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盛昭瀚 等：笃步前行 创新不止——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笃步前行 创新不止——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作者：
盛昭瀚（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霍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陈晓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刘作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徐伟宣（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摘要：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运用系统科学思维引领管理活动及指导管理行为、注重运用数学语言与科学范式对管理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决策、优化和调控，并主要通过设计和构建“工程”、“类工程”等人造系统作为解决管理问题方案的学科。在我国管理学领域各个学科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发展最早、基础最厚实的学科之一。今天，在我国管理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70年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现实道路深深铭刻着我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烙印，同时以其自身科学内核的强大生命力开掘出一条曲折崎岖、顽强前行的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继续发扬笃步前行、创新不止的精神，开创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 发展历程 70年回顾
一、引言
管理学是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上形成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侧重于综合运用系统科学、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工程方法及信息技术为人类探索管理问题提供基础理论、方法体系与工程样式解决方案的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鲜明的系统思维原则及运用严密的实证方法等科学范式，故该学科在管理学领域中最“像自然科学一样”思考，同时也最多地表现出多学科交叉融通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该学科在过去近百年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我国管理学领域各个学科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发展最早、基础最厚实的学科。新中国成立70年来，该学科经过曲折、崎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若干成果具有重要原创性与国际影响力，并使其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回应巨大的社会、科技变革的挑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能力。如果能够认真回顾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宝贵经验，一定会推动我国管理学界更好地规划未来，做好该学科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这一历史回顾的工作可按照70年来该科学重要理论的创造、方法的形成以及杰出人物贡献等进行归纳与逐一陈述，此称为“一阶”科学史，其基本上是一类专业化、学术化的科学史研究。它的目的一般是通过对人们前一阶段学科发展与成果的综述，来确定新的拟开展的学科研究方向，也可以是通过对前一阶段知识创造基本规律的总结，提高自身科学研究路线的设计能力及研究成功率。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的70年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历史时期。在宏观上，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大环境、大趋势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走向、发展速度与质量等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与影响力；在微观上，解决各类实际管理问题的现实需要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两者之间又如此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就不能局限于对70年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范畴内具体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一般性陈述，而要以“全景式”的视角，深刻剖析时代、国家、社会、体制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重大影响，并进行总结和反思，此称为“二阶”科学史。
“一阶”科学史与“二阶”科学史的主要区别在于：陈述过去实际发生的科学史实时，陈述者是否有其自身的观念，即是否有自身的“科学观”与“历史观”，不同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决定了科学史陈述的不同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方式，最终会得到对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不同认知和总结。
总的来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现实路径铭刻着70年来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烙印，我国大量的现实需求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相互促进与推动，是本文作者基本的“二阶”科学史观。
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文章中要容纳下这样一个复杂的大主题，史料难免疏漏，观点难免偏颇。但是，这样的研究目的与路径安排更能体现我们对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整体性的文化记忆，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管理学界今后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融入我国新时代管理学发展事业中的自觉性与自信心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二、解语义
（一）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
人类对“科学”有其久远的认知演化过程，例如，今天作为“科学”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在古希腊时代都统归在自然哲学之中，后来经过中世纪科学与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的许多基本特征与范式开始成形，如使用精密仪器与数学方法，通过观测和实验的经验证据对自然现象进行描述、预测和解释，“科学”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多门类且不断拓展的庞大体系。其中，管理学可看作是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的知识、方法与应用体系，因此，管理学也被称为（广义）管理科学。
在科学发展史上，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不仅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极大贡献，而且随着经济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模式的形成。具体地说，西方经济学仿照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注重研究的实证性与数量分析，并因为高度认可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想把经济学做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严密的实证方法，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运用逐步成为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同时也使经济学越来越“科学”了。
管理学由于研究领域与研究问题的内涵与经济学具有“近亲性”，故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对经济学更多地运用数学、越来越“科学”的模式更愿意效仿。于是，人们就把这样更多运用数学方法的管理学知识领域称为（狭义）管理科学，以区分先前的（广义）管理科学。本文以下所谓“管理科学”都指这类（狭义）管理科学。
在历史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对管理科学知识体系的逐渐成形与成熟影响特别深刻。这主要是因为运筹学聚焦研究人类在广义的资源配置活动与过程中，如何设定目标、确定约束条件，通过构建结构化的数学模型和提出有效的算法来揭示相关的管理活动基本规律及优化主体行为。这不仅与“管理”的本义相一致，而且也极大丰富了管理科学的方法论。于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管理科学就是运筹学的应用”，甚至认为管理科学就是运筹学。
另外，20世纪初起，人们开始思考和探索关于各个领域与各种类型的整体性与功能性的共性科学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客观世界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能够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和具有某种功能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系统。这里，人们概括并凝炼了客观世界与人类活动在整体意义上的一种基本属性，也就是说，系统是一个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普遍联系与整体性的最基本的概念。系统的概念很快被引入到管理科学领域，即运用系统概念及系统思维来引领管理活动及管理行为，并形成了关于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这也导致人们往往把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理解为有着亲缘性的两个学科。
再次，在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方式上，管理科学注重遵循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造物）的接续路径，以设计实体型“工程”或“类工程”人造物系统作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方案，这一“工程”或“类工程”管理方案样式被人们称为“管理工程”。这样，把头尾两端连贯起来就形成了从“管理科学”起始，到“管理工程”结束的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类型，这就是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主要学术内涵。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类揭示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与构建人类管理行为准则的知识体系与科学门类（学科），她以系统科学思维为引导、以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与管理学其他学科相比，管理科学与工程更注重利用数学语言提取管理问题中的数量关联、空间结构与动态变化（徐伟宣等，2008），通过计算机语言等多种符号系统进行逻辑推导、演算和分析，对管理问题进行预测、决策、优化和调控，并主要通过设计和构建“工程”、“类工程”人造系统作为解决管理问题方案样式。
