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
小编按：近年来，语言治理（尤其是全球语言治理）成为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的热门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语言治理是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研究，其对象就是通常所说的超国家组织。欧盟是当前超国家组织的典型代表。今天推送的文章是《欧洲联盟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原文刊载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商务印书馆，2006）。文章基于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讨论、分析了欧盟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在国内比较早地意识到超国家组织语言政策的重要性。欧盟的语言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语言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语言现实、策略实施的成本、遵循的基本原则、可操作性和效率、政治因素”等等。因此，文章虽然发表于十几年前，但对当下全球语言治理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语言状况
欧洲联盟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既有国际组织的属性，又有联邦的特征。目前欧盟的成员国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英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瑞典、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共25个国家。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规定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共体的官方语言，同时也应当是欧共体机构的工作语言。欧盟是世界上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最多的国际组织，共有20种官方语言，它们是：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马耳他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
按照境内居民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将欧盟25国分为三大类：（1）单一语言国家，（2）接近单一语言的国家和（3）多语言国家。按照这一分类，在25个国家中，只有葡萄牙一个国家可以算作单语国家；接近于单语国家的有：奥地利、英国、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瑞典、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其余的国家：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多语国家。
为了保证欧盟主要机构的语言平等，各机构中的常设语言职位占该机构雇员总数的比例相当大，请看表5—2。
为了保证正常运转，欧盟设有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翻译机构，2001年设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笔译服务部雇有专业人员1300人，其中翻译1219人，研发、管理、培训等方面的语言学家81人。另外还有其他支持人员524人，每天的翻译任务约700个，每年的翻译资料超过120万页。其中20%是由外聘翻译完成的。笔译服务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库的工作流方式上的。近几年，加强了机器翻译系统的使用，2004年机器共译了693306页文献。翻译者一般会对机器的粗译进行译后加工，以保证质量。
另外还有一个联合口译服务部门，为欧洲议会之外的其他欧盟机构提供口译服务，它雇有全职口译近500人，外聘口译1400人。每个工作日约有750名口译人员在岗，他们每天承担50个会议的口译任务，每个会议需要的口译员从1位到33位不等。这些翻译人员至少掌握两种欧盟语言，平均每人掌握的语言差不多4种。
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三个常设机构在翻译方面的花费几乎占了联盟在语言方面开销的90%，其中笔译支出又占了近80%。表5—3列出了1992、1997、2003和2004年欧盟笔译部门翻译材料的数量变化和文件起草用语的变化。
表5—3中的数据说明，英语、法语在欧盟的日常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语作为欧盟机构工作语言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用其他语言起草的文件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比例；欧盟内部某种语言使用的人数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欧盟工作语言的选用影响不大，德语的地位说明了这一点。2004年的数据表明，在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印证了得斯万（De Swaan）一书中第八章标题里的说法“欧洲联盟：官方语言越多，英语使用也越多”。
使用人数超过总人口10%的语言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英语的非母语人口超过了母语人口，而这正是一种语言具有国际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欧盟机构的语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历史因素影响的，不能简单地依据目前欧盟内部的政治、经济、人口等来设定欧盟机构内的工作语言，而是更要考虑历史的因素和欧盟之外的世界语言状况，特别是不能忽视欧盟各成员国公民的外语水平和能力。公民的外语水平是欧盟机构语言应用的基础之一，更是分析欧盟成员国公民民间交流必不可少的因素。
2005年9月的最新调查显示，欧洲联盟的语言状况与以上数据相比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有：
（1）被调查者的母语大多为居留国的一种官方语言；
（2）欧盟半数以上的公民，除母语外，至少可以使用一种其他语言；
（3）英语在最常用外语中所占的份额继续增加；
