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49466 25 12402 0 0 6654 0 0:00:07 0:00:01 0:00:06 6653

本人五七年生人，经历了文革，因为家庭出生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官，母亲是所谓的美蒋加苏修特务，有惨痛的经历和深刻的认识，年届花甲，写了一篇回忆录，没有文釆，只有真实，很想与大家分享，抛砖引玉，激发共鸣。

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5.16。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的我还在上小学二年级，一个九岁的无知孩童，居然也被要求要写大批判文章，记得我的批判文章里有一句:刘*奇，你的阴谋诡计我们小学生一眼就看出来了。当然是抄报上的，真是荒唐之至，现在想来都脸红。

文革初期，学校校长和书记和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都被揪了出来，说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台批斗，挂黑牌，戴高帽，其中有几位被关在学校里交待历史问题，配合调查，不准回家，被罚每天扫地做卫生，受尽凌辱。我竟然也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向他们吐口水。作孽啊，当时的社会把人性扭曲到极致。更可悲的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黑五类狗崽仔，历史真是太捉弄人了。

当时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都满腔热血沸腾地要保卫伟大领袖和红色政权。记忆中成都以川大“八二六”、成大“八三一”、川医“九一五”、成电“红旗”、成地“东方红”工院"十一战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就更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工人成立了”产业工人战斗军”、"工人造反兵团"、红卫东等。学生分为”红成”和”八二六”派，成人分为“老产”和“兵团”派。我和几个同学也热血沸腾到工院参加了“小十一战斗团”戴上了红袖标，参与油印传单及散发的工作，怀着神圣的使命感，神气十足地游走在大街小巷。

67年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整天无所事事，就相约到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西校区）门口去抓青蛙，那时的成都出了新南门就是农田，甚至城墙以内都散布有零星小块菜地。九月打了谷子以后，农民把稻草扎成小捆放在田里，青蛙也就把它作为藏身之地，只需把稻草摞开，青蛙就束手就擒，虽然不多，但对于小孩来而言，趣味无穷。

由于经常出没于工院，耳濡目染，被当时的“文革”气氛所激励，闻讯要招小学生，又不需要填写成份，立即去报名加入，发给一个“小十一战斗团”红袖标，骄傲地戴在手臂上，接着又领受任务，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几个小子开始还干劲十足，颇具使命感，随后就懒怠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撕下旧大字报，连同本应散发的传单卖给废品站，换来美味佳肴，大快朵颐。

其实当时的大学生都在瞎胡闹，何况我等乃少不更事之乳孩，安有不发横才之念。

那时派系斗争激烈，辩论起来互不相让，各自都会灵活熟练地用语录来驳斥对方，都要表明自己是最革命的化身。甚至大院，家庭也分成两派，我们院里就有一家父亲是“产业工人战斗军“，即所谓的保皇派，儿子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即造反派，两人经常在吃饭的时间争论不休，恶语相向，大打出手，由于是在院子里吃饭，其他不同派别的邻居也加入其中，闹得整个大院鸡犬不宁，邻里之间矛盾加剧，更可悲的是如果家里大人成份不好，还要检举揭发，划清界限。使文革前和睦的气氛毁灭，人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作私自利，把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家风破坏殆尽，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大概是六六年底，开始了全国性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满街都是红卫兵，把临街铺面全部刷上红漆，写上语录，名曰“红海洋”，原来的街道全部改为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既而发展到疯狂地抄家行为，当时把人分成了红五类（都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凡是有点历史问题的基本上都难逃一劫。他们扛着红旗，手捧语录，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理直气壮的杀向所谓的阶级敌人家里，首先把家里所有人赶出门依次埋头站立，宣布罪行，让街邻围观，情节恶劣的还游街示众，然后就是查抄证据，把家里翻一个底朝天，什么书籍，字画，旗袍之类统统作为反动和封、资、修的东西拿到外面付之一炬，至于金银财宝等值钱的则不翼而飞，搞得全家人失魂落魄，有的不堪凌辱奋而自杀。