（二）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由此看出，在整个管理学领域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最强烈表现出以数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方法为支撑，以实体型“工程”、“类工程”人造系统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管理方案，它更侧重于管理学基础性、本源性与工程实践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研究，更关注为管理学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普适性方法体系。
迄今为止，“管理科学与工程”已经成为管理学领域中一个具有自身学理逻辑、方法论特征和实际应用优势的学科，它对管理学其他分支及管理学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经济各领域的管理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面关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内涵的解读指出了“运筹学”、“系统工程”等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科学属性上具有同根、同源的特质。这对本文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因本文是对我国70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回顾与总结，70年来我国教育、科研主管部门对学科分类与代码进行过多次调整和变更，而这些调整与变更正是人们与科研管理机构对科学与学科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所致。其中，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在学科目录中出现的时间先后不一、互属关系也有所更改，因此，应该从三者之间的学理同一性统筹且完整的、而不是机械与片面的套用今天的学科名目来“按图索骥”。具体的说，新中国70年，特别是早中期的“运筹学”、“系统工程”被许多人看作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别称”，也体现着本学科发展历程中在特定时段的不同形态与载体。
回到本文的研究路线设计上，我们也可以依据时间顺序，罗列一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主要成果、总结几点经验这样的做法来回顾我国该学科70年发展历程。但事实告诉我们，过去70年，我国社会经济整体上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并取得巨大的发展。同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我国国情、文化及哲学思辨的独特环境中，以其自身内核的强大生命力开掘出一条曲折崎岖、顽强前行的道路。这一历史过程强烈折射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对促进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根本性引导与推动作用，这在世界各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如果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发展历程按照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提炼出里程碑式的时间“拐点”，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不同“拐点”之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内涵、形态的特异性，而且能够体验到在每个不同的时段内，该学科生命的孕育、生长或凋萎是如何与我国基本国情及社会变革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而在总体上，当我们把不同“拐点”连贯起来，它们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梯度性、递进性、内涵不断深刻、水平不断提高的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笃步前行、创新不止的发展历程。
这样，在我国70年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与进步大趋势中，回顾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情况、总结发展中的成功经验，既能够保留70年中各个时期的主要情景，又能够凝炼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最终，还将生动地向我们诠释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和“生产的目的与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基本动力”的重要论断。
三、受制约
这一时期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49~1979年这一历史时段，对中国而言有两件历史性、全局性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与所谓“文化大革命”。
（一）计划体制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总体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亟需在短期内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顽疾，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并且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保家卫国与重点领域建设上来，以奠定新中国国民经济基本的物质基础，这就需要实施一种以高度行政集权进行计划管理经济的体制，即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公众消费事先设计指令性计划，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政府指令并配置资源，消费遵循计划，市场服从指令。这一经济体制从建国初期起的萌生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成为中国法定的经济体制，并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这一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政府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产品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生产活动组织与产品销售都处于政府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当然，从历史来看，这一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计划经济形成和固化了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机制，即国家从上到下的经济管理都是一种权力的表征，谁有权力谁才有资格成为管理主体，并且主体权力的大小基本是管理能力大小的等价测度。在这一现实逻辑下，仅掌握管理科学知识，但没有权力的人自然是不可能行使管理职责的，这导致在现实中完全排斥了管理科学思维与方法论的社会价值。
同时，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在政治上全面与苏联结盟，使得在经济模式、企业管理方式等方面也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照搬苏联做法，这除了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外，在我国管理思想、理论方面也进一步与源于西方的管理科学“渐行渐远”。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学术界普遍认为：运用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管理科学知识体系来组织安排我国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表现，因此，对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态度就成为判断人们政治立场是否正确的标尺。这些价值标准自然使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长期失去它应有的社会地位，更不可能在现实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1958年，持续了3年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幅度失调，使经济发展遇到极大困难。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5年底全党深入总结和反思工作中的得失，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对国营企业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原则和领导制度作了原则规定。
工业七十条实际上是对建国十余年来我国企业管理经验的系统总结，并结合当时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这对重建正常的生产秩序以及推动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王双梅，2011）。但是，这一标志我国企业管理进步的重要一步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最高级别的国家权力推动和完成的，并没有因此改变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低迷和停滞的状况。
几年以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社会、经济长期处于无序环境下，不但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的正常秩序得不到保障，而且教育、科学、文化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并造成了灾难性的“文化断层”、“科技断层”和“人才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很难获得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态势基本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大学也不可能设立专门培养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的专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已将全国原有的带有管理学科属性的院校、系科与管理专业，或归并或撤销了。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所处的社会宏观环境境遇及该学科长期受到制约、总体上无法健康发展的现实状况，从中让我们深刻体会和理解到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的论断。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