（4）半数以上的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外语水平达到了“好”的程度。
调查显示，欧洲人的第一外语是在中学学的占59%，在小学学的占17%，在国外度假学的占20%，由此可见学校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在小学设置外语课程的国家和学生数量都有较大的增加。丹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奥地利、芬兰和瑞典都有超过33%的小学生正在学校学习一门外语。
一般说来，除英语国家外，英语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第一外语，法语第二的状况短期内似乎也难以改变。非英语国家内26%的小学生都学英语，在此阶段学习法语的只占4%。在初中阶段，英语仍然是教得最多的一门外语，在此年龄段有89%的学生在学英语，在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芬兰、瑞典和荷兰学习英语的中学生更是超过了90%。而这一阶段学习法语的学生占32%，学习德语的占18%，学习西班牙语的占8%。
以上数据和资料表明，欧盟语言状况有这样一些特点：
（1）欧盟是一个多语言的超国家组织；
（2）欧盟从法律上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即：语言多样性是欧盟的财富；
（3）为了从法律上保证各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欧盟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机构；
（4）欧盟的语言平等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平等，实际应用中各种语言并不平等；
（5）为使机构能够有效运行，欧盟常设机构一般采用英、法等语言作为工作语言；
（6）欧盟公民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但这种能力随国家、社会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变；
（7）无论是在常设机构内部，还是公民民间交流以及在各种教育体系中的使用，英语的地位都越来越强，英语已可视为欧盟最重要的一种国际语言；
（8）在欧盟的实际运作中，各成员国的语言按照使用频度的多少，依次排为：英语、法语、德语、其他语言。
欧洲联盟拥有一个共同的市场、共同的商务策略、共同的防务政策、共同的农业政策，但是，还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政策。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呼唤出台一项语言政策，以便能够切实解决“超国家”层次的语言问题。
二、语言政策
欧洲委员会中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委员雷丁（Viviane Reding）用一句话阐释了目前欧洲联盟解决语言问题的思想，“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就给孩子教至少两门外语”。其目标是让所有的欧盟公民可以使用两种外语进行交流。这也是2003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2004—2006年的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联盟发起了一系列有关语言学习的项目，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围绕多语或更确切地说“1+2”语言政策服务的。在欧盟模式中“1”表示的是母语，因为欧盟模式没有规定“2”里头必须含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从交流的有效性方面看，欧盟的多语模式仍然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一个掌握瑞典语、德语和法语的公民是没有办法和一个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爱沙尼亚语的人交流的，尽管双方都符合“1+2”的语言政策。
我们认为，中立性共同语的缺失导致了各国政府在欧盟极力维护自己语言地位的状况。瑞典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国民掌握和使用英语的情况看，瑞典在欧盟国家中处于前列，尽管如此，瑞典议会中的“瑞典语委员会”也积极主张政府应该建立瑞典语在欧盟的地位及使用的官方指导方针，并且每年都向议会上报实际的执行情况。这说明“政府和议会认为瑞典语在欧盟的状况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瑞典语在欧盟的地位“不应该比其他相当的语言（如丹麦语、芬兰语、希腊语和葡萄牙语）更差”。这无疑增加了欧盟解决语言问题的难度。
欧洲语言的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一种解决办法会永远适合于所有的情况。在2005年出版的《欧洲学校外语教学状况》—书的前言中，我们发现，和上引2004年文献中的雷丁委员相比，现任委员菲格尔（Ján Figeľ）的工作范围加上了“多语制”，对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多语制作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这绝非偶然，因为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的手段。语言也能更好地承载欧洲文化，有助于加深欧洲公民间的了解。多语制政策可保证文化的多样性，相互宽容和欧洲的公民身份。如果我们想从我们大陆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财富中得到最大的收获，那么我们必须相互理解。
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如拉哈所言：“实际上，整部欧洲史都贯穿着同一性和多样性这一对辩证关系。由于满足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欧洲在本质上具有多元化特点。”
虽然应用语言学家很少参与有关语言政策的制定，但有关欧洲语言政策的学术研究却不算少。菲利普森认为目前欧盟组织和相关国家采用的语言政策，基本上可以归为放任自流一类。
对于像欧盟这种非国非邦的超国家政体来说，语言政策几乎涉及联盟的各个领域，决策十分困难。欧盟组织语言政策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人们常常把语言视为一种纯实用、纯技术的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又和个人、群体、国家象征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语言问题具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属性，这使得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此问题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现行欧洲机构放任自流的语言政策。各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保护既得利益方面，对于未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目标。
