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观点摘要）
小编按：近年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彰显其重要性。语言作为一种“软件”，在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语言安全问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外语》第6期刊发的文章《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就是旨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探讨与语言安全相关的诸多问题。文章经“高教社外语”微信公众号推送后，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点击阅读。有学者认为，该文是“叙事性与学理性、思想启迪性与现实建设性、话语事实与逻辑事实相互对照的典范之作。”考虑到文章篇幅较长，我们经作者授权摘取了文章的重要观点在本号推送，以飨读者。
人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而人不仅是社会人、经济人，更是语言人。《国安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工作的宗旨是人民安全，保障是军事、文化、社会安全。尽管没有提及语言，但鉴于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要素之一。
《最后一课》也许可以说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导致强迫性的语言转用；教育对语言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语言具有重要的（国家）身份认同作用；要珍视自己的语言，等等。但我们很难从故事本身直接推断出语言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因为，都德所说的不再教法语的事是战争的结果，而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割地）的这场战争并非是由语言引起的。
在关乎国家利益和领土的问题上，语言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方领土”的理念含有“语言”，但从构成国家的要素看，领土更重要。
这里一再提到教学语言、提到学校，特别是小学的教学语言，不只是因为都德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小学的事情，更是因为，无论如何理解国家的本质，无论把国家理解成精神的、社会的还是物理的，都避不开下面的问题：人们如何想象出一个国家认同，想象出一个共同体？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尽管语言被看作区分“他者”和“我者”的便利工具，但教育可以改变工具的用途或让工具更为有效。
穿过如此曲折时光隧道的阿尔萨斯，也向我们展现了语言、国家、文化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涉及语言、艺术、心理的文化复杂性也形成了在同一片领土上融合两种文化（德、法）于一体的独特的阿尔萨斯文化（Weckmann，2011：6）。
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和塑造国家意识的手段；语言与国家安全有关，但与领土等“硬要素”相比，它是一种“软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人是构成国家最重要的因素，人离不开语言，如果将国家视为机器，语言便是这台机器中最重要的软件之一，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软件的突然替换会引起警觉，但“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更须警惕。换言之，人还是那些人，说的语言也可能还是原来的语言，但想的事情，可能已完全不同了；语言极有可能成为这种“换心术”的工具，在“换心”的过程中，教育是无形的“手术台”。同时，教育也是语言治理、形成国家认同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其中，学校的作用极为关键，教什么、用什么语言教都可能会影响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目标的达成；国家要把教育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里，防止其他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向学生，特别是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中小学生，灌输有损国家安全的思想。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语言功能的治理优先级，合理规划人、语言、国家之间的关系，使软件可以匹配硬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全方位的国家安全体系。
从国家安全角度探讨语言问题的切入点是文化，语言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但语言既不是文化的唯一容器，也不可能只有这一种功能，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作为交际工具，因此，不能将语言严格等同于文化。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首先应该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交流需要。换言之，语言不是一件摆在博物馆的艺术品，只要还有人在用，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有关语言安全的问题时，要分清楚哪些变化是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是难以改变和逆转的，而哪些是可以通过人工干预防患于未然的。
语言的本体安全指的是语言本身的安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受到侵害，二是语言的消亡。语言不是一种具体的物件，所谓“受到侵害”，大多是指语言受其他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
无论是语言受到侵害还是消亡，都不是物理（硬件）安全的问题，而是一种软件修改或转用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可能要区分这种修改是来自外界恶意的攻击，还是由于硬件的需要，或整个系统为了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或为了达到新的目标而做出的变化、升级和转用。从安全的角度而言，在加强对个体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系统管理员”也应该从专业的角度采取措施，防止来自系统内外的恶意攻击，但“系统管理员”这样做的前提是有能力甄别正常的软件升级和恶意攻击，否则不仅白费工夫，而且可能会阻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语言是一个系统，因此这里提及的安全手段也适用于语言安全领域。
Pagel（2000）估计人类历史上有过14万种语言，其中绝大多数都消失了，这说明自人类诞生以来，语言数量一直在减少。目前，这种急速减少的态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语言的消失不仅和文化传承、身份认同、语言人权、知识积累等与人类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有关，也与文化多样性，乃至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果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些因素可能不仅会影响语言的兴衰，也会影响国家的兴衰和安全。
如同文化一般，语言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任何有关语言的活动都不能忽视语言使用者根据自身需要做出的选择。
语言濒危或消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再有人使用或人们不打算继续使用某种语言了……第一类是物理原因，比如战争、种族灭绝、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对使用者个体而言，这些原因一般是无法抗拒的，由此导致的语言濒危或消亡，也很难从语言层面来解决，因为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不只是语言问题。当然，对使用者个体而言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也不能解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恰好也是国民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要解决的。这再次说明，国家语言安全是一个整体，只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证国家的全面安全。