但是，必须提及到，这一时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中的一个奇特景象，即在当时特殊的国情下，恰恰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自身的科学属性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维持羸弱生命的“绿洲”。
如前所述，管理科学与工程总体上是由“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复合而成。前者的基本内涵为由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为基础，后者则是“管理科学”的工程化与实践化，再把两者链接为依据综合集成思维、设计、构建与优化人造系统的活动与过程。因此，数学化分析，特别是对管理问题进行统筹规划获得最优解的运筹学方法以及综合考虑组织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就成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特殊时期孕育着学科生命的种子。换言之，运筹学及系统工程是那个历史时段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成长与发展的主要象征与标志。
1.运筹学的萌动与发力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重要应用的运筹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筹学的分支更加齐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上完整和稳定的知识体系；第二，在除军事以外的其他经济社会领域里，运筹学都得到广泛的成功应用；第三，在地域上，这一态势由美国逐渐拓展至世界其他各国。
几乎就在同时，运筹学被一批中国学者从国外引入国内，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钱学森先生。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关注到运筹学的发展与实际应用。1955年，他在回国途中与同行的数学家许国志商量如何把运筹学引进国内，并在中国科学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运筹学小组；与此同时，国内华罗庚、钱三强、于光远等也建议学习和推广苏联的技术经济分析等管理科学方法。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发展十二年长期规划，在这批老科学家的推动下，运筹学是规划中的一个独立项目，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具有前瞻性的，对日后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是非常有远见的一步。
从组织保证和人才培养上看，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许国志等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数学所先后成立了国内第一批运筹学研究部门，并于1960年合并为一个整体性研究单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中国邮路问题”、数学规划收敛性、组合优化、排队论等运筹学基础研究方向上都有迅速的发展（中国运筹学会，2012）。
特别要认真总结的是，20世纪50年代，虽然时间不长，我国在运筹学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其中，以下几点宝贵经验至今都值得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界认真学习和继承。
第一，切实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理论研究。建国初，全国工业与抗美援朝导致铁路交通运输资源十分紧张，运输方案的制定越来越复杂，运输部门为了比较两个方案，往往需要通宵达旦地计算。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经验性的“图上作业法”。华罗庚率万哲先等专门去运输部门研究如何应用和推广线性规划，万哲先对“图上作业法”给出了理论证明，并进行了推广应用。另外，数学家越民义对国外提出的“表上作业法”也给了理论证明（骆茹敏，2010）。
第二，理论研究推动实践进步。1958年，华罗庚提议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应用投入产出法，并对该方法的重要意义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解决了与这一方法相关的非负元素矩阵理论，提升了投入产出法在经济管理上的应用价值（陈锡康，1983）；刘源张将管理科学中的现代质量管理理论用于钢铁、机械制造、纺织等部门；1959年，我国运筹学家将排队论用于纺织业，优化纺锤的数量，又在邮电部门应用排队论计算电话业务，并促进了相关的运筹学理论研究。
第三，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运筹学的普及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以华罗庚为代表的一批数学家在我国最早开始了运筹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研究，并开始了在我国推广“双法”（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普及工作，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64年，华罗庚从当时的“关键路线法（CPM）”和“计划评审技术（PERT）”的原理和方法出发，提出了“统筹法”。华罗庚以1965年2月在原北京电子管厂搞统筹法应用试点为开端，开始统筹法普及工作，并于1969年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提交了《优选法平话》。
“双法”推广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进行的一次颇具规模的普及管理科学思想、方法与推广应用的群众运动，在我国管理科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华罗庚反复强调“在管理上搞统筹，在工艺上搞优选”。作为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实践推广的先驱者，他所推广的“双法”为我国管理科学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中，华罗庚总结他十多年来推广管理科学方法的实践与经验时，凝炼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利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36个字，其中，既包含了管理科学的许多基本内涵，也初步构建了当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体系的基本架构，具有很强的预测性（徐伟宣，2006）。
2.系统工程的航天“点火”
另外，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融合基本形态的系统工程技术，也有着与运筹学几乎一致的由国外引入国内的发展轨迹与方式。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工作的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中心是美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发源地，他实际上是美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创立者之一。1955年他回国以后，作为我国航天事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将系统科学思维与系统工程技术成功应用到我国“两弹一星”航天工程事业中。
例如，钱学森把20世纪中叶人们依据系统原理进行分析、规划、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即系统工程成功运用到我国航天工程中。他指出：“研制导弹武器系统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把比较笼统的初始研制要求逐步地变为成千上万个研制任务参加者的具体工作，以及怎样把这些工作最终综合为一个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研制周期短、能协调运转的实际系统，并使这个系统成为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有效组成部分”（钱学森等，2011）。这样，钱学森创造了我国独特的“航天系统工程”，并初步形成了一套航天系统工程组织管理技术。钱学森不仅在我国“两弹一星”技术发展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对我国以系统工程为形态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贡献，这也是我国学术界把管理科学与工程与管理系统工程看得非常密切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如今以方法论特征为据回望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可以认为，运筹学与系统工程技术是那段时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生存的一种独特形态与重要标志，这一特征比其他许多国家都更为清晰和鲜明，特别是在学术组织、研究团队、人才体系与重要成果方面，基本上可以认为运筹学与系统工程就是那一时段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现实载体。
如前所述，在新中国前30年这一历史阶段，一方面，在我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产生普遍运用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现实需求，也在客观上制约了该学科的生长和发展，这一时段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除个别特殊环境和情况下外，总体上处于停滞状况，人才队伍的规模也很小。
与此同时，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世界著名的控制论学家、数学家在他们各自的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领域，结合我国国情与独特需求，开展了一系列运筹学与系统工程领域的普及、推广、研究与应用工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从运筹学、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之间学理的同一性看，可以认为，这不仅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以运筹学与系统工程为载体的一种独特的价值的体现，也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保存了日后迅速发展的学科基础与积蓄了起飞必要的潜能，甚至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发展路线形成了某种规定性和示范性。特别是，那一时段我国老一辈数学家、工程学家和管理学家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都成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谋生存
这一时期大约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
1976年，给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国历史翻开了改革开放崭新的一页，各行各业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而言，最重要、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意义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显现了。
