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佐夫：斯大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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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佐夫从大量前苏联档案搜集第一手证据，证明，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决定性作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不是其他人，正是斯大林，因为他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确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能够牵制日本不能从东方进攻苏联，他认为此时中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承担了领导全国抗日的职责。本文摘自《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此时正在川西北转来转去，他用了40天的时间才将他的部队从沼泽地里撤出来。四年后，刚刚回到莫斯科的奥托•布劳恩向他的上级报告说：“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张的主力处于没有给养、没有歇脚处的状态，因为他们找不到造桥的材料，而过河又只能靠桥（布劳恩的原话如此）。据说，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10月5日，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张国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府”和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洛甫的党籍”。你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他手下的指挥员和政委中，谁敢反对这些行为他就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有些人甚至被枪毙了。
此时，政治局已安顿在陕北。1935年12月中旬，毛迁移到苏区中心瓦窑堡，其他领导人也在那里住了下来。用布劳恩的话来说，这里“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里”。“我们注意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部分盐碱化了的贫瘠的土地。”一个目击者回忆说。村庄中的院落破败不堪，田地无人耕种，稀疏的乡村人口勉强维持着凄惨的日子。连年军阀混战、土匪的烧杀抢掠、恐怖的饥荒和流行病灾难性地破坏了当地经济。在毛的部队到达前的1928—1933年，一半多的当地人口死于饥荒，许多村庄中10岁以下的儿童都死光了。陕北几乎成了无人区。像华北各地一样，这里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像在“客家人地盘”上一样，当地人的赤贫——他们处于饿死的边缘——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小山沟和被幽深峡谷所分割的黄土高坡。光秃秃的黄土山峰阴沉地俯视四周，战争和饥荒的幸存者们就住在这些山丘上。放眼四周，你可以看到数十个乃至数百个窑洞。
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在松软的黄土上挖个洞居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也住在这样的窑洞里。从赣南、福建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森林转移到荒凉的北方只能让人感到忧郁，但毛没有陷入这些唏嘘感叹中。遵义会议尤其是与张国焘的分裂已经把他抬升到了一个人人把他当作领袖的位置，大家都指望着他拿主意。
在秋末和整个冬天，他忙于在这个新地盘建立权力机构。他自然投入了大部分精力来加强他的军事力量，红军合并了当地游击队后总兵力达到10410人。11月初，毛重组了他的部队，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老名字。由于朱德还在张国焘那里，司令员的职务便由彭德怀担任，毛自己当了政委。成立了作为最高军政机构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行使对苏区的全面控制。毛是这个机构的主席，已经病愈的周恩来和朱德成了他的两个副手。毛没有埋怨“老朱”。他知道，这个职业军人习惯了服从党的领导，因此不会抵制张国焘。苏区也建立了政府，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它主要负责经济事务。毛的弟弟泽民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政府主席这一崇高的位置则给了博古。毛知道如何与他需要的人修复关系，这些人包括以前的敌人。屡试不爽的“治病救人”原则继续有效，心存感激的博古愉快地为毛泽东服务。
但毛与桀骜不驯的张国焘始终未能恢复良好的关系，双方的冲突延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6年11月末，不幸的张才在朱德的陪同下来到陕北，寻求和解。他在四川、西康和甘南的沼泽地和高山之中与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不停地作战，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部队。毛大度地接待了他，张已经“丢了脸”，因此就不再危险了。即使他继续从事反党活动，也没人会追随他。“我们发表了演说，互相祝贺，”张国焘写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毛甚至主动提议张担任一些重要职务。他让张取代朱德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他的副手，再次任命他担任红军总政委（总司令仍是朱德），还让他当了政府的副主席，双方的分裂就这样弥合了。毛对未来十分乐观。
对共产党人来说，未来开始露出曙光。日本人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高涨。一年前的1935年12月，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抗日运动席卷全国，此即一二•九运动，全国军民群情激昂。政府对赤裸裸的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已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始得到公众舆论的呼应。
在多年的血腥内战之后，毛开始意识到，只有顺应民众的爱国感情，共产党人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无论是他还是他同僚中的任何人都没打算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但“缓和他们的激进理论”在策略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严酷的内战还在继续，蒋介石依然是主要的敌人，但从那时起，在斗争中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任务。