我们街上几个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家也被抄了，我从小跟姑妈住在一起，从记事起，就感觉姑妈所住的房子比院里其他邻居要大很多，而且只有我们两人住，院子里别的人家有的三代同堂也只有挤在一间屋，后来才知道整个院子解放前都是姑妈的，姑父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只留下姑妈一人独守空房，所以父母就让我和姑妈同住。解放后国家实行经租政策，把其它房屋分给了十一家人住，每月房管所给二十二元作为租金。由于以上缘故，姑妈也异常紧张，每天足不出户，茶饭不思，唉声叹气，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半夜，我被隔壁的声音惊醒，朦胧中看到红光闪烁，以为失火，正要呼叫，只听姑妈惊慌道：“别出声”，赶紧下了床奔到隔壁一看，原来姑妈正用一个脸盆在烧纸片，其中还有一些照片。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吓到极点，大气都不敢出，姑妈在干什么？为什么半夜烧东西？联想到这段时期近乎达到疯狂程度的抄家行为，明白了，我们家可能也难逃此劫，大祸临头了。

从小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只有叛徒，特务，坏人才会在黑暗的角落干的事情，看电影的时候都心惊胆颤，现在却置身其中，加之夜深人静，更显其恐怖。

恐惧，无以复加的恐惧，天啊，我当时才九岁。

从记事起受到的教育是在万恶的旧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吃不饱，穿不暖，一切反对派和剥削阶级都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着变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眼前的事实让我魂飞魄散，惊恐万分，姑妈解放前就拥有一座大院，无疑属于剥削阶级，加之还有一个逃往台湾的身为国民党上校军官的丈夫，现在又在销毁罪证，与我心目中温柔善良的姑妈形成巨大的反差，怎么办，我茫然了。

去检举揭发姑妈的“罪行”，我做不到，第一，她是我的亲人，也是一个好人，由于解放前家境殷实，存留了一些金银首饰可以变卖，所以即使解放后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她心地善良，大院的邻居有困难都会寻求她予以帮助，人缘很好。第二，我毕竟年岁还小，再有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

彻夜未眠，思绪万千，第二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门走在街上，迎面来了一队红卫兵，高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语录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朝着我家的方向行进，莫不是要去抄我们家了？吓得我在街上游荡到晚上，不敢想象如果真被抄了家，我今后该如何面对，真想一逃了之，然而又没有地方可去，实在疲乏了，只得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那充满未知的家。

结果虚惊一场，父母和姑妈在家里焦急的等着我，他们不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把我好一顿训斥。

也许是姑妈平时多行善事，或许是老天有眼，庇护了这位已风烛残年的老人，总之，我们将奇迹般地逃过了这一劫。

由于惧怕文革运动升级遭遇更大的伤害，姑妈主动将整个院子的房契上交给了房管局，（本身文革开始后房管局已停止发放租金）。“主动”？人只有疯了才会主动并无偿的把自己的财产交付出去，就好比无助的羔羊主动向恶狼交出自己的生命。

不是姑妈疯了，而是整个社会疯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到房管局讯问产权问题，得到的答复是，除去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屋以外，其余的文革以前的经租形式就等于是变相赎买。也就是向你宣布：你的产权被没收了。

我家是个大家族，早年祖辈做官经商，置下一座大宅院，小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庭院深深，礼教甚严，是那种巴金笔下典型的封建家族模式。父辈堂兄就有十三个，堂姐妹八个，父亲排行第十，全部住在大院里，按解放后的标准，家庭成份都不好。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族具有很神秘的色彩，X家大院，姑妈的大院，都给人一种罪恶感。

一天，偶然看到一张父亲身穿军装的照片，那照片上的父亲非常年轻，英俊，潇洒，一身正气，只可惜他老人家穿的是国民党军装，而且是少校军衔。反差太大了，他为什么不是解放军军官？我坠入了深渊，父亲竟然是反动派，肯定双手沾满了人们的鲜血。

