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遗传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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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流转过程中，不知经历了几多辉煌，几多沧桑。

她从东方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中脱胎，从神话和传说中走来。她走过了甲骨文，走过了青铜器，走过了万里长城，走过了丝绸之路，也走过了活字印刷和浩如烟海的典籍。她既看到了“百家争鸣”，又目睹了“焚书坑儒”；既经历了雄汉盛唐的辉煌，又遭遇了文字狱的灾难。

她为人类留下了诸子思想、敦煌壁画、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创造了书法、国画、中医、中药和武术，然而她也在自己身上刻下了漫长的封建史——无休止改朝换代的混战，女人的小脚和鸦片烟枪。

荣与辱，血与火，兴与衰……

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在遗传的同时，也有大变异。

文化遗传使她得以流传至今，文化变异则导致了她的发展。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刻、意义最大的变异有两次。

一次由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所引发，它导致了中华文化由远古向中古的转化，此后出现了雄汉盛唐。

另一次由清末民初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所引发，它导致了中华文化由中古向近现代的跃进，此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

以这两次文化变革为分水岭，中华文化的发展可划分为远古期、中古期和近现代时期三个历史阶段。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富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以神话、传说和从考古中发现的残缺不全的甲骨文、钟鼎文为载体。这个时期的人物中有许多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先哲、圣人，如黄帝、炎帝、仓颉、神农、伏羲、尧、舜、禹、周文王、姜子牙等。

由于与现代相隔的时间久远、他们身上总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

如《黄帝内经》。又如司马迁《史记》中也记载着黄帝指挥熊、虎等野兽与敌人作战的历史。有人认为这是神话，有人则认为黄帝是半人半神的远古人。总之，在现在看来，黄帝是很神秘的。

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等，也都具有神秘色彩。《周易》本是用于预测的，但却成为儒家的经典，成为“四书五经”之一，而且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经中之经，众经之首”。孔子便是一位易学专家。这一切在现代人的眼中是“玄之又玄”的。

远古期的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赋予了中华民族具有独特内核的精神原动力。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时期的文化是简单、朴素、原始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口增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各诸候国间“国际交往”的增多，中华文化开始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

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大黄金时代”。其表现形式是“百家争鸣”。这导致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变异。

此后，中华文化由远古期转化到了中古期。

中古期的中华文化

中古期的中华文化自战国末直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中华文化虽经历了许多小变异，但总起来说，传统文化的再接受占主导地位。例如作为主流派的儒学，自孔子搭起了儒学框架，其后各朝代虽然都有大儒出现，但基本都是在孔子框架内活动。

宋朝出现了“程朱理学”，明朝出现了“阳明学派”，对孔子学说有所创新，其内核却并未发生变化。

又比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有较大影响，使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但这种变异也没有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主流，因为佛教很快便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和佛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汉代与匈奴和亲，张骞通西域，唐代文成公主入吐蕃，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些事件，都促进了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引入了“外来”文化，使中华本土文化发生了局部变异，但这些外来文化也都很快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即使在被“外族”完全统治的元代和清代，中华文化虽被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其主体框架非但未被打破，反而最终也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了中华文化的框架之中。

这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向心力、凝聚力的突出表现。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古期的中华文化始终在前人的框架里转圈，没有大的变革性的变异，造成了陈陈相因，自身萎缩。

这导致了中华文化在中古期内越来越没有生气。自中华文化在唐、宋达到了全盛期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明代已极端腐朽，到清代更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文化真空”局面。单靠文化自身似乎已很难走出千年因袭的“自杀”轨迹了。

到19世纪中末期，平地一声雷，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外来刺激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中国当时出了两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一个叫魏源，一个叫严复。他们周游各国，采薪烧炭，努力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领袖康有为风尘仆仆地游历31国，行程60万里。他自称是“尝百草的神农”，以希望为中国开出一剂贯通中西的济世良方，虽未如愿以偿，但他和他的同代智者为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进入20世纪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学者。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冲出了儒学洞窟，走出了文化沙漠。他们在东京、柏林、巴黎、纽约和莫斯科追寻科学与民主之光，以期复燃华夏文明。

他们的努力最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变异，产生了像鲁迅、胡适、林语堂这样的新文化大家。

变异之后，中华文化便进入了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的中华文化

近现代中华文化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对封建卫道士的斗争中产生的，否定传统是其主流。在这种形势下，很自然地，大量引入外国文化便成为近现代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科学技术自不待言，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思潮、主义、流派也大多是从国外纷至沓来。变异似乎成了主流。

应该说，中华文化在这次变异中显示的同化力并不强，不但未能包容住西方现代文化，反而被西方文化逼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这种不得已的重新审视，本可为中华文化开辟一个崭新的未来，更宏大的愿景……

这大几十年的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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