20世纪以来，科学取得长足发展，科学作用日益凸显。这使得现代科学不但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使恩格斯的“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论断成为人们的基本社会共识。这一认知进步本质上是对科学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和尊重。但是，如本文前述那样，多年来，在我国，人们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社会价值是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但对管理科学的社会价值及其重要性却缺乏应有的认知，从而在客观上制约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正常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七五”计划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1993）。多少年来，在我国最庄严、最权威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由邓小平同志代表党和国家昭宣管理科学对我国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当属首次。
中国大地上呈现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的同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春天到来了。
1977年，我国大学恢复了正常的招生，工科院校在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时有幸保留下来了“生产组织与计划”与“工业企业管理”两门课程，有的院校甚至保留下了工业工程、工程经济专业。“生产组织与计划”一般设在机械系，是各个工程专业的必修课。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依托一些理工科院校中的应用数学、自动化、机械工程等与管理科学与工程有着内在科学逻辑关系的学科为基础，筹建、试办了一批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专业，有的院校则在原来的工业经济等专业中增加了相应的管科类课程。
那是一个在我国高等教育荒芜了十多年之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年代。本文部分笔者至今对40年前那段日子仍然记忆犹新：社会上通过举办各类管理学习班、培训班掀起了学习、普及、宣传管理科学与工程知识的热潮，培训对象多为高校教师、工厂企业的管理与技术干部，培训内容主要是管理科学领域内的各种定量管理办法。笔者中有人曾参加过中科院数学所的学者在南京主讲的《运筹学》的学习班，学习班借某单位一间教室，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穿中山装、军大衣的都是同学，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不问来历、背景，只为求知。上课的专家没有一点架子，拿着粉笔，整黑板又写又画，搞得中山装上满是粉笔灰。正是这种浓郁的渴求知识的氛围，在改革开放初始的那个年代里，把管理科学与工程知识的种子播撒到一代人的心中，培养了一支接续断层并继往开来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队伍，这批人后来陆续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我国各行各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学、科研与实践的带头人和骨干。
这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新生命开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需要名正言顺地在国家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占有自己的法定位置，这好比一个人要有国家承认的“户籍”。在这一点上，后人必须要了解和记住当时发生在学术界与学术管理机构高层的一些历史性事件。
首先，早在1980年初，中国科学院高层就开始调研，考虑管理科学在国家今后发展中的作用与发展战略。1981年3月6日中共中央十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加强管理科学的研究，促进科研管理及国民经济管理现代化”。此后，在中科院领导李昌的组织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名义为管理科学成立一个类似学部的机构。在当时的社会普遍认知不足情况下，管理科学还远远未有足够的地位，因此，第一，不能叫“学部”，可称“学组”，第二，名称难定，就叫“第六学组”，以区别原来的数理学部等五个学部，后由李昌提议称为管理学组。所以如此“举棋不定”，根源还在于当时人们头脑中还普遍存在一个“大问号”：管理是科学吗？
1981年5月11日，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在会上，不少与会者不同意设立管理学部或者管理学组，理由还是“管理是科学吗？”。在这关键时刻，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等24位学部委员签署了书面意见，表示愿意兼任或专任管理科学组的委员，并由钱三强先生主动担任管理科学组组长。在大会闭幕式上，李昌宣布“这次大会决定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管理科学的学组，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科学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那么多年的国情与体制等现实，以及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深刻烙印甚至偏见，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对管理科学重要作用与科学属性的认识，虽然中科院管理科学组成立了，但关于如何认识管理科学的内涵与作用在科学界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加之管理科学组是中科院所设机构，因此，当时管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科研管理，从1981年至1984年，学组共计召开了4次科研管理学术研讨会，主题基本上局限于中科院领导体制、多学科渗透的组织和管理等，尚难于仅依靠科研管理对全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性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由于分歧经常大于共识，1984年6月，中科院管理科学组基本上终止了工作。
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生命力是顽强的。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于次年面向全国开始受理与资助工作，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前身与试点。鉴于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数学所等有一批从事运筹学、统筹法、优选法研究的机构，中科院有一批高水平的数学家、工程科学家在从事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为了便于他们的申请，专门设立了管理科学组负责受理管理科学的资助工作。1982~1986年间，该科学基金共资助了管理科学23项研究课题，共计39.80万元，平均每个课题资助经费为1.73万元，虽然其资助强度根本无法与今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一个普通的面上课题的经费相提并论，但却标志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我国作为一种“科学建制”的认可。这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的资助不仅是从“科学建制”上将运筹学与系统工程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种子保留下来，而且给予了正名，从“科学建制”上肯定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1986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35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历程充分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提供了支撑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的平台与强大推动力。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界一直对管理是否是科学存疑。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否定管理科学的自然科学属性，而当时以意识形态为准绳的社会科学体系也难以“接纳”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属性的管理科学。换句话说，在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框架下，虽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显山露水，但学界对管理科学是否是科学，仍然难于形成科学共识。但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包括国家科学基金委主任唐敖庆、副主任师昌绪等资深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和工程科学家领导，就以其睿智的战略眼光和宽广胸怀，延续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组对管理科学的资助，并给予了管理科学更多、更深厚强有力的关怀支持。他们根据当时社会上、科学界对管理科学的属性与作用还难于形成共识、并时常出现争论的情况，对管理科学属性采取不争论的策略，而是将管理科学组先设置在基金委政策局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受理与资助项目的管理科学组，并将原来狭义的以运筹学等为主体的资助范围给予了较大的拓展，初步具备了广义管理科学的学科范围，开始对更广泛的管理问题开展研究。这在当时无疑是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成长创建了一块科学意义上的“特区”，这既为日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为十年后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管理科学研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管理科学稳定、持续发展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战略决策。
上述一系列变化充分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步形成，使得该学科生气盎然、茁壮成长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截至1987年，全国已有185所高校成立了管理学院、管理系和相关专业，仅95所工科院校就有166个管理类专业，其中，有一部分以及后来转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一批系统工程专业点构成了今天我国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蔺亚琼，2011）。
有了人才，有了队伍，就有了不断丰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内涵的基础条件。在这10年间，陆续出版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管理研究》、《管理现代化》、《数理统计与管理》、《基建管理优化》、《运筹与管理》、《优选与管理科学》等与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紧密关联的学术刊物和一大批著作、教材，成立了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1991年改名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以及被认为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孪生兄弟”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同时，各类学术会议也频繁召开，那时的学术交流场所比较简朴，条件也比较差。但是，无论大会报告还是分组交流都认真而热烈，学术批评与争鸣也十分踊跃。许多著名老科学家谦虚平和，对年青人诲人不倦，同行之间学术氛围十分浓郁。