不敢往下想了。

时间进入1967年，对个体和家庭的斗争有所缓解，但局势却更加混乱，各派之间的矛盾加深，观点更加对立，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文斗进入到武斗阶段。

记得成都最早是五月“川棉”厂事件，成都个人造反兵团要占领川棉，打倒“老产”，（产业工人战斗军），当时只是动了棍棒，继而冲击132厂，即现在的“成飞集团”，（史称516事件），就开始动枪了，当时我还从盐市口爬车去了132厂，感觉好远啊。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晚上基本不敢出门，到处都是枪声，也经常有一派被另一派的人打死，然后抬尸游行，有一天看到川医运出几车尸体游街，有的半个脑袋都不在了，真是惨不忍睹。

院里有一位邻居，当时读初二，是学校红卫兵团的头目，属“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武斗期间，经常带着一帮兄弟，提着二十响驳壳枪招摇过市，高兴了就朝天上放几枪，他们在外威风凛凛，和邻里却相处甚好，特别是对小朋友，经常还把枪交与我们把玩，当然是取了子弹的。与他们不同派别的人有几次也提枪上门来找他们挑事，大有决一死战的气势，把院里的邻居虾得鸡飞狗跳，魂不附体，好在双方一次都没有相遇，其实如果真的对峙也不一定敢动枪，只是提一下劲吧了，冤有头，债有主，对方也没有欺负其家人。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他们只好长期在学校驻守，一天另一个学校“八二六”派对他们进行武装攻打，我们在城墙上远远的隔岸观火，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激烈的枪战。结果对方的一个头目被打死。文革后期打死人的这个文质彬彬的瘦小个眼镜，被判了几年刑。为什么都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和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要以这样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效忠，当时年龄小，对这种武斗形势只是朦胧感觉不正常，太不可思议。

随着蔓延全国的武斗不断升级，常规武器基本都用上了,死了很多人，局势已很难控制，毛泽东发话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就是最新指示，还有人为它谱曲，所以我现在都会唱。[当时毛的语录.最高指示.最新指示都以歌曲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街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播放,没有任何音乐细胞的人多听几遍也会唱了。随后就开始收缴武器，限期上缴，过期以反革命论处，这个罪名谁也担当不起，都乖乖地予以上缴，也有胆子比较大的，悄悄的藏了起来。各厂矿企业派驻军代表，控制了局面，武斗彻底结束，就在大家以为文革可能告一段落时，又一场血腥的运动接踵而至，我家的灾难也随之而来。

毕竟当时是学生，还是先谈一下学校和学习的情况吧，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宣布“停课闹革命，”我的小学二年级结束了，直至六八年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上学,当时我哥和姐是初中生,哥因会乐器,参加了"红成"的宣传队,经常出去演出,带回了很多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时收缴的中外小说。长期在家闲来无事，小说成为我的启蒙老师，精神食粮。我看小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看到精彩处，欲罢不能，经常通宵达旦。当时不一定完全理解其内容[毕竟只有十岁]，甚至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并且大多数小说还是繁体字，但对我以后的思想和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包括人生观。最可笑的是，特别迷恋小说，有时被情节打动，居然产生离奇的幻想，渴望追求那诗情画意般的境界。[有点早熟吧？]

其它时间就和小伙伴们玩得昏天黑地，什么拍纸烟盒.打弹子,玩扑克,划甘蔗,撮鱼抓青蛙，粘蜻蜓，不亦乐乎。
　　

六八年武斗结束后，又宣布要“复课闹革命”，直接进入五年级，老师教学却是从三年级开始补课，时过境迁，又有了新的效忠形式，每天早晨要在操场集合，手捧”红宝书”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至今记得誓词：“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读您的书，听您的话，做您的好战士。”宣誓人XXX。然后立即进入教室，开始背诵”“老三篇”即“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个程序完成后基本已是早上九点，每周还有两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所以所谓上课，也只是流于形式，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我们在那个年代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忠诚是发自内心的，认为他老人家的要求和指示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他正带领我们披荆斩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灭之。我背诵誓词的同时，在心里默默的告诫自己，今后一定要言行一致，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也开展了比.学.赶.帮的活动,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推向了高潮,”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有的段落还能朗朗上口[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来背诵唐诗宋词该有多好啊]，人人都在争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是无尚光荣的称号，可以到处演讲，受到追捧，得到重用和提拔，当然只是极少数。
　　