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同样的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迅速改变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共产党人不再寻求推翻统治阶级，而是要与其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在西方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东方是抗日统一战线。当然，我们清楚，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一点也不想改变统治世界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他改变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以便将更多的同盟者吸引到他的身边以及各式各样的共产党身边来。这些决定是1935年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这次大会期间，王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于8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同胞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然，王所说的“同胞们”并不包括蒋介石和其内阁成员，他仍然认为这些人是“人面兽心的败类”。
由于中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毛和其他政治局的领导人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这些变故，他们不得不不顾风险地独立行事。我们知道，在做出去陕北的决定的同时，政治局取消了派毛泽民和其他特使去新疆的决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联系一事被推迟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时机。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莫斯科正在尽最大努力力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莫斯科已经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而且完全支持它的决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向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汇报了会议要点。陈云同包括瞿秋白遗孀在内的另外七八个共产党人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不久的1935年9月到达苏联的首都。（瞿因健康状况不好，红军开始长征后仍留在中央苏区。他于1935年2月在福建的一座山上被抓获，三个月后，他被国民党处决。）
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陈云实际上于1935年6月就离开了中央红军，但他最初的使命并不是去苏联，而是去“重建上海的党组织”。因为他无法完成在上海的任务，于是他在9月初根据王明和康生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命令动身去了莫斯科。到莫斯科后，他化名史平，开始在共产国际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工作。他就是在那时将遵义会议的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记们的。因为他不是专门到莫斯科来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的，所以他没有遵义会议决议的副本。因此，他的汇报无法得到文件的证实。莫斯科是在1936年的某个时候才收到决议文本的，这些文件是由也参加了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带来 33 55169 33 18655 0 0 4552 0 0:00:12 0:00:04 0:00:08 4581。1939年的晚些时候，原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和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化名王松）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干部部递交了一份决议文本。刘亚楼此行的目的是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决议文本本身并不特别重要，即使没有它，莫斯科也乐于支持中共政治局的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这并不出人意料。1935年9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树立毛的权威。在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宣称毛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总Z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样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这句话是中共代表滕代远说的。显然，没有在莫斯科身居高位的那些要人的批准，滕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有大会与会者的发言稿和报告都经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相关部门的事先审查、编辑和批准。第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致力于树立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1935年8月下旬特别召开的一次代表团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全力执行大会的决议。他说：“应当树立谁的权威？当然是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威……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权威。”
我们知道，王明自己就想当党的领袖，所以对毛泽东并不服气。不久以后，和王明在一个机构共事的一名工作人员郭肇堂（俄语化名阿法纳西•加弗里罗维奇•克雷莫夫）在王明的直接协助下，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份关于毛泽东的材料，目的在于破坏斯大林对这位游击队领导人的好印象。材料是这样说的：
社会背景——小地主（有个读材料的人用红铅笔在这上面打了个问号）。没有系统性的错误。非常努力的工作者，高效率的鼓动者和组织者，知道怎样深入群众中去，群众工作的好领导。在农民运动和游击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在艰苦和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非常积极，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个人性格是无私的——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做宣传工作。以上是优点。缺点是理论修养不足，因此容易犯个人政治错误，不过在正确的和坚定的党的领导下，能很容易和很快地改正他的错误。（最后这句话的大部分被人用红铅笔在下面画了线，并被加上了括号，在页边空白处还打了个问号。）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化名克里洛夫和根那季•尼古拉耶维奇•卡尔波夫）和张遂上（化名鲍里斯•卡拉什尼科夫）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前成员李立三和赵毅敏曾向上级反映，王明“正在破坏毛泽东在驻苏联的同志中的威信”。以下是1940年2月17日李立三在与共产国际的官员们谈话时就这个话题所谈的内容：
