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扬 | 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

刘阳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78年，《人民文学》发起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不仅在文学界影响深远，在社会上也造成很大声势。获奖的二十五篇小说不乏被文学史反复提及的重要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贾平凹的《满月儿》、王蒙的《最宝贵的》等。然而，二十五篇获奖作品中的最后一篇往往被文学史的书写者所忽略，这就是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它并非当时政府所极力推崇的科普创作，而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这篇小说的获奖，不仅意味着科幻文学获得了纯文学文坛的认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幻文学曾经与主流文学的发展脉络紧密交织，科幻文学作家在中国文坛刚刚复苏的春天就积极参与到文学的重建工作之中，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乃至后来1980年代文学的繁荣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一、文坛的春天与科学的春天

随着《人民文学》复刊，文艺界已经呈现出早春景象，文艺界形势的改变让“文革”时期一直沉寂的科幻文学创作也开始复苏。叶永烈的小说《石油蛋白》刊登在《少年科学》1976年第1期上，小说描述了石油脱蜡产生蛋白，并变成人类食物来源的未来生活。虽然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科普的意味，但是其生动的情节设计使其被视为科幻小说并收入《中国科幻小说大全》[1]之中。根据该书的记载，1976年仅此一篇科幻小说问世，到1977年增加到三篇，而1978年迅速增至四十二篇，1979年更是增长到一百四十五篇。由此可见，随着文学的复苏，科幻小说也在同步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作品的爆发式增长。

从时间脉络观察，科幻文学的发展道路一直紧随“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步伐。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2]。在讲话中，邓小平不但肯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而且将从事科学知识分子定义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给了科技工作者极大的鼓励。同时，邓小平重申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崇尚科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文艺界也纷纷响应，表现科学、科学家的作品屡屡问世，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专注于此种题材。与此同时，科幻文学创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一批实力派的科幻作家开始出现，如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金涛等，与纯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大多从事自然科学工作[3]。不仅如此，当时还形成了一支科幻文学翻译队伍以及科幻文学评论队伍。在此基础上，《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科幻海洋》《智慧树》等二十多种科幻杂志的涌现为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也促使中国科幻开始走入“黄金时代”[4]。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作为单行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新时期”第一部畅销科幻小说。该书讲述了主人公小灵通体验未来社会科学技术的种种奇遇，因其科幻元素和童趣性而广受好评。据叶永烈回忆，《小灵通漫游未来》实际上创作于1960年代，但是因为其在自然灾害时期书写衣食无忧的未来生活，不合时宜，而未能发表，“到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把退稿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重新投到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时，环境氛围变了，在科学春天的环境氛围中，人人都非常关心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很快出版了，第一版就发行了150万册，后来累计发行超过300万册”[5]。

《小灵通漫游未来》漫画

虽然《小灵通漫游未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深究其情节细节，可以看出其并未脱离儿童文学的范畴。事实上，1950年代的科幻小说，多数散布在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之中，如郑文光的《第二个月亮》（1954）、《飞上天去的小猴子》（1957）、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等。1950年代的科幻小说大多专注于儿童文学领域实际上也有政策原因。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要求中国作协制订儿童文学出版计划，“组织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作家深入生活，为少年儿童创作”[6]。在政策的引导下，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开始增多，科幻作家的相关创作也得到了发表机会。

1978年前后发表的很多科幻小说依然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路数，更有相当部分的科幻小说其实是作者五六十年代未曾发表的稿件，这些作品的本质内涵更接近于面向儿童的科学文艺读物。在这一背景下，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显得别具特色，小说跳脱儿童文学的框架，试图从另一条路线探索中国科幻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珊瑚岛上的死光》的

创作、发表与获奖

1978年，《珊瑚岛上的死光》与一批日后声名大噪的“伤痕”文学一道，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事实上，童恩正提到，作品写于1964年，当时已经被《少年文艺》采用，但“终因其中描写的内容与那时的政治气氛不相符合，最后又抽了下去”，而到了1978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又想起了这篇小说，并且修改了寄给他们”[7]。写于1964年的小说，由于政策原因未能发表，而最终保留至1978年才得以问世，《珊瑚岛上的死光》表达了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它的发表乃至获奖，将“新时期”文学与1960年代的文学活动紧密相连，呈现了曾经被遮蔽的思想文化资源。

