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住养老院，成了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看哭！

夕阳祝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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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

李老的两个儿子，曾经是、如今也是他们老两口的骄傲。他们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继续深造并取得了高学历，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于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而“功德圆满”，也是李老在接受我采访时，除了“理性”这个词以外，最喜欢说出的词语。

但在我听来，这四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的情绪，相反，多多少少还有些自我劝慰式的唏嘘。

李老的表述，在我访问到的老人中最有特点。长期的科研思维，使得他的表述极富逻辑性，但又并不显得刻板机械，反而更有一种可信的抒情力量。

结束采访后，我对他笑言：李老，您具有诗人的气质。李老哈哈大笑，说：科学本来就是有诗意的。

以下内容，根据老李自述整理——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我们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有十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我们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

我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的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而且另一个也势必会跟着累倒。

这种担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 120 急救车。老伴儿也想跟着急救车一同去医院，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了。

邻居也是好心，担心她跟到医院去只会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

可是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的老伴儿突然感到天旋地转。

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她理智地没有进行多余的挣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

躺下后，老伴儿就感觉到完全动弹不得了，整个身子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支配。

她后来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要完了。

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时分，老伴儿的病情才渐渐缓和。

她始终不敢动，更不敢睡着，她怕自己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醒过来。

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后脚跟着前脚，把老伴儿也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这对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孩子们在“北上广”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目前在北京生活都算稳定，也都买了自己的房子，这样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要说宽裕，却绝对算不上。

两个孩子买的房子都是150平米左右，合计下来，这两套房就将近1000万了。买完房子，他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一百五十平米上了。

因为太不容易，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自私，但老我和老伴儿都能够理解。

按说150平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如果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于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

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这样都不可行。

即便我们住在北京，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一样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时候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对于暮年生活，我们老两口不是没有做过设计。可现在看，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些。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以为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功德圆满”，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在自己的老年，可以依靠不薄的退休金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的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自己。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3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老两口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潇洒。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10年，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垮得会这么快。

我年轻时候做科研，玩命加班的时候太多，身体留下的亏欠很大。这一点，算是个变量，我们没计划进去。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在我们的思想里，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只要付得起钱，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谁能想到，如今请保姆难，居然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3000元。

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在心理上，我们认为价钱是高了些。老伴儿有些想不通，我还给她做了做思想工作。

我说，既然是市场化了，这个定价一定就是市场自我调节出来的，是被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通过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今老人对保姆的需求有多大，供不应求，所以才导致出了这样的价格。

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千块钱。

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这个价格不能说没有一些扭曲。

但这就是现实，我们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购买服务，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好不容易，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第一个小保姆被请进了家门。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吗？远远没有。

购买保姆的服务，这种交易方式，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商品那么简单。

购买其他商品，基本上还有个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在里面，但购买家庭养老服务，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具体的矛盾，我不想复述。总之，这个小保姆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远远和我们的预期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于是又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500块钱。

但是，付出的价格逐渐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四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这里面没有不理性的因素，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更是个不可估算的变量，这一点，我们一厢情愿地没有计算在内。

发生在老伴儿身上的危险，让我知道：身边有个人还是非常必要的，起码不会让我们在突发险情时坐以待毙。

上次老伴儿被救，是因为我们防患于未然，留了一把钥匙在邻居家里。

邻居很负责任，我住院后，就担心我老伴儿一个人会有什么不测，一大早敲门问安，没人应门，这才开门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伴儿。

这种侥幸的事，还敢再重演吗？不敢了。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反正以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任何时候都够得上住院条件。

我想，也许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是功德圆满了。

现在孩子们是什么想法呢？

孩子们当然很着急，可也只能劝我们再去请保姆。

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那份钱，根本体验不到这种买卖关系如今的混乱——不是你支付了金钱，就一定能够换来等值的服务。

他们不知道，这种“等值”的要求，更多的还是指人的良心，是良心和良心之间的换算。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以前我可能觉得，他们用不着回来，回来也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事实，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还算比较克制，如果我也落泪，孩子们会感到震惊的。

我从来没有在两个儿子面前掉过泪。

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孩子们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是这次事情发生后，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绪变得空前浓厚。

我们俩的病床挨着，各自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牵住彼此的手。

我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连护士看到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比初恋的情人还要亲密。

护士说得没错，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情重。这就是相依为命啊。

我们手拉着手，各自还吊着液体，我觉得液体滴进我们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

我还和老伴儿开玩笑，说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输进了双倍的药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们这次住院算是赚到了。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商量了一下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我们立刻考察了一下。有几家养老院还是不错的，比较正规，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毕竟是有那么一个机构，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有组织的管理。

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

你要知道，老年人的状态决定了，在私密的空间里，相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们，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还提供家庭式公寓，就是一个小家庭的样式，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

我们并不需要过集体生活，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

当然，收费比较高，一个月我们两个人需要交纳6000块钱。这个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吃、住、医疗、保健都在里面。

入住手续我们已经办好了，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

去养老院，看来就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儿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情绪上不免就有些低落。收拾收拾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说一些过去的事情。

这套房子我们住得并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换的，也就住了10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如今就好像是人生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驿站了。从这个门走出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性格，而现代性说到底是一个西方观念，所以，当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性的时候，独有的这种民族性格就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撕裂感，格外沉重。

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这些日子，突然想起的就总是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了。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这套房子里玩耍。

实际上，我们搬进这套房子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在北京落户了。这种视觉上的位移，在物理学上也许都能找到符合科学的解释吧，就像海市蜃楼。我想，也许不完全是个主观上的错觉。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

我还买了两部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储存了进去。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也会开始追忆自己的童年吧。

这也是给我们进养老院做的准备工作。

要离开家了，我和老伴儿想了想，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好像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你看我的手机，屏保就用的是两个儿子大学毕业时穿着学士袍的照片。我老伴儿的手机也一样，不过是这俩小子光屁股时的样子。

还有一个决定，应当算是我和老伴儿最后的决定了。这个决定我们谁都没有说，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那就是：如果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就紧随其后，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以承受一个人的老年，一个离世，另一个绝对无法独活。那样实在太孤独了，在孤独中，人的尊严也会丧失干净。

我不认为这是不人道的，相反，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此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理性。

空巢老人，是一个严峻和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未来一二十年可能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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