在我看来，毛泽东不是政治领袖这一流言的主要来源似乎是王明。他告诉我，小艾（赵毅敏）和其他人说，毛泽东是个很好的人，但在理论非常薄弱。在与我和他更信任的小艾谈话时，王明谈到了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说报告里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他修改了它们，现在报告好多了。从中国收到的其他文件同样被修改过。结果就是，这些被修改过的许多文件与它们原先的中国版本是不同的。
极有可能的是，王明是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树立对手的权威的。像以前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中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些决定，因为中共对苏联的资金依赖并没有减少，苏联的大批资金持续地流向中共中央。1934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从中国共产党未花费的基金和备用基金中各抽出10万卢布寄给中共。1934年7月1日，莫斯科决定在1934年的每个月都给中国共产党7418金美元。
第七次代表大会一结束，苏联就发起了大规模宣传毛泽东的运动。1935年12月初，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喉舌《共产国际》刊登了长篇歌颂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文章没有署名，但是它的作者不难查明。这篇文章是由《真理报》外国部副主任亚历山德罗•莫伊谢耶维奇•哈马丹所写的，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的1932年，他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情报处处长。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付的这个任务。他找不到文献资料，除非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中方人员提供给他有关毛的材料。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又刊登了同一作者撰写的介绍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文章。随后，毛的传略和该作者所写的有关朱德和方志敏的传记由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英雄》。方是闽浙赣根据地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死于1935年8月。
直到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特使、中共老党员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陕北时，毛才得知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对他的广泛宣传。林育英是毛的最忠实的一个将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和毛在1927年春天就已经互相认识，尽管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见过面，但都非常尊敬对方。
在他到来后，中共领袖们花了几天时间讨论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显然，为了贯彻斯大林的新政策，党有必要修改基本的政治路线。洛甫表示，党也需要重新审查其社会政策，首先是对富农的政策。“我们必须区分地主和富农。”他强调说。林育英显然支持他，说这样的方针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不过，毛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尽管他承认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他不想完全改变他以前的政策。12月1日，他给正在起草一份有关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党内决议的洛甫写了一封信，阐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写道：
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讚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毛的意见只是“基本上”被接受了。毛所说的假如在斗争中贫农和中农提出了平分富农土地的激进口号就应当支持他们的看法，在洛甫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毛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尖锐对立。12月6日，在毛随部队外出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洛甫起草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的决议草案。九天后，不想陷入冲突中的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相应的指示，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在富农问题上的观点。
两天后，洛甫在瓦窑堡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与共产国际改变路线有关的一般性政治和军事问题。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是一次为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打基础的会议，已经习惯于在这种场合保持一致的洛甫和毛作了主要的报告。会议决定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矛头对准日本人和蒋介石。会议还决定，联合所有爱国力量，包括国民党在内，组成一个“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统一战线中不应当包括蒋介石及其最亲密的同伙。毛强调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情况……有利于革命……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在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已经开始为这个目标做相应的工作了。1935年11月末，毛第一次向驻扎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提出了停战、共同抗日的建议。实际上，这是对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西北最著名的军人张学良所做出的善意姿态。这位前东北军阀在中国的权力平衡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东北军在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下撤出了东北，现在正驻扎在陕西的南部和中部地区。这支20万人的部队的总部设在该省的省会西安。1936年时，他仅有35岁。由于其父张作霖做过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又是东北军的元帅，因此子承父业的张学良被称为“少帅”。少帅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个著名的坚定的反日人士。1928年，因他的父亲张作霖元帅想要在东北奉行“独立”政策，日本的情报机关便设计暗杀了他。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飞了，他因重伤而死，但日本人并没有就此罢手。1931年，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张学良的所有地盘。