《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了华侨科学家陈天虹恪守恩师的遗嘱，献身科学，研制激光武器与邪恶势力斗争，最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故事[8]。小说歌颂了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科学家，其中关于激光武器和原子电池的设想大胆而新奇，充满科幻元素，是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小说在1980年被拍成电影，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外国评论者认为，《珊瑚岛上的死光》位于纯文学的“无人区”，“它携带着幻想这种违禁品，并不会受到现代科学知识理性的束缚”[9]。自然，科幻题材是这篇小说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拥有了一般科幻小说的特质，《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很多方面与五六十年代的科幻文学相比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一，小说并非面向青少年的儿童读物，没有儿童人物出场，人物多为科技人员；第二，作者有意识地强化了故事情节，完善了人物形象，使得小说的文学性更强。《珊瑚岛上的死光》尽管是科幻题材，但其情节走向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流文学一度接近，因而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珊瑚岛上的死光》电影海报

《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发表，正是借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大会之后，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了由三百多名科普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童恩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萌生了改写《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想法：

1978年5月，我去上海出席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又会见了我所敬佩的高士其与郑文光、肖建亨、刘后一、周国兴、张锋等科普作家。劫后重逢，我同作家们都很兴奋，相约共同为繁荣中国的科学文艺创作做出贡献。我重新拿起笔来，以比过去更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投入了创作。我在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改写了《古峡迷雾》和《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在沈寂的协助下，将它们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0]

由此看来，《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发表，不仅与文学“新时期”的开展有关，还与新的科技政策密切相连，这篇科幻小说正是科技与文学的一次巧妙融合。小说的思想主题也不仅限于弘扬爱国理想上，赞美科学精神、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也难能可贵，更需重视的是，小说正面赞扬了华侨科学家的可贵品质，树立了华侨的正面形象。

“新时期”初期，文学界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领域，在《人民文学》举办评奖之前，各类文学杂志已经举办过多次短篇小说座谈会。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举办了座谈会，据张光年回忆[11]，会议举办了六天，参会者六十余人，大家讨论了百花齐放、从生活实际出发等问题，与1978年举办的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主旨相符。

1978年9月，《人民文学》公开发布了关于举办“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启事，启事中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选方法更是新颖别致：

二、评选标准：凡从生活出发，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艺术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拘题材、风格，皆可推荐。提倡那些能够鼓舞群众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优秀作品。

三、评选方法：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热烈欢迎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恳切希望各地文艺刊物、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协助介绍、推荐；最后，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12]

不过，除了公开发表的“启事”之外，还有一份没有公开的“初步设想”仅供领导参考，当时《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刘锡诚公布了这份“初步设想”，其中的评选标准与“启事”的内容稍有差异：

（1）提倡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佳作也可入选；

（2）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3）提倡篇幅短、生活新、思想深而又富有独创性的作品；

（4）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较好的作品；

（5）主要是推荐新人作品，有老作家的短篇佳作也可入选。[13]

       可以看出，与“启事”中“符合六条政治标准”[14]的模糊说法相比，“初步设想”的评选标准更加清晰，主要看中作品“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以及作品题材的新颖和多样化。此外，“初步设想”提出，《人民文学》预备邀请作家、评论家做评委[15]，拟由茅盾和张光年主持。