总之，这十年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我国被“正名”，初步具备了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加上多年来从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继承的坚实的科学基础，学科自身进入了越来越规范的良性成长阶段。
五、照着讲
这一时期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本文把这一时期归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照着讲”阶段，是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总体形态与特征而言的，这一划分应该理解为是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整体演变趋势的大时间尺度认知，下面的“接着讲”一节也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1992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突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现代管理在总体上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盛昭瀚等，2020）。
首先，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管理科学更加重视，在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发展管理科学”；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需要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同志明确提出要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国家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也使人们日益感受到并逐步认可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实际重要性。
在这样逐渐向好的形势下，于1996年7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十年之际，基金委宣布将原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管理科学部成立大会上做了《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专题报告；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将管理学正式列入国家学位设置名录中；2000年9月，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成立。这一连串的事关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的大事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将进入一个更快速、稳健的新阶段，同时也显现出这一时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路径的现实逻辑。
前文说过，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受到制约而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状态。因此，我国近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史传承少，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体系发育、发展时间较短并缺乏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的支撑。因此，一旦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堂堂正正的“名分”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社会对管科理论与方法的巨大需求与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界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
于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出现了，即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谋生存”之后的起始发展期，其发展的基本形态主要是沿袭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体系与研究范式，表现为一种对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照本宣科的状态，也可谓“照着讲”。
“照着讲”有着当时的现实逻辑：（1）“照着讲”是解决当时我国管理实践需求猛增与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与方法供给不足所提出的一种解决矛盾的快捷办法。（2）“照着讲”重要方式是通过引进、介绍、传播、研究国外管科思想、理论、知识与方法，并努力将其用于我国各个领域的管理实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创新，这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3）改革开放大形势下日益频繁的中外学术交流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照着讲”创造了条件和平台。这一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研究的各类（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资助力度不断加大，我国高校该学科高级人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照着讲”方式使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该学科整体学术水平不能也不应该主要以学术论文数量来评判，但是，由于“照着讲”这一时段是国内该学科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当时研究成果主要形式还是主要表现为发表学术论文，虽然这一指标有其局限性，但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作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照着讲”阶段总体发展情况的一个参考面。
具体的，表1~表5既尽量保持了数据统计口径的完整性与标准化，也能够直观和清楚地说明这一阶段的实际状况。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进程中的这一“照着讲”阶段，是我国管理学界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汲取人类共同管理文明与营养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成长壮大不可逾越的阶段。正是这一“照着讲”的自我学习运动，才使得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得以迅速成长和成熟，使一大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者的理论学养与创新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成为当今我国该学科领域杰出的学科带头人。特别是，在这一时段中，除了普遍的“照着讲”方式外，我国一些自主性的、突破“照着讲”方式、具有我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与成果，都出现了可喜的萌芽，或进入了蓄势待发的势态。
同时也要看到，“照着讲”方式容易造成国内学者的科学研究缺乏国内实际问题导向，容易形成从国外论文不足中拾遗补缺、用国内的管理现象与数据来“证明”国外理论正确的模式等缺陷，长此以往，会影响国内学者自主性创新精神的培养与发扬。如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幼童年阶段，才能成长变得自立、自强一样，一个学者不能一直沿袭“照着讲”方式而成为学术上的“啃老族”，一个民族更不能如此，其后的事实证明，在总体发展趋势上，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界逐渐表现出这样的学术自信与理论自信，从而迈入了“接着讲”阶段。
六、接着讲
这一时期大约从21世纪初至今。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由“照着讲”迈入“接着讲”
经过大约十年的“照着讲”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主要特征及重要标志等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可概括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这不是一件偶然性事件，而有其必然的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
首先，就21世纪现实状况而言，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学术发展在整体与全局上已经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出现首先是源于全球化及新的信息技术的重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一场宏大变革，已经并将持续在各个领域内全方位地引发、催化、涌现出一系列新的重要的管理现象与管理问题。而单纯的依据传统的管理思想，运用已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多时候与场合中已经不能准确、有效地解释这类新的现象和解决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源于20世纪前、中叶前后的西方管理学思想和理论在应对当前与今后世界，特别是我国众多的新的管理实践与问题时，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广泛的管理现象及新的管理问题越来越迫切召唤适应新的变革需求的管理新思想、新理论与新方法，这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态势出现重要转折点的现实逻辑。
近年来，我国管科学界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自觉性和自主性，他们在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过去几十年我国管科学术发展道路及经验的基础上，越来越察觉到我国管理实践对管科学术创新的巨大需求、强大推动与蕴藏的丰富创新资源，从而更明确了今后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要从主要引进、吸收国外管理思想、知识与方法的“照着讲”阶段逐步走向“接着讲”阶段。“接着讲”就是以我国重要管理实际问题为导向，依据我国管理实际情景，深刻总结自身管理经验，进一步提炼理论元素，争取通过自身提出的学术主张与话语体系为人类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这一大态势标志着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正逐步从跟踪模仿转向以自主性创新为主的新阶段。这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道路出现重要转折点的历史逻辑。