从此，他就试图与任何他认为能够帮助他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天真的少帅对意大利的领袖寄予特别的希望。这首先是因为他同情法西斯分子，相信只有墨索里尼式的钢铁般的专制独裁才能将中国从目前的危急中拯救出来，其次是因为他指望领袖的女儿埃达的帮助。埃达是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未来的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的妻子。张是个风流的人，年轻，外貌英俊，一头黑发，胡须上翘。他喜欢夜总会和歌舞表演，舞跳得很好，风度优雅地追逐女人。顺便说一下，张的个人财产大约相当于5000万美元。齐亚诺伯爵平时不太理会他的妻子，宁愿在上海的酒吧和妓院里鬼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热情如火的意大利女人抵挡不住英俊的元帅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有传言说，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埃达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怀孕，为达到目的颇费了一些周折。由于埃达的不断努力，他们于1931年10月1日在上海生下了墨索里尼的外孙小法布里奇奥伯爵。埃达与张学良的关系在生过孩子后热乎起来，但持续时间不长。1932年，埃达和她的丈夫回到了罗马。
1933年4月，张学良也动身去意大利。尽管他迷住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墨索里尼仍无法提供援助，他不愿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张元帅尽管对领袖感到失望，但仍保持着对极权主义的信念。他从意大利去了德国，在那儿会见了希特勒和戈林，但从他们那里仍一无所获。接着，他去了法国，在那里邂逅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张认为也许会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便请求李维诺夫为他安排去苏联的旅程，但李维诺夫断然拒绝了他。斯大林并不想使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复杂化。
至此，张学良才明白不能指望从外国得到帮助。他于1934年1月回国，但只是在1935年11月毛向他的一个将领提议停战的时候，他向日本人复仇的机会才到来。1936年4月9日，张开始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们直接谈判。代表们来到了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之下的陕北小城延安。双方谈判后不久，张学良就同意停止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甚至供给他们武器。
双方的协议缓和了苏区边境地区的形势，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1936年6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城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出人意料地进攻了共产党人，攻占了他们的首府瓦窑堡。毛、洛甫和所有其他人不得不立刻向瓦窑堡以西300里处的保安撤退。到了那里，他们还是住在窑洞里。保安是个半荒废的小镇，只有不到400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废墟。
尽管出了这种事，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毛对到保安来采访他的埃德加•斯诺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在1936年7月15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毛就强调：“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斯诺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同情。在美国和中国的左翼人士中，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文章和他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采访报道。他非常年轻（在1936年的时候他仅有32岁），文字犀利，见解激进。尽管他有点左，但却以独立而著称，这一点使他不同于在中国的其他左翼记者，这些人公开宣扬他们亲共产主义的观点。正因为“独立”，斯诺才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关注。他们决定利用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记者，以便在不可避免的中日战争前夕在中国和世界舆论中宣传他们的看法。
而埃德加•斯诺也在寻求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毕竟，他是一位专业的报刊记者，他明白这样的会见会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早在1936年3月他就开始试探访问中国“红色地带”的可能性。但是只是到了7月他才确信，访问能够成行。在他和中共领导人之间起了中介作用的人包括：著名的北京大学俄国文学教师、俄国移民谢尔盖•波列伏依，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人刘少奇以及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如我们所知道，谢尔盖•波列伏依早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早在1921年4月他就帮助苏俄代表与中国的新锐分子建立了联系。宋庆龄从20年代末就开始为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工作，她的代号是孙夫人和莉亚。当然，同波列伏依一样，她也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是，作为一名左派人士（季米特洛夫在谈到她的时候声称，她“跟共产党员差不多”），她从1925—1927年以来，一直与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正式的联系。
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斯诺成了访问中共陕北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陪同他一起访问的有美国皮肤科医生、黎巴嫩人乔治•海德姆（中国人称他为马海德）。在埃德加•斯诺面前，毛显得“很平和、自然而毫无拘束”，是一位有着很强的预见力、洞察力和说服力的哲人。看来瓦窑堡的丢失对他毫无影响。斯诺回忆道：“他无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领袖。”在宽敞的窑洞的各个房间都能听到他响亮的笑声，这笑声进一步强化了斯诺的上述印象。斯诺还写道：“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环境，不再为这种气候感到苦恼。他对雪山情有独钟。在斯诺到来半年前的1936年2月，毛写了一首名为《雪》的词。
在他的诗词作品中，这首词无疑是佼佼者：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当然，斯诺还注意到了毛作为农民的本质：“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是如此热衷于谈话，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实干家……然而，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他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无武断的影响。”
