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灾、铁路、银行与革命，第二堂金融课

宝兰高铁今日开通！

你还不出游吗？

历时5年的建设，宝兰高铁今天正式通车运营。宝兰高铁的通车打通了中国高铁横贯东西的“最后一公里”，宝兰高铁与已开通运营的徐兰高铁西宝段、兰新高铁连通，将中国西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

丝路驼铃绵延千年，

高铁疾鸣穿越时空。

丝路古道上的高铁，

由于历史的荣光和未来的期许，

大家亲切地称它为“丝路高铁”。

它的开通是历史的延续，

更是精神的传承。

宝兰高铁开通的区域是宝鸡至兰州之间，但它贯通的却是整个中国的高铁网。它的贯通，将为整个连接欧亚丝绸之路的交融提速提质提效，并助力“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落地生根。

铁路运输是现代运输主要方式之一，它在运输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铁路运输由于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小，具有运载能力大，成本低，不受重量和容积限制，是公路和航空运输所不能比拟的。

陶模是新疆建省后的第二任巡抚，字方之，浙江秀水人，1891年由陕西布政使调任新疆巡抚。1893年他上了一份奏折，说俄国人先修公路再建铁路，新疆筹款艰难，请求朝廷修建东三省铁路后，立即向西展建，则新疆局势就不再存在鞭长莫及之忧了，希望朝廷及早筹备。陶模尽管说得含糊，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提出要在新疆修建铁路的人。

而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的建议，可说是清末关于新疆筑路倡议的总结性建议。他们设想的线路，同现今的铁路线走向不谋而合。中国有铁路到当时才30多年。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的优越性，已为朝野人士所公认。

修铁路这样的大工程，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更是资本密集型，没有银行等金融势力的支持，纸上谈兵而已……

四国银行团长期垄断着帝国主义对华贷款的权益。这种贷款并不总是自愿的，而往往带有强迫的成分。在清王朝摇摇欲坠之际，他们曾逼迫清政府签订贷款修路协议，从而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如上所述，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始于清末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又始于清末首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施行的铁路国有化，那么铁路国有化为何引发众怒呢？答，因为一场股灾——1910年上海股市的“橡胶股灾”，正是这场金融大动荡将清政府原本就不充裕的修路经费赔得精光，连带上海本土银行倒闭潮，让国际炒家套走0.45亿两白银，最终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

在讲清政府力战股市之前，先来说说清朝末期的“铁路修建热”。那时大修铁路和今天建高铁不一样，后者是为了所谓的刺激经济复苏和出政绩，而前者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博弈。当时全球范围内都在大修铁路，既有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协约国和同盟国扩军备战的原因。

既然修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不过西方列强都知道铁路对于控制中国的战略价值，所以他们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修路要求。

但另一方面，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国人民族意识逐渐高涨，“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在这种背景下，铁路自建的呼声日渐高涨，各地商人、归国留学生纷纷向地方政府情愿、游说，请求民间入股，修筑和经营铁路。

当时的清廷急于树立自己改革图强的新形象，也乐得促成此事。并于1903年12月，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正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为了提高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该章程还特别规定，出资50万两以上者还可授予官职。

在打开绿灯的情况下，受留学生影响较大的四川总督锡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提出一套“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模式，于1903年1月首次应用于川汉铁路上。

但事实证明，再好的政策交给一个腐朽的政府，都是灾难，尤其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政府。在全国各地的官商合办铁路中，民间捐赠出资的资金基本上由官府一手把控。当时没有透明的财务收支和第三方监督，这些钱便成了各级贪官们的猎物。成百上千万的银两不是被这些蛀虫们中饱私囊，就是挪作他用。有地方为了敛财，甚至借着修路这顶大帽子，四处摊牌，增加赋税。原本一条轻松就能建成的川汉铁路，拖延到最后，居然把大部分四川人都拉了进去，成了条人人参股的全民铁路。

截止1909年，全国计划中的铁路建成率不足3%，总长度不过90里左右。面对陷入困境的修路大业，清政府的新主政者载沣等人从政经验不足，听从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建议，索性一刀切，准备实现铁路国有化，由国家牵头，通过融资、向国外贷款方式，推进铁路建设。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盛宣怀是晚清企业界的领袖，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工业之父”、“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具体承办了大量事务。李鸿章对盛宣怀有过评价：“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经开创诸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等等，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