上述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意味着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人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知识供给体系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将是本世纪世界范围内管理学发展与进步的一件大事。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一字之差，意义迥异。“照着讲”主要是沿袭和模仿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接着讲”是在重视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的基础上，更注重以我国管理问题为导向开展自主性、原创性与突破性的学术创新。
一个国家在某个科学领域由“照着讲”向“接着讲”转折的重要标志在于：（1）在该科学领域既有反映一般科学规律，又有充分体现本国国情特色、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指导性科学规划作为该学科发展趋势的指引目标和行动纲领。（2）对该学科的发展有稳定的资源资助和组织保障管理平台。（3）在该领域不断涌现出深度关切与回应本国重大现实问题，又具有学术原创性、前沿性“顶天立地”的学术成果。
在此需要指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接着讲”主要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指某个学者个体或者某个团队的微观学术行为，而是在众多学者个人与团队共同奋斗基础上所体现出的关于科学目标、创新能力、组织方式、行为规范等大规模与整体性转折与演进。
应该说，从21世纪初至今，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进程中，以上“接着讲”的属性与发展趋势特征的表现不断清晰、增强和稳定。
（二）不断与时俱进的学科规划
根据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的论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发展除了包括学者个体自由研究行为外，更是国家全局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在国家层次上，提出不同时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总体目标、发展战略；在对发展环境、现状、机遇进行论证基础上，提出学科发展的优先领域、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和重点项目以及相应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管理科学与工程“接着讲”阶段若从2000年算起至今，适逢20年整，与我国2000年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及2020年结束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完全重叠，故在这20年内，我国制定了4个五年发展规划（“十五”至“十三五”）。相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也制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4个五年发展规划。对这些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的分析，能够给我们许多深刻的思考。
为比较起见，我们先对20世纪末制定的管科“九五”规划进行分析。应该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九五”规划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年规划，而仅仅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九五”期间的优先资助领域。在发展战略目标上，“九五”规划提出了消化吸收先进的国外管理理论，大幅度提高我国管理实践及研究水平；学科发展战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吸收并尽快应用世界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实际经验，发扬中国管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管理文化。不难看出，其中还明显表现出“照着讲”的思维。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十五”规划是“接着讲”阶段制定的第一个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旨是要在若干科学前沿方向取得突破，要研究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家急需解决且有可能解决的一些重大管理和决策科学问题，在优先资助领域方面，强调了能够发挥我国优势、特色与潜力，有可能接近或赶上世界前沿的领域；对学科发展能够起到带动作用等，充分反映出发展战略中的我国“优势”、“特色”和我国实践提出的“中国化”思想。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发挥前瞻引领作用，突出中国实践特色，推动实现自主创新。在总体形势分析上，指出中国管理科学正面临着一个转折，即从跟踪模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应当积极促进这个阶段转换的实现，通过倡导规范的基础性研究，推动中国原创性管理科学成果走向世界。并且第一次提出在未来1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虽然这些治理目标任重而道远，但能够提出这些目标充分反映了我国管理科学在基本走出“照着讲”阶段后的学术自信与理论自信。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十二五”规划根据新世纪前10年的现实情况，提出通过对若干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重大难题进行深度研究，力争取得重大理论创新与应用突破；在理论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结合上，要将我国经济管理实践和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相结合，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管理科学理论，并选择有较好研究基础的科学问题，带动整体研究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黄海军等，201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十三五”规划已于2020年年底收官，该规划在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战略、目标设计等方面保持了前几个规划的连贯性，局部地方更加具体、精准和深刻，如为了实现学科“理论升华”的战略目标，要坚决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路径，通过加大对来自实践的原创性项目的支持，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针对当今变革性新技术快速发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大科学”时代的趋势和特点，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跨学科属性、特点与方法论做了分析和设计（黄海军等，2016）。
综上所述，在近20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接着讲”阶段，国家自然基金委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连续制定并发布了4个与时俱进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战略规划报告，战略目标越来越强化和清晰，战略思想越来越精准和聚焦，那就是：以我国管理实际问题为导向，努力通过自主性研究道路深度关切和回应国家重大管理现实问题，并以优秀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融入人类管理文明。
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现实中，上述战略规划已经成为广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者的指引性目标，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共同的行动纲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正在组织编制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十四五”规划》即将正式发布。
（三）支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稳定发展的资源保障
虽说管理学是致用性的学科，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这样的基础性、本源性，更关注为管理学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学科，迄今还难以直接从企业、个人那里得到持久、稳定和丰裕的经费支持。所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起，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全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研究的资助，直至今日。
国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35余年来，除对一般科学研究外，还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优秀人才（如杰出青年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和创新团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资助与培养，资助强度越来越大，保证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梯队建设的高质量与稳定性。所有这些科研资助活动，都是现阶段任何其他部门、单位与社会组织，不论是因其社会分工不同，还是对管理科学的认识不同，尚难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接着讲”阶段，无论宏观学术环境、项目资助强度、还是对中青年学者的激励力度等都越来越有利于广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者把自身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开展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情并取得优秀研究成果。
在这方面，表6~表9十分直观和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与“照着讲”阶段相比，在“接着讲”这一阶段，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不仅在论文发表的数量上，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态，而且在论文质量及学术中国化与影响力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从图1~图3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
本文依据《FMS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推荐列表》推荐的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目录，检索中国学者在这1135种国际期刊上的发文数据，进行具体分析。该列表将期刊分成A、B、C、D这4个等级，其中A类期刊133种、B类期刊319种、C类期刊444种、D类期刊239种。