       在盛况空前的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珊瑚岛上的死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可能和群众的投票关系较大。根据编辑部2月22日的信件，《人民文学》曾考虑要不要给获奖作品分等级：“我们觉得以不分等级为宜，但可以按作品质量排出先后顺序，在颁发奖金时，发给前五名的奖金数目可以高一些。”[16]按照这种说法，排在二十五篇获奖小说最后一位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应当是质量靠后的作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叶永烈曾回忆《珊瑚岛上的死光》“得票数进入前五名，但文学界主张不应该让这部作品入选的呼声很高，说科幻小说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结果经妥协后被排到第二十五名——最后一名，不胜荣幸地忝居末席”[17]。刘锡诚在整理评委们1979年3月6日的发言时，列出一份冰心提议的不完整作品排序，共列出十六篇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位于第十位[18]，排在卢新华的《伤痕》之前。但是，在最终公布的名单中，《珊瑚岛上的死光》排在了名单的最后一位，据《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前五篇后，大体按得‘票’多少为序。《珊瑚岛上的死光》虽然得‘票’不少，但因它是另外一路，属于科学幻想小说，所以放在最后。”[19]

《珊瑚岛上的死光》剧照

据此推测，《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获奖，离不开大众读者的喜爱。主流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对其相对陌生，虽然基于丰富短篇小说题材的考虑将其纳入获奖名单，但整体上对小说的评价并不太高。《珊瑚岛上的死光》在读者中反响很大，在科幻界也得到了充分讨论，但是文学界对其评价甚少。综观茅盾、沙汀、陈荒煤等短篇小说评委对获奖作品的讨论，几乎都没有提到过童恩正的这篇小说。秦兆阳专为获奖的短篇小说所写文章[20]中也没有提到《珊瑚岛上的死光》。《文艺报》主编冯牧虽有所提及，但也评价不高：“《珊瑚岛上的死光》是另一类题材，别具一格。它所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从人物到生活范围来看，都显得狭窄。但不能与其他作品相提并论，它毕竟属于能代表一个时期里的新成就的作品。”[21]冯牧的谈话体现了科幻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乃至后来的文学环境中的地位：第一，科幻小说属于特殊题材，不能与主流的纯文学相提并论，应该另列一类；第二，科幻小说不是当前亟需弘扬的现实主义作品，书写技巧上仍有缺陷；第三，科幻小说仍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员，能够代表“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新成就。

三、科文之争

——科幻小说的性质与功用

1978年以后，发展科学技术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在此情势下，科幻小说披上了科学普及的外衣，一时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科幻小说与科学之间的差别和裂隙却再次受到关注。以童恩正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作者，期望通过强调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将科幻小说从科普读物中独立出来，而这种努力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表面来看，童恩正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引发了这场科幻文学的论争，实际上，科幻小说本身的属性和功用问题一直存在。早在1903年，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时，就在序言中提到科学小说的实用性：“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22]自晚清开始，科幻小说就被赋予了传播科学知识、启蒙思想的时代任务，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顾均正写于1940年代的《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和《在北极底下》都用大量篇幅解释科学概念，如“无线电定向法”“地磁的成因”等。他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写作科学小说的目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23]1950、1960年代，以郑文光、迟叔昌、肖建亨、刘兴诗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同样重视作品的科普功用。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黑宝石》《第二个月亮》等作品更是面向少年儿童，在“向科学进军”大环境下，借助科学文艺创作普及科学知识。但是，郑文光们的科幻文学创作理念又有着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强调科学知识的门槛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愿放弃科幻小说文类自身的独立性。[24]这样一来，在科幻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厘清的情况下，科幻作家们也无法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创作理念，1980年代“科文之争”的发生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结束以后，1979年3月26日，在北京举办了颁奖大会，茅盾发表讲话，提到文学家要有科学知识，才能反映四个现代化：“介绍科学基础知识的通俗读物，我们还很少。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那里做了，有些同志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盼望在短时期内看到更多的成果。”[25]在文学和科技不断发展创新的大环境中，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似乎已经开始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向主流文学逐渐靠近。但是，自1979年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使科幻创作遭到重创，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复苏。

