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群众和人民都是中国现代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们的内涵需要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造现代政治的经验进行解释。群众是指由进入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众组成的松散集合，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属于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众的政治定位。而人民则是指由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在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过程中成为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和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广大群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形成人民，同样广大群众如果不能形成人民，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就难以获得牢固的正当性基础。人民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在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新国家的，因此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植根于人民之中，只有持续不断地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获得深厚的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是同构在一起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同样，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和实现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法则。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根基、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塑造成为人民，从而借助人民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进而构建了能够同现代世界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必须以人民为根基，这是由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古代中国王朝国家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遗产是多民族共同体，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并且完整地带入现代国家之中。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国家必须以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否则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对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就是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塑造成为一个整体即人民，人民就是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具体形态。古代中国王朝国家始终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王朝国家的制度体系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支撑，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多民族共同体得以持续壮大，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指出：“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国内其他各民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长期深入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遍布全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收和传播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民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这里所说的高层次的共同体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其实就是对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集中概括，因此它同西欧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族并不一样。多民族共同体以王朝国家为支撑，当王朝国家在晚清时期遭到西方列强的持续打击而走向崩溃时，多民族共同体的保存就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显现出来。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虽然具有十分发达的制度体系，但是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有效性相比却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孔飞力曾指出，西方的入侵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它意味着“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进入近代的中国不可能按照旧的统治形式存在下去了，必须创建新的统治形式。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构建现代国家，才能适应国家竞争的时代。晚清王朝国家面对现代化冲击时反应迟钝，尽管意识到必须向欧美现代国家学习，从而建立新的统治形式，但是却以王朝国家崩溃的局面宣告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最终失败。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中央政府虚化，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下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国家在事实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统一取决于政权统一，而政权统一则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殊性在于，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落后国家里重建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而完成国家统一。由于国家的分裂状态导致中央政府只是虚名而已，因而控制中央政府并不能实现政权统一和国家统一。这也是民国时期先后掌握中央政府的新旧军阀不能够完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以维系多民族共同体作为出发点，同时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和政权的重建统筹起来考虑。在国家分裂、列强环伺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就是要打倒列强和扫除新旧军阀，因为列强入侵和军阀割据是导致多民族共同体陷入分裂的主要原因，故而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就必须推翻列强和军阀的联合统治，政权重建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多民族共同体是古代中国王朝国家最重要的遗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王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其实，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带入现代国家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基础。进而论之，不管中国现代国家的具体形态为何，如果它没有维系住几千年来的多民族共同体，便不可能具有正当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事实上也没有最终完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呢？列强入侵和新旧军阀割据将多民族共同体推到了分裂的境地，这对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制造了诸多障碍。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是诉诸民族主义，然而近代中国如果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多民族共同体的资源，其效果将是十分有限和复杂的。不管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是作为政治民族的“国族”还是作为历史-文化民族的“族群”，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入侵的条件下，近代中国不可能获得足够长的历史时期来将多民族共同体打造成为国族。同时，政权的分裂能够为从族群角度界定民族主义提供养料，于是本来已经出现分裂的多民族共同体，将会由于民族主义的刺激而掉进彻底解体的陷阱之中。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要实现保存多民族共同体的目标，就必须立足多民族共同体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寻找新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支点，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结成革命阶级联盟，最终找到了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住的法门。