1999年在芬兰组织召开了一次部长级非正式会议。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一般只提供举办国的语言、英语和法语这三种语言间的口译服务，但德国要求会议还应使用德语，否则拒绝参加会议。芬兰一开始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后迫于压力，接受了德语。而其他的“大语种”，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只能和“小语种”为伍了。这一事件说明欧洲组织的语言政策一般是建立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原则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语言权和民主平等之上。欧盟没有一个有计划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大语种”的人民比其他语种的人民享有更大的权利。
按照欧盟的决策机制，决策者在提出立法创意的时候，必须注意该创意“原则上的合法性”、“政策上的延续性”和“现实中的迫切性”三种要素。欧盟语言政策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交际者具有平等的语言交际权利。
如何建立一个基于平等的语言政策？菲利普森认为，应该从以下诸方面进行探讨：
（1）语言政策的目标和前提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2）语言的经济学，金钱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相似性；
（3）语言权也是人权；
（4）欧盟语言权的现状，欧洲法院审理的有关案例分析；
（5）两种语言政策比较：采用英语的模式和语言生态模式；
（6）英语的标准问题，使用何种英语作为共同语；
（7）世界语能够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营造一种民主交流的氛围。
通过详细考察和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理性可行的欧盟语言政策。这种政策必须考虑以下这些因素：社会语言现实、策略实施的成本、遵循的基本原则、可操作性和效率、政治因素。通过分析，菲利普森认为，目前欧盟的语言政策基本上是最差的语言政策。在综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菲利普森为欧盟语言政策提出了45条建议，这些建议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国家和超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架构、欧盟机构、语言的教与学、学术研究等。
为了更好地评析欧盟的语言政策，克里斯蒂安森提出了衡量像欧盟此类政体语言政策的三种指标：
首先，语言政策应该是可在多语环境下操作的。即，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助于各种语言社区的相互交流，而且还必须是可行的。
其次，为了保证市民的完全参与，语言政策应该是民主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完全参与。
第三，语言政策应该是生态的。这意味着该政策对于所有语言的生态环境的保持都有好处。
按照这三项指标，克里斯蒂安森详细考察了目前欧盟实际采用的语言政策和学者们提出的主要方案，并且认为：
从短期来看，范埃尔斯提出的建议采用英语、法语、德语三种工作语言，谁都不能使用母语，是最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原则的。但不利之处也有目共睹，它限制了这种场合使用母语，而母语权本身是最重要的语言权之一。
从长远来看，采用一种规划语言作为欧盟的共同语是最佳的。作为过渡方案，可以采用世界语作为翻译中的中间语言和欧盟机构的工作语言。
如果做一条以“多语性”和“唯英语”为端点的轴，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关于欧盟语言政策的建议都放在这条轴上进行讨论。
所谓“多语性”指的是保持欧盟的语言多样性，尽可能对所有官方语言一视同仁。而“唯英语”说的是承认英语作为世界和欧洲交际语的现实，并在法律上确立其交际语的地位。
在具体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要平等地处理欧盟的所有语言，不但在经济上不现实，就是在技术上也难以实现。因此，人们倾向于采用一种或几种欧洲语言作为交际语。这种方式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首先，在欧盟范围内，只使用一种语言。即：在当地用方言，在自己的国家使用国语，在欧盟范围内使用一种共同语。这就要求欧盟的公民一般应懂两种或三种语言。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共同语模式”。
其次，所有的欧盟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但严格限制工作语言的数量，一般认为首选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种模式可称为“主导语言模式”。
共同语模式事实上意味着将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合二为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充任共同语呢？迄今为止，有这样一些建议：
（1）英语，（2）法语，（3）某个小语言（如丹麦语），（4）中立语：拉丁语或世界语。
主导语言模式的基础是保留现有的官方语言，从中选择少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这些工作语言就是主导语言，它们具有较高的地位。按照前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和法语是目前欧盟内部的主导语言。鉴于德国在欧盟的经济地位和人口等因素，也有人建议将德语作为主导语言。还有一些建议，希望把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也作为主导语言。为了缓解语言矛盾，有人建议把世界语作为主导语言之一。
所有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效，而且应该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原则。
三、出路和未来