斯诺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待了三个多月：从1936年7月初到10月12日。他调查了局势，采访了许多人，走访了一些红军部队。他在7月、9月和10月同毛进行了多次会谈。他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内外政策问题、抗日战争问题、国际共运问题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景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应他的请求，毛在10月中旬与他进行了几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首次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这些会谈通常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结束，对此斯诺作了如下描述：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重要的。他也像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在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以及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对于同美国记者进行的每一次访谈，毛都进行了准备。当谈论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看一看放在他前面的小纸片。在这些小纸片上他事先记下了会谈的计划。斯诺回忆道：“他给我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些可供我随后了解他们的生活的事实，这些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报告也是整整一代革命家的信仰。”在谈话的时候毛毫不拘束，不介意做一些粗俗的举止。有一次，在窑洞里，他感到很热，于是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长裤和上衣，然后非常放松地坐到了椅子上。他非常简单地解释说：“妈的，太热了！”斯诺写道：“他很有幽默感，喜欢讲笑话，有一次他请我向他讲一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的内容……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毛有相当的理由镇定和乐观。瓦窑堡的丢失对战略形势没有影响；红军在稳步扩大，已经达到25000人；抗日战线也在逐步形成；与张学良的交往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共产党的领袖们甚至开始考虑秘密吸收少帅入党。（张已经表示想要加入共产党。）6月末7月初，中共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也恢复了。毛泽东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就请求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到每个月200万墨西哥元。他还希望莫斯科送来飞机、重炮、火箭炮、步兵武器、高射炮和浮筒等。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汇报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
援助很快就来到了。斯大林寄给他200万卢布，几个月后，又送来了50万美元，以及1166吨燃料、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在此之前的8月15日，斯大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名义发了一道指示，表示他“基本上”同意毛的政策。
斯大林8月15日的电报还建议扩大统一战线的规模，建议毛改变对蒋介石的否定态度，在红军和整个国民党之间而不仅仅是与张学良“设定一个停止军事行动的路线”。顺便说一下，他禁止吸收张入党。“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斯大林表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目前的阶段，一切都要服从于与它的斗争。”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观点很容易理解。从1934年开始，斯大林就不断地从国家安全总局对外部和军事情报部门收到情报，说日本人极有可能进攻苏联。早在1934年夏季，已被国家安全总局招募的墨西哥驻上海的领事莫里奇奥•弗雷斯科就向苏联驻外代表报告说：“根据意大利线人的情报，蒋介石已得知日本将要在一两个月内进攻苏联。”墨西哥人的这个情报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苏联远东边界的紧张并没有缓解。
毛当然不知道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报告，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十天后，他依照斯大林的指示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建议结束内战，开始谈判。“我们政策的核心是与蒋合作抗日。”他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人宣布说。
但是在中国，国家大事远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左右的，蒋介石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根据苏联驻华领事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博格莫洛夫提供的报告来看，蒋“只有在对日战争的前夕，而且在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情况下”，才可能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此时，蒋正在为第六次“围剿”共产党人做准备。这一次，他需要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在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对日作战的前夕，他决心用“围剿”来巩固他作为民族领袖的权威。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共产党方面的私下谈判，对此十分不满，反复警告少帅，说共产党人不值得信任，但都没有用。1936年12月初，蒋决定去见张以进行“一次重要的谈话”。在他父亲被暗杀后的一段时间内，少帅把蒋当做他的“大哥”来看待，蒋介石记得这一点，因而觉得有把握让这个鲁莽的年轻人恢复理智。1936年12月4日，他乘一架老掉牙的小飞机从河南省会洛阳——他的战地指挥部设在那里——起飞去西安会见张学良。蒋住在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的古代府邸里，这个府邸位于西安市郊一个名为华清池的风景如画的地方。这里四周群山环抱，因其温泉而著名。玄宗皇帝迷人的妃子、著名的美女杨贵妃喜欢到这来洗温泉，玄宗与她不顾后果的交往使自己丧失了皇位。公元755年，坚定而又大胆的安禄山领导军队起兵造反。皇帝和他的宠妃逃往南方的四川，但运气明显地不再眷顾他了。在一个陡峭的山口，玄宗的私人卫队造了他的反，他们把一切降临到朝廷上的灾难都归罪于柔弱无力的杨贵妃。士兵们勒死了她，并把她的尸体扔进了山沟。玄宗被迫宣布退位。蒋介石选择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真是不吉利！