如图1和图2所示，2019年中国大陆学者在1135种FMS 管理科学高质量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已经达到14512篇，是2009年2753篇的5.27倍，年均增长18.08%。其中，中国大陆学者为主要作者（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论文占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2009年的60.55%增长到2019年的85.49%。
如图3所示，2009~2019年，中国大陆学者在FMS 133种A级期刊发表论文共计10287篇，占全球所有A级期刊论文比 7.92%；在FMS 319种 B级期刊发表论文共计30386篇，占全球所有B级期刊论文比10.08%；在FMS 444种C级期刊发表论文共计30220篇，占全球所有C级期刊论文比10.6%；在239种D级期刊发表论文共计4122篇，占全球所有D级期刊论文比 6.86%。
如图4所示，1135种期刊中关于“中国议题”的管理科学研究论文总数29900篇，且增长迅速，从2009年的1331篇，增长到2019年的5174篇。完全由国外学者发表的“中国议题”论文10551篇，占到论文总数的35.5%。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学者关注“中国议题”最多。
在近20年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接着讲”的阶段中，各个研究领域与方向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有些成果偏重于方法创新，也有些成果较完整的以我国重要实际问题为导向，提炼和抽象科学问题，通过深入的规范研究不仅取得了自主性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实际难题，因此被学界称为“顶天立地”的研究范式，充分体现了“接着讲”中的“关切与回应我国当前重要现实需求”的内涵。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出现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对这类成果，不仅国际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对解决我国重大现实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是个历史性转折，是该学科发展基于大时间尺度的整体性趋势演变，从学科发展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经济深刻改革给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从学科内在能量看，经过二十多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界向国外的学习、引进和创新，已经在各个方面聚积了充分的自主性创新的新动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接着讲”不是瞬间出现的，更不是短期内完成的，它是在原来“照着讲”路径上逐步降低对国外学术的依傍性，增强发展创新的自主性，并且使这一转变成为一个不断鲜活和强化的历史性进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原来的基础毕竟比较薄弱，学科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升，所以，“接着讲”的任务，特别是形成具有我国学术特色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任务还任重道远。
七、展未来
（一）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近期发展趋势的展望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金佳绪，2020），虽然他的讲话是针对我国当前整体性形势与任务而言的，但其中一部分对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面临的形势及今后一系列新的战略性任务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习近平，2020）。
根据以上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性任务，可以鲜明地看出：
上述有些科学问题源于我国经济管理实践，并能够凝练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的新思想、新理论，具有强烈、鲜明的首创性，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产出源头性、自主性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法变革或将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质性贡献，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话语体系。
有些科学问题虽然已经运用管理科学与工程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或者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传统和现有方法“功效不足”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确立新的研究思想、方向、视角，通过手段与工具的创新与变革，提出新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新的方法体系，以清晰的独辟蹊径的技术路线取得引领性或前沿性成果，形成学科发展的新动能。
有些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深化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坚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国家重大战略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既有坚实的学理支撑，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
还有些科学问题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传统学科内涵的基础上，遵循“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边缘发现复杂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基本规律，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创立原创性的方法论与方法体系，提高和改进现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实现重要科学突破，形成新的学科方向、科学议题与学科生长点。
总之，当前新时代的这些管理科学问题对于当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还具有前沿性学术创新价值，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与确立重点研究方向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现实管理问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这么多时代性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其中许多问题都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大学问、真学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管理科学新的学理支撑，从而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强劲的推动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能否为国家当前战略需求做出更大贡献，还关系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自身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是否深深植根于祖国大地，更是对我们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水平与能力的真正考验。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近期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无论从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当前发展现状还是今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看，我国管科学界都需要看到，在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的同时，我国管科理论、方法研究的原创性、突破性与前沿性方面、在学术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的距离。在这方面，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1）要发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优势，为管理学的整体发展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在前文，我们指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更关注为管理学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现实情况表明，多年来，我国学界充分体现到第一点，而关切与回应当代重大基础性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具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科学问题开展基础性、原创性研究尚亟需增强。
在这方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既有责任又有优势，说到责任，管理学的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整个管理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具有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应在这一方面多做贡献、力争做大贡献；说到优势，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更需要系统思维原则、需要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跨学科研究路径，而所有这些正是该学科的基本特征。当前，我们要进一步秉持理论自信、自立精神，把握好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历史担当，努力克服浮躁情绪，以多年始终如一的态度致力于重大基础性管科原创性学术问题研究，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做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成果来。
（2）要辩证地认识数学工具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的作用。数学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近百年来，管理问题数学化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要明确数学化仅仅是管科研究的工具，但不能成为“工具主义”，更不能以管科研究中数学化比重的多少与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管科学术水平的标准。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数学化过程中，不能把实际问题的属性与特征比较完整地“映射”到数学空间中去，或者没有对所得数学结论的管理真理性进行实践验证，那么即使数学模型再复杂、计算技巧再“漂亮”，也难以说明问题数学化有什么真正管理上的深刻意义。在这一点上，要努力克服数理论证过程的封闭性，加强对数学化研究结论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验证（盛昭瀚，2019）。