《珊瑚岛上的死光》连环画

1979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在会上讲话，称“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因此，同志们的岗位是重要的。去年几十位科学家倡导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协筹委会，一年之间发展了4000多名会员，虽是星星之火，十年总可以燎原吧”[26]。然而，几乎与这次大会同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已经遭遇了挑战。会上，一些代表认为“前一时期，某些科普作品存在着科学内容不准确、不严谨或科学性不足的问题，甚至有基本概念和事实的错误” [27]；会议之外，作家和评论家们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主要阵地，对科幻小说的定性问题展开争论。一方面，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认为科学文艺应该姓“科”，以科学事实为主要依托。鲁兵的《灵魂出窍的文学》批评童恩正的创作：“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作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28]；甄朔南批评叶永烈的《奇异的化石蛋》中关于恐龙的知识“错误连篇”[29]，并与叶永烈在该刊物上展开论争；封根泉认为科学文艺虽有优点，但“倘若过分推崇科学小品，那也未必恰当”[30]。

另一方面，童恩正、叶永烈等作家却认为科幻是文学，应该注重想象力的发掘。童恩正撰写《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从写作目的、写作方法和文章结构三方面梳理了科学文艺和科普作品的区别，认为科学文艺应当姓“文”，遵循文艺规律，“这类作品一般属于‘情节小说’的范畴，除了塑造人物以外，它很讲究紧张的悬念，曲折的故事”[31]。同一期《人民文学》上有学者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至科学技术，因而文艺工作者要“开动脑筋，下苦功夫，学自然科学”[32]，还有作者认为，青年作者要冲破思想限制，“敢于幻想”[33]。叶永烈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回应文章，提出科学幻想小说是“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描述幻想中的科学境界”，“燃起读者变美好的科学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欲望”[34]。

此次争论，触及的正是科幻小说的本质问题，科幻小说是属于科普读物，还是文学作品？叶永烈也从理论上分析科学文艺的定性问题，认为“科学文艺是文艺作品”并同时“担负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35]。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一问题却显得较为复杂。1949年后，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也缺乏科幻小说作家，只有科普工作者。1950年代出现的科幻小说大多是面向少儿科普工作的衍生品，因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一经诞生，就带有“科学普及”和“儿童文学”的烙印。1978年，中国科协恢复工作，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科普工作也逐渐开展。在政策驱动下，科普基础建设提上日程，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不断展开，科普创作也重新活跃。活跃于这一时间段的科幻小说作者，相当部分是由科普工作者转变而来，然而，当他们试图更新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增加小说中的幻想成分，让科幻小说慢慢卸下科学普及的重担时，却遭到了反对的声音。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成为衡量科幻小说价值的首要因素，科幻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遭遇阻碍。

四、戛然而止的科幻热潮

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逐渐升级，对小说理论的探讨逐渐演变为个人攻讦，批评的声音占据上风。1982年，童恩正等人联名书写《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从整体上对《中国青年报》的系列批评文章做出回应，文章表示，科幻文学可以评论，但是“不必在报刊上进行人身攻击”，“如果我们的青年都学习这种以谩骂代替讲理的批评，那是文明或是不文明呢”？[36]但是，针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再一次发生了转向，“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37]。如果说讨论创作的技术问题，科幻作家们还能写文章与批评者进行论战，但是当批评话语从技术创作变为政治思想时，科幻作家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1981年，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38]发表《不要让鬼神进入科幻作品的领域》，认为“自从某些神灵学邪说侵入科学领域之后，已经污染了科幻作品”，而“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应当与其划清界限”[39]；在《让科学文艺健康地成长》一文中，他再次提到：“神鬼侵入了报刊，侵入了科学文艺创作的领域。这是近年来灵学抬头的某些错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40]在郑公盾的文章中，科幻文学的创作被指为一种错误思潮。林默涵也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假借科学幻想传播迷信，而“宣扬迷信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这不是一桩小事”[41]。除了整体性的批评，针对具体的科幻小说的批评文章也开始不断出现，魏雅华的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刊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小说描写机器人与人类的爱情生活，小说发表后引发了批评的声音。有评论者认为，“思想的偏颇与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的创作走入歧途，写出了有严重错误的失败之作”[42]。叶永烈也成为批评风暴的中心，围绕他的《自食其果》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43]。1982年3月以来，对科幻小说的限制愈发严苛，“有关领导部门发出紧急文件，要求坚决煞住各出版社抢出外国惊险推理小说之风”[44]，与推理小说具有共同点的科幻小说也受到波及，被出版社纷纷叫停。