蒋住进了光线暗淡、名叫五间厅的单层厅房，这套房子位于庭院的东南角。他就在那里会见了张学良，张则由少帅的同盟者、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陪同。张学良坚持认为需要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人。蒋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消灭共产党才是成功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关键。会谈很艰难而且很快陷入了僵局，陈设简陋的亭阁的荒凉气氛似乎也不利于取得成功。
12月9日星期三，谈话的气氛更紧张了。12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发表谈话，对中国提出了新的威胁，西安的一万多名学生为此组织了示威游行。游行这天恰好是1935年全国范围的反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这真是火上浇油。学生们要求结束内战，联合各派力量抗日。临潼离蒋介石的住处不远，学生们在从西安到临潼的路上碰到了警察，后者对他们开枪，两个学生受伤，而受伤者刚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
张学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为了给蒋介石施压，12月11日星期五晚上10点钟，他向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们下达了一道逮捕蒋的命令。12月12日早晨5点钟，一支两百人的队伍在张学良的警卫之一、28岁的上尉孙铭九的带领下进攻了蒋介石的住处。蒋听到枪响后，跳出了卧室的窗户，在周围白雪覆盖的山上找了个狭窄的石缝藏了起来。两个小时后，他被发现。他光着脚，睡衣外面披了件袍子，冻得直发抖，开始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慌乱之中，他忘了戴义齿。上尉按军中惯例向蒋敬了礼。蒋语气沉重地说：“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
“我们不开枪！”孙回答，“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那时，我们就第一个来欢呼我们的总司令。”
“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蒋介石说。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经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听到这些话，总司令明显地放心多了，要求他们带一匹马来，让他骑着下山。
“这里没有马，”孙回答，“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
他在蒋介石面前蹲下。总司令吃力地爬上了上尉宽阔的肩膀。张学良的卫队长把总司令背到一辆汽车边，最后对他说：“既往不咎。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
“我确信，”蒋介石干巴巴地说，“张少帅有个对中国非常好的政策。”
“现在是民族危亡的时刻，”孙岔开话题说，“我们希望总司令接受人民的要求。”
“我一直准备考虑张少帅的要求。”蒋回答道。
“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打日本。”蒋气愤地回答。
“但是东北军要求您尽快地打日本，他们的家被敌人占领了，全中国都受他们拖累。”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突然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
“如果你代表中国人民，”孙说，“为什么你不抗日？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你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怎么能说代表他们？”
“我是个革命者，”总司令顽强地争辩道，“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信念，即使你抓了我，我的精神也永远不会屈服他人。”
蒋介石被送到了西安。在那里，张学良为给他带来的不便道了歉，再次要求蒋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日。与此同时，12月9日下达命令驱散游行学生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蒋介石的十几个随员也被逮捕了。
12月12日早晨，蒋介石被逮捕的新闻传到了共产党在保安的总部，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兴奋不已。毛的秘书、共产党员叶子龙回忆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那两个字表示的意思是张学良决定用武力去“劝说”蒋介石，这就是少帅告诉毛泽东的内容。据叶子龙说，当毛醒来时，整个城市都极度亢奋。住在中共中央大院附近的奥托•布劳恩也为笼罩着保安的不同寻常的兴奋所震惊。他注意到毛早晨起得很早，这极不寻常，因为他总是晚上工作，白天醒得很迟。在毛的窑洞里，连接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军队将领的外线电话响个不停。奥托•布劳恩的警卫员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件，博古也证实了这个轰动性的新闻。奥托•布劳恩回忆道：
这个消息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保安城，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人……这一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晚上，在露天开了一个大会，保安和附近地区的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个公开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讲话的，我记得还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城里一片喜气洋洋”］。在12月13日早晨的政治局会议上，极为兴奋的毛把逮捕蒋介石说成是革命的、抗日的进步事件。“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张国焘回忆说，“有的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毛泽东……一直在那里大笑。”政治局几乎一致决定，应审判蒋介石并判处他死刑。后来，毛亲自把相关事件汇报给了共产国际。
西安事变的消息于12月13日当天传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感到震惊，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乐观、讚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保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反苏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二天，他与最信任的同事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中国事务。他在会后才跟斯大林联系，但他听到的话让他大吃 62 55169 62 34187 0 0 6857 0 0:00:08 0:00:04 0:00:04 6892一惊。老板像往常一样简洁明快：
建议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独立的主张，站出来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签订协议和共同行动，对所有支持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党派和团体坚持民主的纲领。在共产党给国民党的信中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要强调党的这些主张。
