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腐败、供应链特征与审计师选择
作者简介
吴晓晖（1971—），男，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公司财务与创业投资研究；李卿云（1985—），男，通讯作者，山东广饶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司治理与审计理论研究；杨风（1977—），男，安徽安庆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王行（1992—），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研究。
[摘要] 使用2003—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地区腐败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供应链特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的企业越不可能聘用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地区腐败对企业审计师选择有更强烈的负向影响。此外，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会加剧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供应链特征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在非国有企业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地区腐败；供应链特征；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审计师选择；审计质量；审计意见；会计信息质量
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为政府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但也存在“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争议，201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曾专门刊文驳斥该观点。因此，若要客观阐述反腐的经济意义，就必须先厘清腐败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
在地区腐败的微观影响方面，Firth等发现，地方政府越腐败，从当地企业搜刮的费用就越多，越凸显“掠夺之手”的本性。为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掠夺，公司会降低信息透明度以占据博弈中的有利地位，进而影响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另外，审计师选择还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能表征公司的财务状况。所以，为了能在与政府谈判时缩减让步空间、保护公司资产，在腐败严重地区，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可能会受到影响。
尽管审计师选择能帮助企业规避政府的寻租，但其传递的信号同样能引起供应商和客户对公司经营可持续性的担忧。由于供应商和客户能影响公司的战略和运营，所以，在腐败严重地区，供应商和客户可能会通过遏制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来消除上述担忧。另外，当供应商和客户的影响力强大到对公司具有控制能力时，他们就能从企业获取更多私有信息。这会降低他们对审计师服务的依赖，也能为腐败严重地区的企业在选择审计师时提供更多自由空间。
本文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地区腐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供应链特征（如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以前的学者主要关注社会信任、政治关联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较少从政治环境视角分析审计师选择行为。本文以地区腐败为切入点，探究其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能增补非正式制度领域的文献。第二，拓展了地区腐败领域的研究，以前的学者主要关注地区腐败对公司流动性、企业运营的影响以及反腐败的经济成果，但从未涉及审计领域。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了审计领域。第三，拓展了供应链领域的研究。之前的学者发现供应链特征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而本文则发现供应链特征能调节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一）地区腐败的文献回顾
学者们很早就关注了地区腐败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腐败的成因以及腐败的地域差异，但较少涉及地区腐败对公司微观行为的影响。
在腐败严重地区，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治理较差，中小股东利益更可能受到侵害。聘用贪腐的高管虽能帮助公司获取额外资源，但也更容易被这类高管掏空公司财富。同时，政府官员的落马，还会使依附于这些官员的公司面临经营危机。以并购市场为例，Liu等发现，那些依赖政府官员庇护的公司，一旦失去政治靠山，在并购市场上就会失去竞争优势，并购绩效很差。相反，政府廉洁能提高当地企业的冒险精神，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另外，反腐败还能提高当地企业高管的薪酬绩效敏感度，提升其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和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地区腐败的确会影响企业的微观行为，但上述影响仅局限于企业业绩和公司治理领域，还没有学者研究地区腐败对外部审计的影响。所以，本文以审计师选择为切入点，探究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能增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审计师选择的文献回顾
学者们常用代理理论、保险假说和信号假说阐释企业的审计需求动机。从代理理论的视角看，审计服务是降低代理成本的制度保障。代理成本越高，企业对外部审计服务的需求越大，企业的代理成本与聘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另外，外部审计服务也与董事会治理紧密相连。海外人员加盟公司董事会后，更可能督促公司聘用审计质量高的事务所。杜兴强和谭雪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择显著正相关，并且外籍独立董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更大。保险假说认为，审计是降低投资者风险的补偿机制。遭受投资损失的投资者能通过起诉会计师事务所来获取一些补偿。所以，从审计师处获取损失弥补的期望值越大，企业越有动力聘用规模大的事务所。此外，审计师选择还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帮助企业向外界传递公司价值方面的有利信号。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也能提高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降低新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因此审计师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构成替代关系，能够表征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学者们在阐述公司的审计需求动机时，都忽略了外界因素对公司利益的侵蚀和掠夺。在腐败严重地区，公司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可能更倾向于传递消极和模糊信号，在与政府博弈时占据有利地位，缩减让步空间。所以，信号假说对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解释力度可能会更强。