（3）要以管理实践问题为导向，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今，管理问题中人的心理、感知、思维、顿悟、文化、价值取向等等都充分表现出各类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难以结构化的特点。因此，针对实际管理问题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要素及复杂形态、人作为主体的管理情景及情景演化等等，至少目前有许多是我们难以精准数学化的，这需要采用包括数学化和其他方法组成的综合符号体系才能较完整地抽象和提炼，硬性地使用单一的数学化方法来覆盖复杂管理问题所有属性在学理上是欠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以20世纪我国华罗庚、许国志、刘源张等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为榜样，在运用数学理论解决我国重要实际管理问题过程中，以管理实践问题为导向，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优秀的理论成果。
（4）要关注管理实际，凝练科学问题，研究科学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比较而言，由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工具的特点，该领域学者多采用抽象思维或者以计算机为工具，关起门来做研究的现象比较普遍，较少像企业管理、社会管理领域那样深入社会实践和管理活动现场，这一倾向往往会造成管科学术研究路径脱离实际或者研究结果与实践脱节，因此，管理科学与工程学者更要关注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注国内发展环境与问题经历着的深刻变化的现实，在理论研究中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习近平，2020）。
（三）对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殷切期望
本文作者中有年逾古稀的老管理学人，也有长期在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同志，无论是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有长期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研究或者该学科学术发展组织管理工作的体验。因此，本文作者或多或少感受过改革开放之前那段特殊时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生存形态，更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程，把它们连贯起来，就是70年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鲜活的发展历史。它既是一条曲折崎岖、顽强前行的道路，又彰显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几代人笃步前行、创新不止的精神。
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发展史的回顾是我国管理学界对自己国家、民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社会建制、科学实践的那段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的“集体性”记忆活动，即所谓“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强调对历史事件（包括思想、文化与实践）属性的认同感、归属感、独特感的集体性认知；强调这样的认知对当今集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巨大的精神支撑与指引力量；强调当今对这类历史事件价值的维护和挖掘；强调在文化层面上哪些历史事件是我们不能遗忘和需要重构并发扬光大的。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记忆有利于唤醒人们对于过去强大时代的强烈认知与向往，人们就会被历史上那个闪烁着思想与文明光辉的时代所激励，进而为了心中的理想而继续勇往直前。
当我们即将结束本文写作的时候，作为作者中的老一代学人与长期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规划、组织的管理者心中不由得升起无限感慨：
——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在比较困难的情境下是如何坚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生命中的那一块“绿洲”，并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后来的迅速“复工”与起飞积蓄了潜能。
——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与科技部门领导为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我国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如何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
——20世纪80年代，管理科学五年仅资助23项研究课题，共计39.80万元，平均每个课题资助经费仅仅为1.73万元，而课题负责人都是科技界的著名科学家。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老年两代人用了大约3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学科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历史性转折。
——当今，国家越来越重视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发展，相应的发展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支持力度越来越强。可以认为，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环境、条件、基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丰富和厚实。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自己的敏锐的学术思想、刻苦的工作态度、卓越的学术成果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并给予各类学术荣誉。在他们的肩上，承担着我们国家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的历史重任，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无愧于这样的担当，不论过去默默无闻，还是今天成为知名人士，都能做到不忘初心，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而且还在行政管理及学科团队建设上为集体无私奉献了许多力量。
但是，由于各种纷繁的社会影响，也使其中的少数学者滋长了个人学术行为中的“工具理性”成分，即将个人学术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视为实现个人名利的工具。
其实，我国著名的管理大师如钱学森、华罗庚等都是兢兢业业、淡泊名利、数十年潜心于某个重要科学问题研究或者长期深入管理实践，才能够获得管理真理性的真谛，为国家也为人类贡献出光辉的管理思想。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悟到在研究人类管理“真学问”、“大学问”、解决实践“大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不忘初心的科学情怀，这是一种与“工具理性”根本不同的“价值理性”。应该看到，这种表现出可贵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在当前有所衰落，这使得一些本来可以为国家、为人类管理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中青年优秀学者无形中伤了做大学问、真学问、解决大问题的“元气”，对国家、对学术、对个人都是损失。
另外，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具有多层次内涵，其中，对学科发展贡献最大、最具学术创新价值和最具学术持久影响力的一般都是变革性管理思想与基础性理论的创造。但是，这部分研究工作难度最大，除了需要学者的能力和水平，更需要学者长期专注于一个基础性科学问题，并且深入探索，寻根问底，使研究趋于深刻，达至问题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说，让理论到达“彻底”的效果。这必须要能够“坐冷板凳”、“磨十年剑”，容不得一点浮躁心态。对于这类作为国家、学科、领域标志性科学问题研究及其突破性成果，应该说，当今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最具有能力和水平，也最具有丰富的科学研究经验和条件。但是，个别学者随着名气的变大，不太坐得住了，自己直接动脑、动手少了，或者长期满足于论文“数数”，更不想花时间去啃管理科学与工程基础性学术“硬骨头”；渐渐地，自己本来那种宝贵的真正发自内心对科学研究的热爱甚至痴迷逐渐消失了；也有少数学者不断追逐和频繁更换新的“热点”研究领域，但往往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内仅仅是“浅尝辄止”，长此以往，导致我国管理学术园地中虽然鲜花一丛丛、灌木一片片，但却鲜见高耸的参天大树，而正是这样的参天大树才是我们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界对世界管理文明做出的最具标志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当今我国一代管理学人，特别是一代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正担负着推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史性转折与学术升华的历史责任，在这一个关系到确立作为大国的管理学术尊严的问题上，老一辈管理学家为我们中青年一代树立了很好的样版，即如何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环境与人生境遇，写好自己的学术人生，概言之，学术研究除了知识和能力，更需要学者自身的科学精神、思想境界与文化的力量。
以上不仅是我们，更是国家及整个管理学术界对我们的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殷切期望。
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反思与总结，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70年来，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现实道路深深铭刻着我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烙印。当今，世界和我国正经历的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创新都提出新的需求与挑战。这一现实意味着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的到来，标志着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应该在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继续发扬笃步前行，创新不止的精神，开创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新局面。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文章刊发：
盛昭瀚、霍红、陈晓田、刘作仪、徐伟宣：《笃步前行 创新不止——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第185~202、213页。
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管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