟着受穷真的很好吗

点赞的一千多人！

还有回答：情愿老无所养，也不祸害下一代！

人口少了，我们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就会多了，都可以住别墅？

帮马云洗马厩估计差不多

昨日中国新闻周刊读者的评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就是大骗子

一、以下摘自第一财经2016年11月23号文章

三因素导致总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047，这个数据可信吗？

黄文政：2015年1.047的总和生育率比料想的还要低，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进度效应。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高了近1岁。这可能是因为大学扩招、城市化和单独二孩推迟平均生育年龄。

二是抽样误差。从2000年到2014年，国家统计局各年抽样的生育率上下波动在0.1左右。这种波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抽样误差。

三是漏报。这个现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严重一些。但无论是从小样本的核查还是人口普查数据回测来看，漏报率有限。

上述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只是漏报率可能要低些。因为其他国家很少大幅调整生育率，中国1.047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性别高出正常水平约10%，就繁衍来说，中国的1.047只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调5%，中国1.047的生育率也低于世界银行最新2014年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而根据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都要低于韩国。

第一财经：你认为中国2015年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会是多少？

黄文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得到的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对应的抽样调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不超过10%，说明在2000年到2010年的抽样调查中，漏报率应该低于10%。

但即使把2015年漏报率放宽到15%，再假设2015年的抽样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么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另外，很难想象女性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会达到0.1。因此，即使去除推迟生育因素影响，生育率也难以超过1.4。

根据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需要，年出生人口数据上调过高，误国误民

第一财经：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去年抽查的结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黄文政：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将年出生人口向上调整得过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状态。之所以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这么做，就是因为其他数据源本身不系统、不准确。如果因为调查数据不符合某种需要，就用其他数据来大幅调整，就相当于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调查的意义。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为1.22，但最后却借用教育数据调整到1.8。从2000到2010年，这个被调整到1.8的生育率数据一直被当成官方数据，严重误导了人口政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仅为1.34，虽然高于1.22，但远低于调查后的1.8。

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都存在高估

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存在高估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对应的出生人口高出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这个幅度远远超过了夭折带来的差距。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64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8岁人口（生于2002年）仅1367万，相差280万。

由于各种数据源都有偏差，合理的做法是只比较同类的数据。按此原则，无论是抽样调查生育率、出生人口变化还是卫生统计的户籍活产数，都显示，生育率在不断走低，现在更是处于极低水平。

在中国最基本的综合生育率都成了国家机密

在社会科学中，人口统计和预测相对简单，只要没有外部干扰，可以做得很准确。但在中国，最基本的总和生育率都扑朔迷离，这个值得反思。

为什么原始数据不开放？

第一财经：过去很多年，围绕着总和生育率争论非常多，一直持续到今天。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反常情况？

王广州：从技术上来说，要得到相对准确的总和生育率并不难。只要知道各个年龄组育龄妇女的数量，以及她们在某一年度生育孩子的数量，就可以算出该年总和生育率。因为人口数据有非常严格的对应关系，不是你想说多少就有多少。

中国有一个情况，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数据开放不够，这就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希望统计局能够将原始数据更多开放给人口学者，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对符合实际的总和生育率。

第一财经：现在每年的出生人数似乎也很难确定，比如去年，按照1%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出生人数是1100多万，卫计委的住院分娩数据是1454万，但是统计局公布的是1655万。数字之间差距很大，为什么？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你好能说会道哦

第一财经：你曾经发表论文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万，跟现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万差距好大。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个研究假设是2012年放开全面二孩，而且是没有单独二孩的过渡，一步放开。没有过渡与人口年龄结构这两个条件的变化对于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大头，政策每推迟一年，这个大头就往上移，年龄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开的假设相比，目标人群的变化非常大。同时，生育意愿也在随年代不断发生变化。

二、湖北卫计委、中南财大专家组的调研报告

这份名为《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的报告，副题为《宜昌市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调查 超低生育风险评估报告》。调研于2015年8月启动，课题组由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牵头，成员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石智雷等9位成员。

课题组从2015 年 8 月开始实地调研，首先以宜昌市全员人口数据库为基础，从处于 15-60 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 400000 个样本，抽样信息包括女性的出生时间、受教育状况、户籍、婚姻状况、居住地、户籍地以及子女信息等内容。然后，进行深度访谈样本再抽样，抽取 1000 个访谈对象。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宜昌市育龄妇女人均已有子女不足 1 人，宜昌育龄妇女人均有 0.72 个孩子，其中城市育龄妇女人均有 0.69 个孩子，农村育龄妇女人均有 0.74 个孩子。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逐渐减少。在城市，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育龄妇女18.8%拥有 2 个孩子，而大专以上学历这一比重下降为 6.2%。

理想都是想要二孩的，现实是臣妾养不起啊！

数据显示，78.24%的宜昌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 2 个。理想子女数是指不考虑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育龄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

但现实中，实际的生育意愿要远低于理想状态。调查数据显示，宜昌明确表示要二孩的妇女占 35.69%;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占50.16%;没有想好的占 14.15%。育龄妇女明确要二孩的比例随着其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要二孩的比例最高，为 43.4%;本科文化的育龄妇女这一比例最低，为 18.75%。

养了孩子没钱享受好的教育，娶不起媳妇

不想要二孩的首要原因源于经济压力，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主要原因，而婚嫁成本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第二大原因。

“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政策对激励生二孩效果最为明显。

据《湖北日报》报道，2015年8月，宜昌市政府曾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调研，结果发现已生育二孩的家庭仅占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总数的3%。

三、以下摘在财新网对携程老总、北大光华教授梁建章的访谈

（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提高了。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

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

总和生育率1.047的调查背景

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业内俗称“小普查”。

2015年，约567万名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接受了抽查，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55%。这些育龄女性去年共生产了175309个孩子，其中9.3万个一孩，6.97万个二孩，三孩以上为1.25万人。

按照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最终计算出2015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 这个数据显著低于此前官方声称的1.6左右，令不少人口学者表示意外。

根据2015年8月针对宜昌市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调查，2015年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仅有0.81。

2015年的各孩次生育率都比上一年下降了

一个国家每年出生的孩子，有的是一孩，有的是二孩，有的是三孩或三孩以上。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计算得出，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为0.56，二孩生育率为0.42，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0.075。相比之下，2014年的一孩生育率为0.73，二孩生育率为0.46，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0.084。

日本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多年徘徊在1.06左右，一孩生育率徘徊在0.61左右。从小普查结果看，中国目前的一孩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东京。

60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国际警告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

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1990年代多30%-40%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看来，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和素质，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恶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了30%～40%，而相比前几代人，90后人口数量“可以说是断崖式减少”。

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上海“双独二孩”预测多出生100多万人口，实际最终剩下7000多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这比美国人口咨询局201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统计的葡萄牙、新加坡等世界最低生育率还低0.02。“上海市从2008年开始推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统计有200多万家庭符合条件，预测会因此多出生100多万人口。事实上此后5年只有1.5万个家庭申请再生育，最终生下7000多人。”易富贤说。

四、宜昌市政府逼急了

不让生二胎时候拆房强迫妇女结扎

1980年，宜昌实施“一胎”政策，普通百姓超生被结扎拆房，公职人员被开除公职，领导鼓励计生干部：“放手抓，搞过火也不追求责任。”

红头文件能当饭吃吗?

2016年9月18日，湖北省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 信”），这份加盖了8个单位公章的红头文件，呼吁公职人员生二孩，“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

该公开信的发文单位包括宜昌市卫计委、宜昌市教育局、宜昌市总工会等8家单位，公开信的对象为“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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