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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遗传与变异

文/齐树峰 齐说经史集
2024-09-07

 


   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流转过程中,不知经历了几多辉煌,几多沧桑。

  

   她从东方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中脱胎,从神话和传说中走来。她走过了甲骨文,走过了青铜器,走过了万里长城,走过了丝绸之路,也走过了活字印刷和浩如烟海的典籍。她既看到了“百家争鸣”,又目睹了“焚书坑儒”;既经历了雄汉盛唐的辉煌,又遭遇了文字狱的灾难。她为人类留下了诸子思想、敦煌壁画、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创造了书法、国画、中医、中药和武术,然而她也在自己身上刻下了漫长的封建史——无休止改朝换代的混战,女人的小脚和鸦片烟枪。


   荣与辱,血与火,兴与衰……

  

   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在遗传的同时,也有大变异。文化遗传使她得以流传至今,文化变异则导致了她的发展。

中华文化影响最深刻的,意义最大的变异有两次。一次由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所引发,它导致了中华文化由远古向中古的转化,此后出现了雄汉盛唐。另一次由清末民初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所引发,它导致了中华文化由中古向近现代的跃进,此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

  

   以这两次文化变革为分水岭,中华文化的发展可划分为远古期、中古期和近现代时期三个历史阶段。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富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以神话、传说和从考古中发现的残缺不全的甲骨文、钟鼎文为载体。这个时期的人物中有许多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先哲、圣人,如黄帝、炎帝、仓颉、神农、伏羲、尧、舜、禹、周文王、姜子牙等。由于与现代相隔的时间久远、他们身上总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如《黄帝内经》,详细论述了人体经络和穴位理论。司马迁《史记》中也记载着黄帝指挥熊、虎等野兽与敌人作战的历史,有人认为这是神话,有人则认为黄帝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远古人。总之,在现在看来,黄帝是很神秘的。



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等,也都具有神秘色彩。《周易》本是用于预测的,但却成为儒家的经典,成为“四书五经”之一,而且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经中之经,众经之首”。孔子便是一位易学专家。这一切在现代人的眼中是“玄之又玄”的。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赋予了中华民族具有独特内核的精神原动力。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时期的文化是简单、朴素、原始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口增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各诸候国间“国际交往”的增多,中华文化开始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大黄金时代”。其表现形式便是“百家争鸣”。这导致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变异。此后,中华文化由远古期转化到了中古期。

 

中古期的中华文化

中古期的中华文化自战国末直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中华文化虽经历了许多小变异,但总起来说,传统文化的再接受占主导地位。例如作为主流派的儒学,自孔子搭起了儒学框架,其后各朝代虽然都有大儒出现,但基本都是在孔子框架内活动。宋朝出现了“程朱理学”,明朝出现了“阳明学派”,对孔子学说有所创新,其内核却并未发生变化。又比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有较大影响,使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但这种变异也没有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主流,因为佛教很快便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和佛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汉代匈奴入侵,张骞通西域,唐代文成公主入吐蕃,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些事件,都促进了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引入了“外来”文化,使中华本土文化发生了局部变异,但这些外来文化也都很快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即使在被“外族”完全统治的元代和清代,中华文化虽被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其主体框架非但未被打破,反而最终也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了中华文化的框架之中。这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向心力、凝聚力的突出表现。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古期的中华文化始终在前人的框架里转圈,没有大的变革性的变异,造成了陈陈相因,自身萎缩。这导致了中华文化在中古期内越来越没有生气。自中华文化在唐、宋达到了全盛期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明代已极端腐朽,到清代更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文化真空”局面。单靠文化自身似乎已很难走出千年因袭的“自杀”轨迹了。


19世纪末期,平地一声雷,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外来刺激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中国当时出了两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一个叫魏源,一个叫严复。他们周游各国,采薪烧炭,努力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领袖康有为风尘仆仆地游历31国,行程60万里。他自称是“尝百草的神农”以希望为中国开出一剂贯通中西的济世良方,虽未如愿以偿,但他和他的同代智者为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进入20世纪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学者。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冲出了儒学洞窟,走出了文化沙漠。他们在东京、柏林、巴黎、纽约和莫斯科追寻科学与民主之光,以期复燃华夏文明。他们的努力最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变异,产生了像鲁迅、胡适、林语堂这样的新文化大家。变异之后,中华文化便进入了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的中华文化

近现代中华文化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对封建卫道士的斗争中产生的,否定传统是其主流。例如鲁迅先生就在某个时期对中医深恶痛绝。在这种形势下,很自然地,大量引入外国文化便成为近现代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科学技术自不待言,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思潮、主义、流派也大多是从国外纷至沓来。变异似乎成了主流。



应该说,中华文化在这次变异中显示的同化力并不强,不但未能包容住西方现代文化,反而被西方文化逼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这种不得已的重新审视,本可为中华文化开辟一个崭新的未来,更宏大的愿景……这几十年的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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