后人会笑话我们的幼稚，愚昧，但它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包括很多大人都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这就是历史，虽然荒唐，确实存在。

我一看，只见上面印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展览馆出入证”{简称敬建}，即现在的四川科技馆，当时是成都的最高建筑了。立即明白了，一九六八年，成都把人们南路皇城古楼拆除，要修"敬建”，父亲在市建工局工作搞财务工作，自然理应参与其中，但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此项工程，首先必须政审合格，因为害怕阶级敌人破坏，如果发生意外，在那个年代谁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大家都把能够参与”敬建“工程视为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父亲既然能取得进出资格，就表明他通过了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难怪他会兴奋异常，有一种炼狱重生的解脱感。

1968年下半年，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进行,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把混入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深挖出来,重点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要求深挖细找，对他们进行群众的专政。于是全国各基层纷纷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私设公堂，清理漏网的阶级敌人，红色恐怖又一次席卷全国。

父亲情绪非常低落，本来脾气就怪异的他，现在更沉默无语，对我也不似以前那样严厉了。
　　

其实多年后理解了，他承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又具有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经历了十多年的委屈和磨难，使他内心充满愤懑，在外无从发泄，自然就把家人作为发泄对象了。
　　

这段时期，家里每天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吃完饭就各自抱一本小说看，我与很少出门，预感有大事要发生。
　　

直到有一天，父亲回家后面色红润，居然挂着笑容，我和母亲都很诧异，只见父亲胸前佩戴着一个红胸牌，竟象小孩般对我和母亲宣布：“我没有问题了“。

父亲接着谈了一下情况，原来今天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单位对他的历史问题又进行了一次甄别，市委统战部出具证明肯定以前的结论有效，即属于内部保护对象{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并没有给我解释为什么属于内部保护对象}，所以批准他参加”敬建“的财务工作，但一定要在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和旧社会的历史绝裂。也许还有更难听的话，但他不会说给我听。
　　

说实话，我对父亲解放前的历史是既好奇又害怕，只知道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认定解放前不是好人，而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又是解放后隐藏下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什么是残渣余孽？当时有明确的解释，即国民党团长以下的军官都在此范畴，那父亲刚好在列，我已感觉父亲逃不过这一劫，所以前段时期家里充满紧张气氛的原因就是缘于此。
　　

父亲高兴，母亲却没有任何欣喜的感觉，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母亲：”事情总会过去的，你看我现在不就没有事了吗。”

母亲依旧闷闷不乐。
　　

原本紧张压抑的我，现在有了这样的喜讯，自然欣喜若狂，为自己家庭获得新生而欢呼，压在心上的石头虽然没有完全卸下，起码轻松不少。出门走在街上，腰也直了，背也挺了，见人就傻笑，街邻也陪我傻笑，并投以异样的眼光。阴霾梅雨的天气，在我眼两是那么阳光灿烂，从记事起，好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和今天的喜悦心情相比，看着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在心理呐喊，我不比你们差多远啦，我父亲能够参与“敬建”，你们的父母还不一定进得去呢。
　　

然而，我却没有意料到，一场厄运又即将降临我们这个饱经精神磨难的家庭。
　　

荒唐年代荒唐事，极尽所能捉弄人。

1968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已上床睡觉，朦胧中感觉有很多人闯进我家，并呵斥父母坐下不准动。我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紧张到极点，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只得假装睡着，不敢动弹。
　　