这些想法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斯大林实际上是在要求共产党人释放蒋介石！否则的话，冲突怎么能够和平解决？
几个小时后的午夜时分，斯大林突然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十分生气地问道：“你们那个王明是什么人？是内奸吗？他想发一封电报让他们杀掉蒋介石。”
大吃一惊的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我把电报找给你看。”斯大林说完就扔下了话筒。
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找电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是有人误导了斯大林。也有可能是斯大林知道季米特洛夫正要下指示杀掉蒋介石，想吓唬他一下。不管怎么说，领袖对此很不高兴。
此后不久，斯大林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
“明天3：30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来，我们要讨论中国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尔斯基，没有其他人！”
他们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只能猜测，老板对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王明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官员们在政治上的短视表示了不满。莫洛托夫自然像往常一样，对斯大林所说的一切都点头称是。斯大林认为，逮捕和处决蒋介石将必然深化中国社会的分裂，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将使苏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个月的1936年11月，纳粹德国与日本签订了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一来，对斯大林来说，把蒋介石转变成同盟军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此外，他还知道：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武力镇压张学良的叛乱。全心全意忠于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已准备下达轰炸西安及调遣军队进行武力讨伐的命令，国民党的飞机此时已经开始轰炸陕西省内许多人烟稠密的地方了。12月13日，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张学良于“12月12日下午”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府”，该政府可能已经“与苏联建立了攻守同盟”。
12月14日，塔斯社发表如下声明：
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同盟通讯社转发的一条消息称：张学良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概已经建立了一个政府，而且与苏联结成了攻守同盟。对此，塔斯社经授权声明，这篇报道毫无根据，是恶意的杜撰。
苏联报纸《真理报》同样把在西安的事件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目的在于分裂中国，它甚至称张学良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
张学良随时都有机会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地要打这一仗。但是……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位前“满洲”的控制者却将中国东北最富裕的省份几乎不放一枪地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他投机于抗日运动，表面上举起了反日大旗，实际上他是在促使国家分裂，在中国埋下未来动乱的种子，以便使中国注定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
在会见斯大林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季米特洛夫将“主人”要和平解决事件的指示传达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官员们，这些人是库西宁、莫斯科文、王明、邓发、陶里亚蒂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秘书曼达良。第二天，他又到了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讨论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的具体内容，该指示敦促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不难想象毛泽东在接到这道指示时感觉如何。当毛本人明白需要和平解决冲突的时候，莫斯科的命令到了。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被耽搁了，未能及时到达保安，于17日或18日早晨才被译出来，部分内容甚至漏发了。直到12月20日，毛才读到了莫斯科指示的全文。但那时，他已经读到了塔斯社的声明和《真理报》上的文章，已非常清楚共产国际的态度。此时的毛也收到了张学良的《告国人书》，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学良并不想要蒋介石死，少帅的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抗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开始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磋商，同时参加磋商的还有中共中央前总Z书记博古和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蒋介石拒绝见他们，也不想讨论张学良的建议。“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他对张学良说，“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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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紧张的形势迫使中共要当机立断。12月19日，毛意识到必须迅速解决事件。他感到极为不安，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情绪失控。他承认“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但他又说：“日本人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杀。”
政治局通过了一项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决议，这个决议与莫斯科晚来的指示不谋而合，该指示已于12月20日晚8点由毛泽东发给了周恩来。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毛不得不接受了斯大林的命令。毛需要汇报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当然，蒋也不急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尽管作为调停者到达西安的英美军事专员要求他这样做。