构建革命阶级联盟，实际上就是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因为不管王朝国家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内部构成多么复杂，汉族和少数民族内部都在客观上存在着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构成了多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极少数，而被压迫阶级则是革命的动力，构成了多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绝大多数，因而只要将多民族共同体的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革命阶级联盟，就是由多民族共同体的被压迫阶级组成的，这个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阶级联盟并非松散集合，而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整体政治力量。要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住，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支点，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塑造成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即人民，并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的联合统治，而要战胜强大的敌对势力最终取得革命成功，也只能依靠作为整体政治力量的人民。人民推动革命成功，中国现代国家就以人民为根基进行建构，于是多民族共同体就在整体上纳入现代国家之中，从而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以人民为根基构建中国现代国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基础。虽然将多民族共同体塑造成为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要求，但是多民族共同体不会自动凝聚成为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通过由阶级划分、政治动员、革命阶级联盟等环节构成系统过程，中国最广大群众才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形成人民。人民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得到牢固确立的过程，能否将群众凝聚成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并且以人民为根基创建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上，才成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换言之，将群众塑造成为人民并以此为根基建立新国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基础。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意味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是非常落后的。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落后性质：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规模上都比较有限，农民是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庞大的阶级；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的横向组织体系发育迟缓，虽然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之下是发达的宗族社会，但跨越宗族从而跨越地域的组织力量基本不存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但是“缺乏集团生活”，于是近代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分散状态。尽管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地域性组织，但是此类组织并不能够发挥将近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上联系起来的功能，各种地域性组织在近代中国实际上只是在相对于宗族而言更高的层次上将中国社会分散化。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要求是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住，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自身却是高度分散化的，因此要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从而将其成员凝聚成人民，就只能依靠外在的介入性力量。民国初期出现组党热潮，除了因为存在着向欧美国家学习运作共和政治经验的客观需要外，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精英认识到了现代政党在整合近代中国社会上的潜能。依靠现代政党将中国民众组织起来，进而依靠现代政党体系从横向上将地域社会联系起来，是辛亥革命之后存在于近代中国上层社会之中的一个重要共识。陈明明就认为，“组织化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代表中国人学习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经验的努力因而也最具‘现代化’的方式就是组织政党”，因为通过现代政党组织起来“意味着民族重生”。政党诚然有着团结中国社会的潜能，但是民国初期的政党不可能完成凝聚多民族共同体的重任，因为此时的政党遵循的依然是控制中央政府进而从上而下组织中国社会的思路，其结果就是将“个人的竞争”变成了“有组织的竞争”。所以，民国初期的政党只是竞夺权力的利器，而非凝聚近代中国社会的法宝。民国初期的政党在凝聚民众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不可能承担起整合近代中国社会的重任，要想将本来就比较分散、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统治下已经四分五裂的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住，只有依靠一种特殊的现代政党即列宁创造的先锋队政党才能完成。先锋队政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奉行民主集中制、有着严密组织体系、遵循严格行动纪律、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以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的联合统治进而建立新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同旧的统治秩序是不能相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具体言之，在对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进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从而在自身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支点建立革命阶级联盟，进行社会革命。革命阶级联盟是对多民族共同体进行政治重构的产物，从多民族共同体到革命阶级联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革命阶级联盟并非就是人民，人民是从革命阶级联盟中脱胎而生的，只有当中国共产党成了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力量时，革命阶级联盟才转变成为人民。国共两党曾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共同发起了国民大革命，建立了由各社会阶级共同组成的联盟，但是“由于国民党原来组织成分的复杂性，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集中而论，革命阵营内部鱼龙混杂，军阀、地主、买办本来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一部分军阀、地主、买办却进入革命阵营，后来又成为革命阵营的掘墓人。国民大革命的失败说明，如果不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就不足以廓清革命阵营的边界，而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掌握领导权，就不足以开展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从应然的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同国民党进行系统性竞争的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能自然获得革命的领导权，要想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去争夺”。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行动就是广泛深入地开展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革命的动力和众敌人之间的界限，廓清了革命阵营的边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规模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实现了更好的融合，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的先锋队。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而且是一个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吸纳进革命阵营，从而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政治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革命阶级联盟能够被进一步塑造成为人民的根本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阶级联盟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集中制建立了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也推动各种外围组织的发展，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将中国民众组织起来。这种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得到了两个重要因素的强化，一个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个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使中国民众组织起来，而且赋予组织起来的民众以目标和意义，同时领导中国民众采取协调一致的革命行动。