盛宣怀出身李鸿章的幕僚，既是商人又是官员，无利不起早的名义早已臭大街了，老百姓对其昏招相当不满。不久，新派官僚施典章空降到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负责打理财务事宜。此人急于筹钱，看准了上海热火朝天的股市，遂把仅有的350万两公款投进股市，打算狠赚一笔，连带也给自己的钱包增增肥。当时的股市正在热炒橡胶概念股，这股疯狂的投资热潮源于英国大骗子麦边利来华创立的一家皮包公司——兰格志，该公司号称经营橡胶生意。橡胶是战略物资，炒作价值极高，当时欧美在上海的银行家们为了设局骗走中国百姓的钱，联合起来声称对该公司股票“无限额担保”，进行IPO事宜。有这些金融大鳄的忽悠，兰格志的股价一路高歌猛进。

1910年初的时候该公司股价还不过百两，到了3月底已经是1675两，创造了大清证券市场的神话。泡沫达到一定程度，爆破是必然的。6月份，美国宣布限制橡胶消费法案的利空袭来，全球橡胶价格大跌。外资银行食言把兰格志兑股票换成等价现金的承诺，上海股市开始崩盘，接着此次概念股炒作牵涉的兆康、谦余、森源本土票号等9家顷刻倒闭，短时间内，中国投资者损失了几千万两的投资。股市的灾难演变成全国性的金融灾难，给本已雪上加霜的清政府以致命一击。川汉铁路资金被亏得底儿掉后，清政府派专案组来调查，结果发现案中有案，前几年从民间筹集的近千万两修路资金不是被贪污，就是折在了股市里。

更令人寒心的是，盛宣怀让各地政府自己对损失买单，实际上等于让出资入股的百姓买单。次年，与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相关的粤、湘、鄂、川等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随之爆发，大清随之灭亡。

盛宣怀

橡胶股票行情上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保路运动旧照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川路公司股票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连锁危机

如果没有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上海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万—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功败垂成的救市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里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欠镇和钱庄8600两、福袒钱庄4000两、源长钱庄4000两、永源钱庄3000两、永裕钱庄700两。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两、益源钱庄1400两。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金融危机来了，政治危机也会接踵而至的……

投机与贪婪：疯狂股市背后的病因

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股份公司之所以不能发达，其原因有四：一是法规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于无法，中国是无法之国”；二是法律状态不定，股份公司的股东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机关；四是股份公司内缺乏规范化管理人才。梁启超遗憾地表示，当时的中国不知法制为何物，即使清末已经有了公司法，但律文鲁莽灭裂，难以实行。到了民国，即使北洋及南京政府为规范证券市场而出台了相关法律，但效果很差，甚至根本就没施行。

梁启超所说的大体属于机制方面的问题，“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换言之，国人只是觉得股份公司的名义好听就冲进股市，至于公司的实际基本面通常不予考虑。

梁启超将股市泡沫称为“气泡”，谓其“张至极大时，即将散之时”，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股市泡沫的形成，除了机制上的原因外，股民无知的投机也是促成因素之一。如1883年的那次股灾，《申报》当时即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

1910年的“橡胶风潮”就是如此。当时Kota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发行新股，孰料申购前一天半夜就有很多人来排队。到了第二天，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在一个小时内即全部售罄，股民的热情可想而知。对于这种现象，当时一些媒体也批评说，很多人连什么是橡胶都不知道，却照样大炒特炒，而且“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其奋身入市可谓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然不顾风险——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更是在万里之遥的伦敦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最吊诡的是，股灾每隔一二十年总要重演一次，而股民前赴后继，旧的去了一茬，新的又来一茬。原因无他，股市上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人眼红心热，追根溯源，还是人性的贪婪驱动使然。在股市的上升期，股民买股赚了钱，但多数人往往不知满足，反而想赚得更多而不断追加投资。股市在不断走向疯狂的同时，股民的风险意识反而减弱。即使用九头牛去拉，也拉不动这些头脑发胀的人群。到最后股市突然崩盘，很多股民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其本意是想多赚点钱，结果却纷纷走上天台“思考人生”。

对多数人而言，赚钱是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但股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级大赌场，牛市的时候它是财富的放大器，一旦牛市结束，股市就成为可怕的绞肉机。在这里，人性的贪婪、恐惧与丑陋，也被成倍放大。以历史的眼光看，股市中的各种概念炒作、暴富神话、投机与骗局，都是形成股灾的要件。百年前如此，两年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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