爱尔兰学者里艾恩在一本题为《欧洲联盟和爱尔兰语》的著作中，对目前欧盟以英语为中心的语言政策，提出了以下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欧盟的政治家和语言政策的制定者们应该回答和解决的：
采用英语给占欧盟人口16%的以英语为母语的欧洲公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符合长久以来支撑欧洲政治稳定的机会平等的原则吗？
在欧洲采用民族语作为共同语与欧盟支持语言平等的政策和谐吗？90%以上的欧洲年轻人宁愿学习英语，而不学自己邻国的语言，这又对欧洲的语言多样性有什么贡献呢？
使用一种母语人口主要居住在欧洲之外的语言有助于加强欧洲的认同感吗？反之，它会不会导致美国文化的不断侵入呢？
为了达到足够的语言水平，人们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学习语言。如此一来，怎么能够保证欧洲的英语化不会给精英阶层带来特权呢？
英语的这种优势，也为英语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按照格林的统计，单凭英语的强势地位：（1）英国每年可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2）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语国家每年可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以上仅考虑欧盟内部，如果扩大到世界范围，数字会更大。
2005年8月，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召开了题为“欧盟扩大的语言政策含义”的会议。会议认为，目前欧盟的语言政策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忽视语言问题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传播媒介等领域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损害了小国家和非国家语言社区的价值和需要；
容忍现有语言政策，违背了语言多元性和语言平等的原则，很多时候，由于英语水平不够，人们无法平等地参与到欧盟的决策过程之中；
过分依赖现有语言机构，不从欧洲或全球背景下研究语言政策问题，在联盟各级政府中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专业人才；
大大减少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教学，使得欧洲人很难继续深入理解邻近国家的文化，这助长了英美文化产品在欧盟的泛滥；
对语言政策的公开讨论，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滋生了目前官方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多语政策和英语的蔓延。
在许多时候，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如同美国著名词典编撰家韦伯斯特所言“国语是一个国家的标牌”—般，随着欧洲统一程度的加深，欧洲人可能对于这一超级国家的认同也会趋向一致，那时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了，文化和语言的认同可能更为重要。“语言是建立任何超出一个自由市场范围联盟的关键因素。交流困难会妨碍统一，而交流的便捷却能加速这一进程。我们的困难正在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欧洲范围的交际共同体。”为此，欧盟的决策者们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语言政策方面，以保证形成一个更民主，更能真正建立在沟通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我们认为，应该把法国思想家莫兰所说的下面一段话视为制定欧洲联盟语言政策的基础，他说：“思考欧洲的难点，首先在于要思考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这即是所谓多样的同一性。”在同一本书里，莫兰也说过“理性是走向衰落中的欧洲所能带给世界的最高尚最宝贵的成果”。因此，欧盟的语言政策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能够保持多样的同一性的政策。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选取什么样的欧盟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不仅仅是欧盟机构内部的问题，而且也影响到所选语言的全方位的发展，涉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种种好处。鉴于欧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语言选用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语言生态。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可能比其他语言具有更强的抵抗英语侵蚀的能力，但防患于未然总是保证安全的最有效手段。菲利普森警告说：“无论是在联盟还是在国家层面，如果欧洲继续当前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不作为，那么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国英语的欧洲。这真的就是欧洲人民和领导者们所期待的吗？”对此问题欧盟委员会第一任负责语言多元性事务的委员菲格尔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希冀未来的欧洲能自豪地保持所有语言和文化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我们最大的财富。”2005年11月22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实现多语新策略”的官方报告。在报告发布当天，负责此事的菲格尔对媒体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类，因此欧洲的语言多样性是欧洲身份认同的核心”。这份最新报告的题记使用了一句斯洛伐克的谚语，“你懂得的语言越多，你就越像一个人”。这句谚语也确定了该报告的基调，即提倡外语学习。
参考文献（略）
引用格式：刘海涛. 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C]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37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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