语言濒危或消亡的第二类原因，主要是一些影响使用者选择语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心理等因素，与第一大类的“硬”相比，这一类要偏“软”一些。尽管表面看起来，它们是影响使用者选择语言的因素，使用者似乎有选择权，但这些选择实际上也可能只是使用者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手段。换言之，看起来有选择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使得在语言保护领域多年行之有效的“语言属地原则”受到了挑战。人口的快速流动形成了超越传统地理概念之上的语言多样性，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语言超级多样性。所有这些因素错综交叉，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形成了一幅扑朔迷离的语言图景。如何在保证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语言安全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语言学家和国家安全专家的任务，也是值得全人类思考的问题。
语言是一个人驱复杂适应系统，系统运作的驱动力是人，人为了让语言适应交际的需要，会随着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改变语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多语社会，讲不同语言（方言）的人之间的交流与接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这种接触与交流，自然会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也会影响语言的“纯度”。
当然，很多人关注语言的纯洁性，真正担忧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与语言有关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问题。这再次提醒我们，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时，语言不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所涉及的问题也已超出了语言本身。
我们不能因为此前这些语言问题大多是战争的副产品而高枕无忧，因为和平时期的语言文化侵入，可能采用的是另外一些难以察觉的手段。在新时期，这种隐形的语言文化侵入同样值得关注。或许，正如刘海涛（2007：66）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感到‘不安’和‘危机’”，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才有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应该服务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该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进而开创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发展道路。传统的语言规划（治理）方法显然难以应对这种变化，因此需要从全球语言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沈骑，2020）。刘海涛（2006）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效，而且应该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原则。为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更需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全球语言系统。
语言的国际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语言本身导致的，但语言作为一种人驱系统，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促进或削弱某种语言的国际性。这个层级结构也暗含着这样的关系：不同层级之间的语言有竞争，但同级语言的竞争更激烈，考虑到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特殊性，最高层级一般只有一种语言。国际语的层级分布或许与人类追求卓越的本能有一定的关系。层级越高，语言数量越少，人们在选择国际语言时更偏好高层级语言，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让自己的语言成为更高层级语言的努力。
一种语言使用的范围越广，变化就会越大，这一语言就会越不“纯洁”，也就越不可控。如果讲某种语言的人，一方面患有严重的“语言洁癖”，另一方面，又很希望自己的语言成为全球性的语言，在和平年代，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文化战略与政策，其中语言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各自国家语言的教育与推广，也就是努力保持或成为更高层级的语言。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一种语言所处的层级越高，就越安全。但遗憾的是，这种安全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其他语言的安全为代价的，是以可能破坏全球语言生态为代价的。这也是胡愈之在100年前提出“理想的国际语必须是中立语言”的缘由。这里的中立性指的是交际中立性，即这种语言不应该是任何交际参与者的母语（Liu，2006）。借用此前语言是国家机器软件的说法，中立语就相当于开源软件，因此更安全。
这些指标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语者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即语言交流的平等与民主、跨越民族和国家的教育、高效的语言教育和多语制、公平公正的语言权利、五彩斑斓的语言多样性、潜力无限的人类发展空间（Corsetti & Buller，1999）。显然，这也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安全的全球语言生态系统所追求的。
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心智的窗口、思维的手段和国家的资源。语言安全要解决的是国家的“软件”问题。相比“硬”问题，“软”问题更隐秘，解决起来需要的时间更长，也更难。
语言治理不仅要顺势而为，也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要注意隐规则的作用，不能认为有了一些法规与条文，就可以高枕无忧。语言的本体安全固然重要，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更应该防范的是在工具的外衣下暗藏的那些想改变软件运行模式的恶意行为。教育在国家意识的构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也是国家机器的软件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的保障。
我国语言安全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能是，要处理好语言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关系，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逐步增强国家的语言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上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人的觉醒年代，这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人的腾飞时代。一百年前，觉醒年代，语言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一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如何与时俱进，直面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语言超级多样性引发的种种问题，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安全第一、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与语言文化相关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及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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