门外很快聚集了不少邻居，街上的也闻讯跑来，经过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残酷斗争，漏网的阶级敌人已不多了，这种事情出于好奇心，都想瞧个究竟，凑个热闹。屋外的人议论纷纷，屋里的人翻箱倒柜，偶尔还能听到母亲单位两个熟悉的同事的声音。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母亲犯了什么罪？你们平时对我母亲是那样的尊重，说我母亲善良，贤惠，还经常教育我要孝顺母亲，今天竟然明火执仗地来抄家。其实后来理解了她们的处境，在那个非人性的黑暗时期，人人自危，都在力求自保，现在出现这种情况，都要努力和我母亲划清界限，以免惹火烧身。

没有看到父母的表情,但我知道我们一家的心此时此刻被无情地撕裂了,在滴血.
　　

母亲是一个善良贤惠.知性.忍辱负重的女性,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听到母亲一句抱怨我的话,做儿女的经常会说错话,做错事,但母亲从不抱怨.责骂,可能少之又少吧?这样一位母亲,竟然被你们如此凌辱,真是万念俱灰,豁出去拼命的心都有了。
　　

折腾了个把时辰，我听见他们把所抄东西打成捆，然后责令母亲把被盖.洗漱用品拿上跟他们走，父亲哀求他们道：“有些东西是我的，请你们留下“。其中一个人回应：”这张国民党军官的照片也是你的吧”？这是罪证，你还想留下，做梦吧”。
　　

母亲就这样被带走了，不眠之夜；惶恐.悲愤之夜。
　　

黑夜归于宁静，只听见隔壁父亲几乎整夜在徘徊，不停地抽烟，走在地板上的沉重脚步声，声声撞击着我稚嫩的心灵。原本以为父亲逃不过“清理阶级队伍”，结果父亲幸免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母亲的问题，太突然了，反差太大了，我一时没法接受这个变故。
　　

如果我只是一个懵懂少年，也许情况还要好一些，但我已有了思想，所以感觉痛苦更深。

第二天早上，我迟迟不敢起床，不知该怎样面对这破碎的家庭和凄苦的父亲，最后还是父亲走到床前说，“起来吧，我有话对你说”。严厉的父亲第一次表现出他柔情的一面{后来他对我的态度有极大的转变}，我缓缓地起床，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因为我一直畏惧他，估计他会给我讲为什么母亲会被带走，我不敢也不愿意听。
　　

口没漱，脸没洗，我坐到他面前，父亲开口了：
　　

昨天你母亲单位的人来抄家，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发生，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一些家庭情况了，首先你要相信，你的妈妈不是坏人。
　　

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我胸中的闷气喷薄而出，失声痛哭，真是撕心裂肺啊，天理何在？停顿了一下，父亲接着说道：我先给你谈一下我的历史，然后再说你妈妈的事情。
　　

我1936年进入无线电机械学校读书，38年川军出川抗战，你姑父当时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军医，他动员我参加抗战，当时正值毕业，无线电专业人员非常少，又一腔热血要抗日救国，所以毫不犹豫地就参军了。开始做无线电收发报及维修工作，我可以负责任的对你说，我们当时绝不是现在宣传的那样，不打日本鬼子，我前后参加过不下百次战斗，当然胜仗不多，死伤惨重，主要原因是武器比日本人差得太远。特别是我们川军，经常冬天还穿着草鞋，枪破，子弹也没有几发，空有一腔热血，实力不济啊。

我们部队前后可能伤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果我在战斗部队,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由于电台的重要性,我受到特别保护,但也是最辛苦的,经常晚上宿营后,必须立即架线联系,战斗紧张时,为了收发报,我曾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责任也非常大，曾经有个报务员因为译电出错，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被立即枪毙。
　　

