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洪银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演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

经济发展思想演进

作者：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摘要：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个时代从6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演进。其中包括：（1）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明确各个阶段的根本任务。（2）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3）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分析，从而产生不同的现代化路径。（4）不同发展阶段克服二元结构的路径分析，从而产生对农业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5）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调节方向分析，从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同调节思路。（6）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格局分析，从而产生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  经济发展思想  演进

从2010年起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中国不但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而且在2020年世界经济受此影响全面衰退时，中国是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奇迹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的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贡献。

一、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发展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中央就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这个阶段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心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再加上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建立。当然，在当时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错误，以致在过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有长期消极影响的问题。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基于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和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在党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可惜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八大”路线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所彻底取代，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被视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生产力被曲解为无休止地追求生产关系升级的不断革命，从而使党的工作重心仍旧放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尤其是1966年5月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无休止的搞阶级斗争，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真正开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提出了3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二是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同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利用多种所有制，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要素报酬等，创新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总的来说，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引领我国实现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依据是，在人民需要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第一，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谓发展的不充分，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谓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短板，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等等。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只是表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需要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

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这就是习近平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相比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有特别的要求，就是习近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发展的着力点是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发展理念及相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新中国建国之初，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于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计划开展国家经济建设、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计划。当时百废待兴，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经济基础，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铺新摊子，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项目为中心，虽然属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但毕竟是从无到有建立现代工业。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关键举措。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了任务，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产品达到了苏联和日本30年代的水平，更远超旧中国，并开始了向若干尖端领域的迈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强健了已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筋骨。中国共产党人更在这一场伟大实践中，认真学习、掌握了许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知识，丰富了自身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吹响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角。《论十大关系》中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有5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该文实际上是针对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不同的理念，强调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试图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的成功，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促使党的领导层过分相信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经济上“超英赶美”的决心。八大后不久，犯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工作出现了不尊重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给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毁约、撤走专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针对“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否认商品货币关系等“左”倾思想及其产生的后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起重要影响的经济思想。首先是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次是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观点。第三是萌发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这几个方面在当时实际上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虽然还只是局限在速度和比例关系的调整上。其效应是国民经济从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可惜的是“文革十年”，“左”的指导思想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常发展，致使许多经济领域处于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更为重视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长方式上突出一个“快”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增长不等于发展，只是靠市场化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发展问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涉及增长方式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自此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现。

对转变增长方式的思考必然要上升到发展观的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明确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根据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一是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二是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三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由“快”字当头转变为“好”字当头，突出又好又快，突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突出保护生态和环境，突出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突出可持续发展。发展效果是明显的。到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2012年人均GDP达6338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进入新时代后，支持30多年高速增长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是：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慢，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随着人口红利明显减少，老龄化社会也随之到来，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不可持续。随着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成为增长的自然界限。在此背景下，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转向中高速增长不可避免。这种状况被习近平称为经济新常态。基于经济新常态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规定了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驱动力的创新包含多方面，其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既需要以研发核心高新技术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也需要推动占领产业制高点的产业创新。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

第二，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形态。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再比如，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的重要性在于有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第三，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生态文明的时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四，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发展的机制。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就是要根据习近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立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第五，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提出的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共享发展，首先是发展，即举全民之力不断把“蛋糕”做大。其次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洪银兴，2018）。

根据新发展理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体现的是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一种包容性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对现代化的内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述。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这“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周恩来1963年1月在上海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号召。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就一直延续至今。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现代化没有成为行动。直至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仍然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就如1979年邓小平所说：“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现代化不仅由目标转为行动，而且有了具体部署。1987年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设计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邓小平用“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使人民能够生动地、直观地认识和切身感受到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我国提前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且绘就了两个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蓝图体现了高质量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基于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根据十九大绘就的蓝图，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作了部署，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上的目标可以概括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必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后，现代化理论所涉及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首先是现代化的领域。过去讲的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现在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这是经济领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特别强调“同步”。

其次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为此，党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第三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样，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创新就成为现代化的第一动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去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过于关注GDP的指标，以GDP指标衡量现代化，以抓GDP来推进现代化。现在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跨越由全面小康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关口”的行动。现代化经济体系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涉及：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说是新时代发展理论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崭新概念。

四、克服二元结构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新中国建国初期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比重很小，谈不上二元结构。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中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毛泽东十分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时期党的指导思想是推进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可以说是当时建立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必然选择。其效果也是明显的。“一五”计划完成，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了起来，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就此形成。克服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是提升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工业化不单纯是工业问题，也不单纯是重工业问题，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但是，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轻视农业，结果是出现连续三年的农业歉收和国民经济的困难。1962年起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很大程度上是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央认识到“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钢铁，其结果是挤压了农业、轻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时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不久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问题是由于农业中人民公社制度压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业等原因，即使明确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变。工农、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突出。