（三）供应链特征的文献回顾
学者们很早就关注了供应商和客户对公司战略和运营的影响。从供应链视角来看，公司的关系承诺动机和预防动机都会影响其现金持有水平。同时，为了迎合供应商和客户对企业前景的预期以及保证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安全性，公司还会粉饰业绩，加大盈余管理力度。另外，供应链还是获取和传递公司信息的一个良好渠道。分析师能从公司客户的稳定程度中获取一些额外信息，从而提高其预测的准确性，公司的客户越稳定，分析师获取的额外信息越多，对企业的盈利预测越准确，预测偏度越小。另外，公司对其供应链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还会对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造成影响。公司披露的供应链信息越详尽，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完善，获取的信息越完整，投资者对公司的评价越客观，从而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就越低。所以，供应链信息的完善程度能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并且供应链的信息越优质，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优化作用越强。
学者们在研究供应链的影响时，极少关注供应商和客户对公司影响的差异性，或者默认两者对公司的影响是相同的。但黄伟和陈钊在研究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系时，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发现供应商和客户会对企业行为造成差异化的影响。他们发现，与作为外资企业的客户相比，中国企业作为外资企业的供应商时，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学者们主要聚焦供应链在公司财务领域的影响，鲜有涉及审计领域。实际上，供应链特征能对企业的审计师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国有VS非国有）而出现变化。另外，与客户共享审计师能显著减少供应商的财务重述行为，提高其会计信息质量。
尽管学者们研究了供应链对公司自身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但没人研究公司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信息共享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供应商（客户）对公司的影响越强，两者共享的信息会越多。即当供应商（客户）强大到一定程度时，能从公司获取足够多的私有信息。在度量供应商和客户对公司的影响程度时，集中度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公司的供应商（客户）集中度越大，说明供应商（客户）对公司的影响越强。在供应链特征的研究中，除少数学者关注供应链的稳定性外，大部分学者都从供应商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角度刻画供应链特征。尽管已有研究表明供应商和客户会对公司的审计师选择产生直接影响，但他们没有考虑宏观环境对公司不利时，公司与其供应商（客户）的信息共享行为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所以，基于信息共享的考量，本文从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视角，探究供应链特征对地区腐败与公司审计师选择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正式制度不完善也不健全，非正式制度发挥着很大的替代作用。例如，媒体的高度关注能激发政府的关注和干预，进而影响公司的运营。在非正式制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方面，雷光勇等发现，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该地区企业越愿意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那么，地区腐败作为另一种非常普遍的非正式制度，会造成何种影响呢？Firth等发现，地方政府越腐败，从当地企业搜刮的费用就越多，越凸显其“掠夺之手”的本性。公司主要通过下述两个渠道来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掠夺。
第一，降低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与政府博弈时占据有利的信息地位。即，在面临较大的寻租风险时，为保护自身资源，公司会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不愿意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第二，缩减公司资产或向政府传递财务状况不佳的信号，缩小公司的让步空间。在谈判过程中，向对手传递自身状况较差的信号能降低自己的让步空间。Matsa和Klasa等分别指出，与工会谈判时，为避免支付高薪，公司会战略性地调整其现金持有量和资产负债率。在腐败严重地区，为减少政府的侵蚀，公司会提高资产负债率，降低现金持有量。由于审计师选择具有信号传递作用，高水平的审计师能传递财务状况良好的信号。所以，在腐败严重地区，为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掠夺，公司可能更愿意聘用低水平的审计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1a。
H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越不可能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在腐败严重地区，国有企业会通过蚕食非国有企业的利益来降低自身的受损程度，而部分非国有企业也通过各种政治关联为自己构建保护机制来获取经济利益。在腐败严重地区，那些与政府建立联系的非国有企业能获取较大的投资收益。所以，保护机制缓解了高腐败地区企业的受损程度。但所有权性质差异导致保护机制出现区别，从而会对公司的审计师选择造成差异性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H1b。
H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中，地区腐败对审计师选择有更强烈的负向影响。
（二）地区腐败、供应链特征与审计师选择
在日常运营中，为了建立和维系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会向外界传递好的信号，以缓解利益相关者的担忧。在腐败严重地区，审计师选择所产生的消极信号和模糊信号虽能帮助企业规避政府的“掠夺之手”，但会加剧供应商和客户对其经营可持续性的担忧。由于供应商和客户能够影响公司的战略和运营，所以，为了消减这种担忧，在腐败严重地区，供应商和客户可能会给公司施压，从而影响公司的审计师选择。
另外，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审计师的参与虽能降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租金，但当供应商或客户强大到对公司拥有很强的控制能力时，它们就能从公司获取更多私有信息。此时，供应商和客户对审计师服务的依赖程度会降低。这让公司有更大的自由来调整审计师选择以抵御政府的寻租活动。因此，在高腐败地区，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公司与其客户和供应商分享的私有信息就可能越多，客户和供应商对审计师的依赖程度就会越低，公司聘用低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H2a和H3a。