从河南.湖北一直退到湖南,才勉强站住脚,但我们也消灭了不少日本人.我算是很幸运的,给你讲一个例子,44年我已是军部电台副台长,一天中午，我的勤务兵叫我去吃饭，就是你李叔叔，我当时正在收报，叫他先去吃，他不干，非要等我一起去，结果不到五分钟，一发日军的炮弹落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十一个人全部阵亡，如果我们提前去吃饭，也就报销了，所以李叔叔说是我救了他一命。
　　

抗战胜利后，我们又被调到徐州驻防，48年淮海战役{我们叫徐蚌会战}期间，我们属黄伯涛兵团44军，后来在碾庄被俘。我当时是军部电台少校台长，因为是技术军种，被安排到苏北集中学习了三个月，也帮解放军短期培训了两批学员，学习完后，解放军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或者回成都协助地下党工作，因成都地下党缺无线电人才，我同意回成都，拿到解放军给的路费，就带着李叔叔回到了成都。

当时的成都已临近解放，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就在王瓒绪的公馆里承担起与重庆方面解放军的无线电联系，为川军起义作工作，成都解放前夕，受派占领了电台，解放后给我的结论是为解放成都作出了贡献。原本让我进政协参事室，我不愿意干，结果50年就到了市建设工程局，所以文革期间，抓国民党残渣余孽及旧军官，我没有受到冲击，就因为我是统战部内保人员。
　　

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你母亲的历史问题远没有我复杂，可以说是清白的，这一点你一定要坚信，可能单位调查一下就后出来了。
　　

你母亲高中毕业后，就到重庆沙坪坝一所小学教书，后来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军官并结婚，也就是你哥和姐的亲身父亲，他当时是国民党交通总队的军官，也就是现在说的“中美合作所”，这个人在解放后病亡。你母亲解放后回成都，就另外找了一个工作，后来和我认识，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怕我出问题，她都犹豫了很久，直到运动结束才和我结婚，情况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也不用怕。

听完父亲的讲述,如释重负，只是“中美合作所”使我联想到小说“红岩“里的“渣子洞”.“白公馆”，“许云锋”“江姐”，但应该和母亲没有多大关系啊。
　　

当时“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在中国人听来是非常恐怖的，据宣传它就是集中营，专门镇压共产党的地方。后来很多年后才真相大白，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和美国合作建立的一个机构，其主要的工作是侦听和破译日军的电台密码，是抗战时期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战胜利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所不用其极。
　　

父亲上班去了，我却整天没敢出门，怕见街邻异样的目光，在家胡思乱想，院子里的人都是根正苗红.出身贫苦的“红五类“，我为什么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呢?由此预感到这辈子的前程注定是灰暗的,历史的包袱将背负到生命的终结,悲凉无助到极点。

怎么办？事已至此，无论你年纪再小，总得去面对。
　　

虽然母亲关进去了，但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人，牵挂着她，些许正在受着折磨，时间也不知道有多久，更加担心她的安危。我和父亲的生活还得过下去，我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加重，得为家庭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把家里的衣服全部洗了，由于不敢上街挑水，只能用原有的，所以衣服也没有洗干净，下午煮好饭等父亲后来，但没有勇气上街买菜，只好将就头天的剩菜吃，父亲回家看到我洗了衣服煮了饭，只说了一句“你懂事了”。我也觉得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他接着告诉我，今天接到母亲单位来电话，要明天送一些东西去，“你明天敢去吗”？
　　

这是他第一次以商量的口吻与我说话，因为当时哥和姐刚下农村，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变故，我想父亲是希望我去的，别无选择，虽然胆怯，但亲情让我知道责无旁贷毅然回道：“我去”。然后父亲又叮嘱了一番。

到了单位，把东西交给一个原来在单位当厨师，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唐师傅，这位厨子是个超级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狐假虎威，神气十足。他是一个“无产者”，但前面应该加上“流氓“二字，原本劣迹班班，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个荒谬绝伦的年代，他由一个目不识丁掌勺的梦幻般的窜升到领导岗位，早已找不着北了，他要玩够他的威风。