《珊瑚岛上的死光》新闻

除了科普工作者，科学家也对科幻小说有所不满。叶永烈回忆，他曾在收集稿件时注意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杜渐的文章《鲁迅与科幻小说》，其中谈到钱学森对科学幻想小说的批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可是科幻小说总是把事情夸大，出了格。这对知识不多的青年有什么好处？据我看法，这是对青年的‘污染’。”[45]1981年，钱学森针对科幻电影也有类似的发言：“科学幻想一定要讲科学。科学幻想小说的老祖宗凡尔纳在一个地方说烧锅炉用的是钠，我就有点意见，钠哪有那么大能量呢？科学幻想作品不科学就成了污染。”[46]

事实上，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正是在1980年改编为电影，由张鸿眉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填补了中国电影创作的空白。虽然在科幻特效的制作上还存在一定缺陷，但是电影上映后赢得了一片好评：“卖座率达95%，说明观众是喜欢看中国科幻片的。但是上级领导对此片未进行宣传，做了低调处理。”[47]在钱学森的“污染”论之后不久，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蓬勃发展的科幻小说迅速沉寂下去。

注释（向上滑动阅读）：

[1]饶忠华主编《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上集，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2]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红旗》1978年第4期。

[3] 详见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概述》，《叶永烈文集》第31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479页。

[4] 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在世界上通常是指美国1940年代初到1950年代，在这段时期，科幻小说开始广为人知，诞生了一批著名的科幻作家，如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等。一些中国科幻研究者效仿西方的命名方法将1979—1983年视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5][10] 董仁威主编《科普创作通览》全2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版，第470、462～463页。

[6]穆木天编《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第一、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0页。

[7]童恩正：《关于〈珊瑚岛上的死光〉》，《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3期。

[8]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9] Rudolf G. Wagner,Lobby Literature:The Archa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J. Kinkley(ed.),After Mao: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1.

[11]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12] 《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 年第10期。

[13][16][18][21]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9、216、216页。

[14] 六条政治标准出自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文学作品要“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

[15] 评选委员会由茅盾、周扬、巴金、刘白羽等23人组成，详见《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8页。

[17] ［日］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下册，李重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73页。

[19] 崔道怡：《早春的记忆——复刊时期的〈人民文学〉》，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0] 秦兆阳：《学习与思索——读25个得奖短片札记》，《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

[22]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 页。

[23] 顾均正：《在北极底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3～4页。

[24]详见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25]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编《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报告：1978—200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27]黄兴达：《科普创作之春——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散记》，《科技新闻佳作选》，方辉盛主编，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

[28] [29] [30] [34]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方辉盛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5、34、18页。

[31]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32]张莘如：《文艺工作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33]楼栖：《应当幻想》，《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35]叶永烈：《论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6]童恩正：《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文谭》1982年第4期。

[37]陈洁：《将来进行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38]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39][ 40]郑公盾：《科普述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268页。

[41]林默涵：《幻想与迷信》，《人民日报》1982年5月26日。

[42]周家骏、余文：《评〈温柔之乡的梦〉及其续篇》，《延河》1982年第11期。

[43] 这些文章主要有周稼骏《值得注意的倾向——评叶永烈近作〈自食其果〉》，《中国青年报》1982年5月8日；任志勇《也谈值得注意的倾向——与周稼骏同志商榷》，

《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5日；叶永烈《谈谈〈自食其果〉》，《作品与争鸣》1982 年第9期；梁耀《伪科学≠科学幻想》，《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12日；余翔《科学幻想与魔术》，《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19日；余翔《科幻不是大变活鱼》，《中国青年报》1982年7月10日等。

[44]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1月13日。

[45]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46]《钱学森谈科教片创作》，《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

[47]沈寂口述，葛昆元撰稿：《沈寂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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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年第8期）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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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邢可欣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