由此可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阶级联盟就不再是松散的集合，而是作为整体政治力量的人民。人民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人民形成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获得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确立和人民形成实际上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人民是整体的政治力量，这并不等于说人民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事实上人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政治力量。人民是由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阶级联盟共同构成的，如果人民的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人民就会随之发生变化。至关重要的是，人民发生变化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既可能继续巩固、发展壮大，又可能软化松解甚至解体，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将民众塑造成为人民。林尚立指出：“党领导的核心使命就是创造人民的联合，凝聚人民的团结。”人民形成是一个持续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集中贯彻在人民形成过程中。只有持续不断地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具有深厚的正当性基础。人民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基础，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制约。人民能够作为整体的政治力量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凭借发达的组织体系将革命阶级联盟组织起来，而且通过民主集中的政治过程，一方面将进入革命阶级联盟的成员转化为群众，另一方面同群众进行持续的互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结构和行动上就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和群众越是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民就越是能够成为整体力量、越是能够成为政治实体，因此人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党和群众是构成人民的核心要素，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基本结构，人民的整体特质、实体品格、政治性质，都必须从党和群众关系这种基本结构出发才能得到解释。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且以阶级斗争为支点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廓清革命阵营，最终结成能够推动革命发展的革命阶级联盟。革命阶级联盟是人民形成的基础，不过更为关键的步骤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阶级联盟进一步塑造成为人民。人民形成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的要害在于，构造一种能够贯彻到革命实践中的普遍性的支撑结构，并且围绕着这种支撑结构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整体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所以在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人民时仍然坚持从人出发，只不过这时的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从阶级出发而是从群众出发来塑造人民，党和群众的关系构成了能够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人民的内在支持性结构。为了将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实现党和群众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而群众路线则是构建良好党群关系的核心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充分认识到群众对于党的重要性：“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先锋队性质使然，先锋队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但是先锋队的使命则是领导群众共同革命，如果先锋队不“到群众中去”，就会脱离群众，那么就没有履行领导职责，故而先锋队也就称不上“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到群众中去”，先锋队性质才能通过领导革命的实践落到实处。邹谠在分析中国革命时就十分看重群众和群众路线的作用。他认为群众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起点，并且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区别开来。“群众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是下层阶级的成员，他们必须由政治积极分子动员并组织起来。一旦他们得到政治领导，他们对社会与经济正义的主动的或潜在的要求将激励他们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这样，群众、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的观念重视在政治运动中积极参与并履行义务。某些中间利益通过政党组织起来，其他中间利益则被排除。在所有现代社会，公民权观念和群众观念通常都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但在它们的出发点上，在它们对某一种或其他联系形式的强调上，各个社会之间有所不同。这些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国家重建的模式。”不过，邹谠只说对了一半。群众诚然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起点，但是绝非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实现了党和群众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才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坚实基础。当然，将群众确立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起点对于人民形成而言有着显著意义，因为群众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构成人民的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群众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点，其实就是指群众是人民形成的起点。当革命阶级联盟的成员以群众的身份出现在中国革命之中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过程将要出现，这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只有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才能在和群众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紧密结合，进而将群众塑造成为人民。由此可见，群众虽然在人民形成过程中是起点，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落脚点，群众的确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人民形成中发挥着根本作用。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创造，它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动员有机统一起来，进而建构出人民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就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系统性的政治过程，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只有群众路线才能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以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作为结构性支撑将人民塑造成型。由群众路线塑造的人民首先是一个整体。人民和革命阶级联盟的根本差别就在于，革命阶级联盟是以阶级为单位组成的松散集合，其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阶级划分廓清敌友阵营，而人民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划分深入革命阶级联盟内部进行政治整合所形成的整体。人民的整体特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是不能分割的，作为整体的人民具有组成它的要素不具有的特征；二是人民是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达组织体系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外围组织是将人民组织起来的资源。人民只有作为整体存在才能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而推动革命不断发展、保障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并且在为中国现代国家提供根本支撑的基础上成为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由群众路线塑造的人民同时是一个实体。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人民一直被视为抽象的整体，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人民才会作为主权者出现，这是同欧美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经验相符合的。