看着他凶神恶煞的神态，我确实心里发怵，战战兢兢地从包里拿出东西一样一样的让他检查，当时父亲写了一个清单，他居然让我给他念，念后还不放心，又自己拿在手里装模作样看了半天，随即把包中的糖果点心之类的挑出来，恶狠狠地甩给我：“以后不准送这些东西”。

我心里充满仇恨，却只有唯唯诺诺，逃也似的回了家。余后几天，除了做家务，就在家看书发呆，无事绝不敢出门，不敢接触那世俗的眼光。

第二次送东西，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母亲单位门前的大街上，摆了七八张写字台，上面站着十多个挂着黑牌的人都低着头，高音喇叭依次介绍各自的罪行，街已被人流扎断，都在看热闹，议论纷纷。凭着预感，知道母亲一定在其中，不敢靠近，赶忙过街来到对面一水果店前，隔街望去，果然看到了可怜的母亲，而且胸前挂的黑牌上赫然写着：“美蒋苏修特务XXX”。
　　

那一刻，我瘫了，原本以为没有多大的事，现在怎么不但是“美蒋”，还和“苏修"靠上了？成了三栖特务？旁边还站着一位阿姨，罪名是“苏修特务XXX”。看着母亲蓬乱的头发蜡黄的脸，听着旁边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心如刀割，万念俱灰，其他人的罪名无非是当时早已司空见惯的如“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恶霸地主”.“资本家”.“右派"“坏分子“之类，而母亲的罪名着实吓人，也更显其突出，所以遭议论也最多，联想再丰富的人，也很难把这三项罪名串连起来啊。
　　

完了，母亲完了，这样的罪名在当时应该是十恶不赦，不敢再看下去，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给父亲描述了看到的情景，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几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

问题严重了，原本以为母亲历史清白，单位调查一下就会回家，没想到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变，空气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迷惘，足以使人精神崩塌，此时更为母亲的命运担忧，因为母亲单位文革初期有一对夫妻不小心摔坏了主席石膏像，用报纸包裹后准备丢到垃圾桶里，结果还是被人发现后告密，本身又有历史问题，结果不堪折磨，最后双双上吊自杀，心里祈祷母亲你可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啊。
　　

苏修特务又从何而来呢？原来抄了我家后，第二天单位又到姥姥家抄，结果抄出了一口袋信件，这是母亲单位一位好友怕被抄家，将她的一些东西藏在姥姥家，世上就有如此巧合之事，当然有文章可做了。

先介绍一下母亲这位好友的情况,她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长得很漂亮,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也许会成为电影明星。五十年代末在校时和一位苏联专家结婚并生有一子，取名“阿廖沙”，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专家回国，本可以带他们母子去苏联，但这位阿姨不愿到异国他乡生活，当然也有爱国情结，结果可想而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能选择离婚，一个非常完美的异国婚姻，就此破灭了。

谁之罪？天知道。
　　

苏联专家怀着悲愤凄凉的心情回国了，留下的孤儿寡母却开始了苦难的历程，阿姨被退学，遣回成都分配到母亲单位工作。但因为有一个儿子，苏联专家还承担着抚养的责任，所以经常要写信和寄钱，这在文革期间又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证据又在我家被抄到，美蒋勾结苏修，铁证如山，看你俩还往哪里跑。

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单位如获至宝，那是要立大功的啊。所以就产生了美蒋加苏修特务这一幕闹剧。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幕闹剧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终于草草收场，母亲未作任何结论就放回家，恢复工作，我家的厄运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所产生的阴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愤懑，我质疑：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个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所景仰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唐的闹剧？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个国家不搞经济建设，却天天宣扬阶级斗争，甚至极其荒谬的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你斗别人，明天你也许又成为被斗争对象，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虽然当时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残酷的社会现实较早的给我上了一堂人生启蒙课，烙上深深的印记，伴随一生。