H2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客户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越显著；
H3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越显著。
在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对信贷资金等关键资源和市场交易规则有较强的掌控力，政府影响力远大于市场影响力（如供应商和客户）。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具有行政级别，部分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所在地政府的行政级别。此时，市场的影响力（如供应商和客户）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发挥，供应链特征就会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市场的影响力（如供应商和客户）在政府力量前则可能微不足道，这导致供应链特征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H2b和H3b。
H2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会更强烈 38 38190 38 14763 0 0 6401 0 0:00:05 0:00:02 0:00:03 6401；
H3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供应商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会更强烈。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尚未出版，无法获取2015年各省的公职人员总数数据，所以，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下述步骤处理初始样本：（1）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2）剔除当年被ST、*ST的观测值；（3）剔除交叉上市的观测值；（4）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5）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417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测度地区腐败所使用的“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据”和“各省公职人员总数数据”分别从《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手工整理而得。供应商数据、客户数据以及审计师数据都来自CSMAR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CSMAR、Wind和Resset数据库，并通过必要的计算获得。
（二）模型设计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说，本文参考王裕和任杰的研究，构建了模型（1）和模型（2）。
借鉴杜兴强和谭雪的做法，本文使用“是否雇佣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哑变量测度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借鉴Smith的研究，本文使用“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各省公职人员总数（人/万人）”衡量地区腐败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腐败越严重。若“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信息缺失，则先将其赋值为0进行主分析，然后使用剔除这类观测值的样本再进行稳健性分析。本文使用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来测度供应链特征。由于股权制衡情况、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以及两职合一都会影响代理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审计师选择，故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控制。另外，董事会的独立性越高，公司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大。公司的存货占比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会越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会越小。因此，本文也对上述变量也进行了控制。模型的变量定义具体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审计师类型（Big4）的均值为0.041，说明我国企业聘用国际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占比还较低。地区腐败程度（FB）的均值为28.9，标准差为10.3，说明我国的反腐形势比较严峻，各地的腐败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客户集中度（Khjzd）的均值为0.301，标准差为0.212；供应商集中度（Gysjzd）的均值为0.359，标准差为0.203。这表明样本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金额和从前五大供应商处采购的金额均占总销售额和总采购额的三分之一，样本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都较为集中。不同公司的客户分布和供应商分布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与主流文献一致。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地区腐败（FB）与审计师选择（Big4）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企业越不会聘用国际四大，初步验证了H1a。从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符号方向来看，其他控制变量与审计师选择（Big4）的关系与主流文献一致。另外，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下，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
表4列示了地区腐败（FB）与审计师选择（Big4）关系的分析结果。从列（1）可知，地区腐败（FB）的回归系数为－0.02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企业越不会聘用国际四大。即，在高腐败地区，为抵御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寻租活动，公司会通过聘用低质量的审计师来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传递消极信号，从而在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减少让步空间，H1a得到验证。
列（2）和列（3）分别列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分析结果。从分析结果可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聘用国际四大作为其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从地区腐败（FB）与审计师选择（Big4）关系的系数差异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负向反应更强烈。从而，H1b得到验证。在腐败严重地区，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为公司提供了不同的保护机制，保护机制的差异对两类公司的审计师选择造成了影响。
