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来源

作者：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凌永辉（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

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加速结构转换是否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已成为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利用全球169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对结构转换怎样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是：（1）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当结构转换度位于拐点值左侧时，结构转换有利于加速产业结构软化，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促进效应；当结构转换度位于拐点值右侧时，结构转换则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抑制效应。（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转换已从适应性调整阶段转向战略性调整阶段，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但结构转换度总体上尚处在“倒U”曲线拐点值的左侧，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源泉，因此，中国当前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应适当降低增长速度预期，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速结构转换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结构转换  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是相吻合的。当前，随着“逆全球化”现象、全球新冠疫情等冲击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大，这对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挑战。特别是面对着产业链断裂的潜在风险，如何才能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情况下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推进高质量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持续提升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支撑，但首先需要探寻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有效路径。发展经济学认为，结构转换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及整个产业结构发生质变的过程，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独立源泉之一。尤其是当经济处在非均衡状态时，如果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且伴随着要素动态转移过程中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涌现，那么经济就能在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结构刚性仍是主要存在的问题，利用结构转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有效的路径选择。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角度回答了我国在当前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来源问题，进而为政策决策提供了科学有力的参考依据。

二、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以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将过去研究中被忽视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纳入到结构转换的经济学分析当中，并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研究结构转换对全要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过梳理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理论脉络，并运用典型化事实，剖析经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结构转换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经验证据；再次，聚焦中国经济，进一步讨论以结构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结构转换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看，结构转换很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如下两种影响效应：一是通过产业结构软化产生促进效应，因为结构转换过程有利于要素资源等在部门间依据效率原则进行流动，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集约式经济增长；二是由于产业空心化而形成抑制效应，当发生结构转换过快时，新产业很可能无法及时弥补旧产业衰退形成的产业“真空”，导致出现生产率下降现象。那么，究竟哪一种效应会占据主导？这与结构转换本身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当结构转换度处在比较低的阶段时，加速结构转换将使得要素资源在各部门之间按照市场原则更快地流动起来，这种存量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软化效应非常可观，同时由于整体的结构转换度相对偏低，尚不足以产生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因而在这一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占据着主导。当结构转换度处在高位并且发生转换过快时，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比如一些大城市中的要素成本上升，导致服务部门对生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资本在逐利作用下会更多地向海外和虚拟经济部门进行转移，容易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故在结构转换过快的情况下，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就会占据主导。由此可见，随着结构转换度由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从促进效应转向了抑制效应，呈现典型的“倒U”型。

本文基于全球169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利用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以结构转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经验统计上的可能性。针对关键解释变量，使用Moore指数公式计算产业结构转换度；针对被解释变量，使用佩恩表（PWT9.0）不变价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结构转换中同时存在产业结构软化效应和空心化效应，因而从动态视角来看，结构转换很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为了使计量模型捕捉到这一点，本文也将关键解释变量的二次项纳入模型分析。计量模型所用到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中，关于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佩恩表，关键解释变量和其余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稳健性检验中所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数据来自Total Economy Database（TED）数据库。在分析结果的具体呈现方面，首先报告了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接着针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然后使用替换测度指标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最后聚焦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变迁及当前所处阶段、高质量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倒U”曲线与“结构性减速”论的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言至关重要，但其影响效应呈现出非线性的“倒U”型。当结构转换度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时，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效应；当结构转换度位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时，结构转换则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效应。这当中的经济学逻辑在于，结构转换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软化过程，促进了一国经济中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从而推动了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集约式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产业结构转换过快而引发产业空心化，那么就会通过产业资本流失海外和经济“脱实向虚”等途径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变迁事实，不难发现，结构转换度总体上经历了上升过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事实上，这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关系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因而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起到了正向的促进效应。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结构转换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取向：第一，从供给角度来看，要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纠正市场信号扭曲，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地、自由地、快速地流向边际收益最高的产业部门。第二，从需求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常态化升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三，从开放角度来看，要进一步利用比较优势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的竞争。此外，在新时代背景下，也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有为政府+强市场”的均衡调节机制。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主要有3点边际贡献：

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突破了现有多数文献对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聚焦于经济增长由非均衡转向均衡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考察这种变化背后的结构转换因素，特别是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掉的非线性影响；

第二，在研究视角方面，立足于典型化事实分析和经济增长的跨国数据，尝试从全球视角给出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验性证据；

第三，在研究观点方面，提出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倒U”曲线假说，并且结合中国经济结构演化背景，探讨了利用结构转换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

未来进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以及具体到微观经济层面的政策研究。

文章刊发：

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第1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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