　　邪恶的成份论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这是那个年代在出生问题上的用人原则。然而具体到个人，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文革初期有一首歌：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革命的就滚它妈的蛋。
　　我现在还会唱，当然主要是那些高干子弟最爱唱，因为他们有值得骄傲的父辈，天生就是好血统，我等自然该列入混蛋之类了。
　　毛语录好像第八页第一条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现在都是背出来的[这就是烙印]，烙印一旦打上了，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象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仿佛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你的一生，就是赎罪的历程，你想夹着尾巴做人都不成，它照样会以各种方式折磨你，羞辱你，最终让你放弃自尊，听凭摆布，成为另类。
　　这就是”血统论”。
　　小时候朦胧感觉自己的家庭和大多数家庭异样，总之不怎么好，由此产生了自卑心理。经历文革变故后，这种感受更强烈了。因为我在离家较远的学校读书，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家发生的事情，看到班上两个同学被抄家，家门口还张贴布告，罗列出父母的一系列罪状，闹得满城风雨，两个同学在班上饱受欺凌，抬不起头来，我暗自庆幸。

　　然而还是有逃不过的劫，当时发展红卫兵，人团，不敢写申请，只有消极逃避，因为要发展你就得填写成份，并通过政审，政审要发函到父母单位调查。不政审同学谁也不知道我的家庭问题，一调查非但入不了团，反而会招来横祸，当时家庭成份有一点问题的基本上都加入不了，前车之鉴，何苦呢，咱就认命吧，当落后份子算了。
　　但老师不理解，也作过动员，开家长会反映我情绪消极，不求上进。父亲回家责怪我，我有口难言，总不能说就是因为你们的历史问题，才导致我不思进取吧。
　　不敢，也不忍，怕伤他们本已千疮百孔的心。
　　破罐子破摔吧。

　　偷听敌台
　　读六年级时,外地的姨父和表哥来成都探亲,带来一部短波收音机,表哥告诉我可以收听苏联台和台湾台,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出于好奇,让他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到的是强大的电流干扰声，播出的内容断断续续，偶尔能听到几句完整的句子，其余的只能靠猜测，还有台湾对大陆同胞广播，其中有给潜伏大陆的特务发的密码，什么“4832”“5697“等等，就这种效果，仍然让人兴奋不已。
　　当时哪家有一台一般的收音机，即使不能收听外台，都是很稀奇的，受虚荣心驱使，也为了炫耀，趁家人不在家，将班上三位自认”铁哥们”的同学邀到家，神秘地打开收音机，要他们听，更绘声绘色的给他们讲述自己所听到的新闻，由于是白天，干扰更大，他们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听见，却为我带来了厄运。
　　三位”“铁哥们”集体到老师那里告状，说我偷听敌台，我被出卖了。在那个随时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年代，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对这种行为也是很惧怕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后，说要公诉学校领导，可能还会记入我的个人档案，听闻此言，如雷轰顶，吓得我魂飞魄散。
　　记入档案，那就意味着要留下一辈子的祸根，加之成份不好，人的一生就完了。后来老师再未提起此事，但我心里却留下了阴影，不知道记入档案没有，当然也不敢问，对几个告密的同学恨之入骨，却又不敢怎样，只得不了了之。
　　值到后来入党前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害怕落个对组织隐瞒历史，不诚实的印象，还老老实实的给他解释了一番，书记听后笑了，笑得很隐晦，也许是在讥笑我吧，也许小学根本不在档案之列，，我也顺利地入了党。[此时已摒弃了成份论]。
　　没办法，经历过文革，特别是这一时期遭受过磨难的人，在政治，前途问题上先天底气不足，都是惊弓之鸟。

欢迎关注业主精品阅读（readervip），做一个有品质，有内涵，有尊严的业主。小阅读，大收益 。为您第一时间传递社会热点事件及相关点评，让您远离信息碎片化。我们关注：1.互联网正在发生的大事；2.您身边热议的事情；3.业主权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