2.地区腐败、客户集中度与审计师选择
表5列示了客户集中度（Khjzd）对地区腐败（FB）与审计师选择（Big4）关系的调节作用。列（1）的分析结果表明，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企业聘用国际四大作为其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进一步验证了H1a。由客户集中度（Khjzd）的分析结果可知，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聘用国际四大作为其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张敏等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地区腐败（FB）与客户集中度（Khjzd）交乘项（FB×Khjzd）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H2a得到验证。即，在高腐败地区，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与其客户分享的私有信息越多，客户对审计师的依赖程度越低，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度来调整审计师选择决策以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寻租活动。列（2）和列（3）的分析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仅对地区腐败与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调节作用则不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会弱化政府的影响力，提高市场因素的影响力，使得客户集中度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H1b得到证实。
3.地区腐败、供应商集中度与审计师选择
表6列示了供应商集中度（Gysjzd）对地区腐败（FB）与审计师选择（Big4）关系的调节作用。从分析结果可知，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聘用国际四大作为其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从列（1）可知，地区腐败（FB）与供应商集中度（Gysjzd）的交乘项（FB×Gysjzd）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的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H3a得到验证。即，在高腐败地区，供应商集中度越大，公司与其供应商分享的私有信息越多，供应商对审计师的依赖程度越低，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度来调整审计师选择决策以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寻租活动。列（2）至列（4）的分析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对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差异明显。与客户集中度的情况类似，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供应商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会弱化政府的影响力，提高市场因素的影响力，使供应商集中度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从而，H3b得到证实。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做了下述分析。
（一）分别使用“是否聘用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费用”替代“是否聘用国际四大”
前文的审计师选择变量使用“是否聘用国际四大”进行度量，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本文放宽度量标准，使用“是否聘用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度量。分析结果依然表明，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越不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我们按照公司所有权性质对样本分类后，在地区腐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依然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非国有企业的反应更强烈。
借鉴杜兴强和谭雪的做法，本文也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从分析结果来看，地区腐败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即，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越低，审计质量越差，相应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差。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结果略，但留存备取。
（二）使用前三大客户集中度和前三大供应商集中度分别替代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和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
前文使用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和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测度供应链特征，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缩小供应链特征的度量范围，使用前三大客户集中度和前三大供应商集中度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在总样本中，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烈。即，在高腐败地区，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他们能从公司获取的私有信息越多，对审计师的依赖程度越低，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以抵御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掠夺。在区分公司所有权性质后，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中，供应链特征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供应链特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结果略，但留存备索。
（三）剔除地区腐败（FB）为0的观测值
在主分析中，本文将未披露“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的观测对象赋值为0，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剔除这部分观测值后重新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剔除地区腐败（FB）为0的观测值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企业越不会聘用国际四大，进一步验证了H1a。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负向反应更强烈，从而，进一步验证了H1b。