但是中国现代政治的经验则表明，人民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实体，因为人民不是在特定历史时刻自动出现的，而是在漫长的社会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人民形成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并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最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党和群众紧密结合的状态通过群众路线实现，并且在中国现代国家创建之后，党和群众密切结合的状态定型为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作为实体的人民也得以制度化。由群众路线塑造的人民还是动态发展的政治力量。党和群众是构成人民的核心要素，如果党和群众发生了变化，那么党和群众关系也将随之变化，因此党和群众紧密结合的状态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不言而喻，人民绝非是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政治力量，事实上正好相反，人民能够形成，也会松解，甚至解体。如果人民由于内部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而解体，那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要想巩固和发展人民，就必须根据条件的变化，构造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持续不断地为人民形成提供结构性支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基础，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制约，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始终落脚于塑造人民、巩固人民、发展人民之上。持续不断地塑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必须始终紧紧把握的政治主题。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是人民内部的支撑结构，要在长期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始终塑造人民，就必须构建牢固的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塑造人民的核心过程，它的基本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对群众路线进行创造性发展，在坚持群众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拓展群众路线的外延，确定和发展群众路线之中的政治机制，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人民能够形成、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回答黄炎培的提问时就敏锐地指出，民主是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根本方法。其实，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民主决策。“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进一步将群众路线中的民主精神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并且将其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构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使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新型现代国家，人民形成本身也是一个民主过程，以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构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塑造、巩固和发展人民，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要义所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人民当家作主出发，中国共产党塑造、巩固和发展人民的现实路径主要包括由群众选举、同群众协商、受群众监督、对群众负责、为群众服务。它们同样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五个层面，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成熟定型的基本着力点。由群众选举。选举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运作机制，选举权的有效行使是国家权力公共性的来源。由群众选举在我国主要是指选举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现代国家以人民为根基得到创建之后将人民以制度化形式确定和巩固的基本组织，而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对于构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而言，由群众选举就是要使党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执政，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在联系党和群众从而塑造人民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同群众协商。仅有选举是不够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实行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因此要构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就必须在选举之外发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习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同群众协商实际上是对由群众选举的深化和发展，其目的是要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责，从而在治国理政的具体过程中实现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密切结合。受群众监督。中国共产党是将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根本所在，在人民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先锋队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党的超大规模由于提高了先锋队保持高度内聚性的难度，所以加剧了这种危险，因此先锋队必须受群众监督。只有将先锋队置于有效的群众监督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够收到实效，中国共产党才能依靠全面从严治党来保障先锋队性质。对群众负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否会出于内心自愿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是否对群众负责。对群众负责并不等于说要以群众意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准则，而是指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必须维护公共利益并且以此为基础保障和改善群众的个人权利。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既不能落后于群众意愿，成为群众的尾巴，也不能超出群众意愿，变成命令主义，而是要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个别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次要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领导群众前进一步，摆脱自身的局限。为群众服务。群众是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要构建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就必须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群众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将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凭借人民的力量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先锋队性质诚然为其领导地位提供了根本支撑，但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必须见之于政治实践才能得到证明。在近代中国，这个政治实践就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必须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而要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只能从人出发，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最大程度上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带入现代国家之。中国共产党首先借助革命阶级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纳入革命阵营中，然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心将革命阶级联盟的成员转化为群众，最终借助群众路线实现党和群众的紧密结合，于是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的人民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形成的根本支撑，党在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同时牢固地确立了自身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现代国家以人民为根基得到创建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因此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础。持续不断地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群众选举、同群众协商、受群众监督、对群众负责、为群众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塑造人民的实践路径。注释：（略）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下载原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