12月22日，蒋的内弟宋子文和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到了这时，事态自行化解了。殷勤而有绅士风度的张学良无法抵挡迷人的宋美龄。在圣诞节，他送给了她一件礼物：他宣布他自己将陪伴她和她丈夫去南京！他是多么天真啊！
飞抵南京后，蒋介石立即把这个叛逆的元帅交给了军事法庭，张被判处十年监禁。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他和所有其他政治犯都被赦免了。但蒋介石永不原谅他，张学良的命运是悲惨的。他出了监狱就被软禁起来了，受了许多年的苦。1949年，当蒋在毛的军队的打击下逃离大陆时，他带着张学良去了台湾。张到了台湾仍受软禁，直到1990年他近九十高龄时才重获自由！
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时，蒋正准备第六次反共“围剿”。12月末，大批政府军开始沿陕北苏区边界集结。到了1937年1月6日，毛再也忍不住了。在他和洛甫发给周恩来和博古的一封电报中，他声称有必要“坚决备战”。
不过，保安的这种好战情绪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迅速反应。从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们的电报中，莫斯科的领袖们获悉：
最近，英国在上海的报纸一直在刊登文章，建议南京政府“在保存政府完整权威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签订协议。美国报纸同样讚成使“所有武装力量围绕南京政府达成协议”。在与民族拯救运动有关的中国人中，甚至在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士中，都流传着一种传言，说曾经去西安帮助释放蒋介石的英美军事专员向蒋建议，对张学良做出让步，与红军签订协议。
1937年1月16日，季米特洛夫将给中共中央的新指示的草稿交给了斯大林。三天后的1月19日，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叶若夫聚集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发展中的形势。他们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语气相当严厉：
我们特别重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过，这样的结果不仅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其特务的阴谋所破坏——他们正竭尽全力挑起内战——也可能为你们党的错误政策所破坏。
现在，更为清楚的是，党以前的政策，也就是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来寻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错误的。尽管党最近对其政策作了调整，党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离开这个错误的方向……事实上，党的目标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与国民党合作。与蒋介石和南京签订协议被看作向蒋介石和南京投降。与西安各派势力的合作形成了反南京的集团，而不是与他们共同行动反对同一个敌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亲日势力。
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效地结束内战……在此基础上，党必须公开地宣布并坚定不移地执行如下政策：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反抗日本侵略、捍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一切措施都给予支持。
斯大林敦促季米特洛夫给毛另写了一封信，强调需要改变在中国的工作方向。信是在第二天即1月20日发出的。季米特洛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名义请毛思考采取以下措施的时机是否成熟，即“从苏维埃制度转入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统治制度”，仅仅“在城市中心保留苏维埃，但只是作为群众组织，而不是权力中心”。
1月19日电报中不容置疑的口气改变了形势，现在是莫斯科再次考验毛是否忠诚的时候了。几天后，毛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即将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电报草稿发给了季米特洛夫。毛是向季米特洛夫请教如何修改电文的，季米特洛夫将电报原文和他的回电草稿报送到苏共政治局。2月5日，莫洛托夫用保密电话通知季米特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电文草稿，但做了几处修改。季米特洛夫当天就通知了毛。2月9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第二天，电文发到了南京。
电文的部分内容如下：
……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至于自己，中共中央答应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并表示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直接隶属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此外，中共还同意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此时的毛已经44岁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国家层面上已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尽管他还不是党的总Z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事实上是无人挑战的。但他对莫斯科的依赖依然如故，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从属地位也是一样的。尽管莫斯科领导层对中国革命的设想经常变化，但中共一如既往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共产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影响依然是压倒性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毛内心深处的怨恨和不满不断积累，但对伟大的斯大林来说，他依然是个听话的学生。
1937年初，子珍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这次生的是个女孩，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给婴儿起名叫娇娇。后来，当这个女孩长到13岁时，毛根据中国传统给她取了个成人的名字：“敏”。毛是从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取了“敏”这个字的。与此同时，他把她的姓从毛改成了李，李这个姓来自他最喜欢用的化名“李得胜”，李得胜的谐音是“离得胜”。在毛的女儿出生后不久的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依照在少帅被捕前与他达成的协议，从保安的窑洞转移到了位于保安以南二百里处、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离开前，毛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对她说：“我的娇娇，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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