剔除地区腐败（FB）为0的观测值后，我们依然发现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H2a（H3a）。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后，我们依然发现交乘项（FB×Khjzd和FB×Gysjzd）的系数在非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则都显著，这表明供应链特征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在非国有企业中不显著，H2b和H3b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结果略，但留存备索。
（四）国家反腐运动的影响
本文使用“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各省公职人员总数（人/万人）”度量地区腐败，该指标数值越大，地区腐败越严重。但该指标也可以代表国家的反腐力度，可能会使研究结论不可靠。
第一，《中国检察年鉴》披露的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据，为度量地区腐败提供了客观和权威的数据。但是，Aidt指出，一两个腐败官员的落马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腐败状况。所以，与度量国家反腐力度相比，该数据在刻画地区腐败方面更为准确。
第二，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的强力反腐进程，但政治生态的完全更新是长期的、漫长的。从而，受政治生态影响的财务政策改变也可能是缓慢的，而非立竿见影的。
本文以十八大作为冲击事件，检验国家反腐运动的影响。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被认为是国家强力反腐的起点，多位省部级高官在2012年的落马也拉开了“打虎拍蝇”的序幕。所以，2012年可以作为事件冲击的时间节点。另外，新一届领导集体是在2012年末上任，其实质发挥作用的时间应该是2013年。所以，2013年也是合理的时间节点。本文分别采用2012年和2013年作为时间节点，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强力反腐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使用2012年还是2013年，强力反腐都未造成显著冲击。由于版面限制，本文未列示分析结果，但留存备索。这说明“因腐败而被查办的公职人员数/各省公职人员总数（人/万人）”的确是度量地区腐败的合理变量。另外，还说明企业在面对不太明确的政治环境时，更偏向于遵循保守方式，这也符合环境演变中的组织运行规律。Xu等指出，中国从计划经济演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的组织形式从国有企业到联合所有制企业，再到私营企业，是循序渐进的演变，而非一步到位的骤变。同理，公司在应对逐渐廉洁的政治环境时，在审计师选择方面也不会呈现立竿见影的变化。
（五）影响路径的探讨
在腐败地区，政企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也会导致企业降低审计质量。这是解释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假说。但结合上文国家反腐运动的影响分析，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在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运动中，国家重点查办了官员以权谋私、帮助企业获利的情况。如果上述假说成立，那么，受到十八大的影响，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局面得到遏制，企业会立即提高审计质量。从而十八大理应会造成强烈冲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冲击效果并未呈现。所以，该假说不成立。
（六）内生性检验
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本文将政府财政支出中采购合同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地区腐败的工具变量。黄寿峰和郑国梁指出，财政透明度能够抑制腐败。在政府采购中，采购金额越大，政府监察机关的监督也越严，相应地，媒体关注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度相对较高，腐败程度则相对较低。另外，政府财政支出中的采购合同规模取决于政府的财政预算和政府的需求量，与公司的审计师无关。因此，政府采购合同规模的自然对数可以作为地区腐败的工具变量。本文使用该工具变量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结果列示在表7中。
表7中的列（1）为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列（2）为第二阶段的分析结果。从分析结果可知，地区腐败越严重，公司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进一步验证了H1a。
七、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地区腐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供应链特征（如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相对于国有企业，地区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影响会更强烈。在考虑了供应链特征后，本文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越高，地区腐败与公司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会越强烈。但是，供应链特征对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则并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腐败严重地区，公司更愿意聘用低质量的审计师，降低信息的透明度，并向外界传递消极信号，让公司占据有利地位，以抵御政府的掠夺，缩减让步空间。这些研究结论既证实了地区腐败的危害性，也证实了强力反腐的必要性。同时，还可以提醒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在使用公司的会计信息时，必须要考虑公司所在地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但是，公司向外界传递的消极信号会对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造成何种影响呢？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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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期刊社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单位，江苏省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单位。编辑出版三刊：《审计与经济研究》《南京审计大学学报》《中国审计评论》。期刊实行网上投稿、查稿，所有刊文均可全文上网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xbbjb.nau.edu.cn/。微信公众号：南审学术期刊。“三刊”实行择优选稿，优稿优酬，所有稿件一律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费用。
期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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