我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始了二元结构现代化的进程。在富起来的时代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改革和发展路径主要在3个方面。一是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改革，结束人民公社制度，从家庭财产和经营制度上调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二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价格放开，随行就市，不仅把农民推向了市场，而且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收益。三是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了在农村推进工业化和以城镇化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的道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其效果非常明显，不仅大大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迅速由农业大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国家；而且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水平也比过去大大提高。四是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庄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由此带动，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五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由此提出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主要路径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单纯突出工业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状况，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状况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对此习近平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这意味着三农现代化需要由非农发展带动转向直面三农发展，即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农村现代化（农村美）、农民现代化（农民富）。

根据习近平关于三农现代化的思想，新时代推进的三农现代化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一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改变农业发展范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已有的农业发展范式可归结为“剩余”范式，即追求农业剩余，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要转向的农业发展新范式是：追求品质农业，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二是乡村振兴，以振兴乡村为抓手推动三农现代化。农村最基层的是乡村，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三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推动城市发展要素通过“化”到城镇而化到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是城市要素的城镇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涉及城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四是新型城镇化，不只是指农民进城，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一方面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农民享受城市文明。这就要求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扩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的供给。由此解决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五、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调节机制

习近平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调控经济发展的机制和政策既需要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又需要给经济增长提供方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提法只是在进入新时代才提出，但在实践中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存在这两侧的调节政策，只是侧重点不同。

建国初期在短缺经济背景下逐步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供给侧管理。表现为从上到下的指令性生产计划，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基本的方式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指导下以下达的数量指标调控发展，需要快速发展时调高生产和基建指标，经济出现问题需要调整时则调低指标。针对“大跃进”的教训，党中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了综合平衡的要求。综合平衡涉及3个重要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显然，所谓的综合平衡也是从供给侧入手的。这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计划经济管理的方式。

富起来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建立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也就是转向需求侧调节：在微观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在宏观上，一方面从总需求入手建立宏观总量调控机制，明确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面向总需求的宏观调控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机采取紧缩性的、扩张性的或平衡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管理转向需求管理是在告别短缺经济转向剩余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调节方式，目的是更多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需求压力和导向提高效益和效率。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发现，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和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涉及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在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线。与计划经济年代的供给侧调节不同，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剩余经济背景下的供给侧调控。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习近平从调节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指出：“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显然，供给侧调节注重长期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调控方式。与一般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发展本身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首先，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现实中存在虚拟经济就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其原因，除了虚拟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一夜暴富”的诱人投机现象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实体经济企业因负担太重无利可图而投资不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还是要实体经济发力，需要足够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实体经济领域培育发展的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其次，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低的突出表现是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满足中高端消费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解决。改革目标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习近平形象地用加减乘除法来说明结构调整的路径：“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是调结构这个四则运算的最终目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最后，克服供给侧的动力不足问题，培育发展新动能。首先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需求侧突出的市场选择不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发展的动力。已有的改革解决了产权制度的动力问题，但供给侧仍显动力不足。突出表现是企业的高税负，高利息，高社会负担。企业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也就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供给侧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轻装上阵。二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洪银兴，2016）。其次是培育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同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发展政策，有着长远的目标。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转向培育新动能。关于新动能，习近平指出：“既要紧盯经济发展新阶段、科技发展新前沿，毫不动摇把发展新动能作为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又要坚定不移地把破除旧动能作为增添发展新动能、厚植整体实力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明确在现阶段所要培育的新动能主要涉及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和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

在习近平看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调节，“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在世界流行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同样面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及时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任务。这时刺激需求，在需求端激发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如此，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为主体也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的思路。这两者的结合体现调控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结合。

六、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

发展格局涉及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及相互关系的布局。

改革开放前的30年除了“一五”计划期间引进苏联156个重大项目外，我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内循环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上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对外开放明确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由此打开了国门，1980年党中央决定建深圳经济特区。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开放，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强调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大关于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包括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十七大则明确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要求。这样，我国不仅能够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作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进入新时代。2013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根据习近平开放发展的理念，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相反。习近平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明确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其内涵就是他所说的：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根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与沿线国家多层次经贸合作，带动我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体现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第二，进口与出口并重。2018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进博会，2020年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三，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深度。不仅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进入中国的领域，而且进一步放开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第四，建立对外开放的新载体。为推动资源和商品更为便利的国际流动，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当今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些发达国家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企图与中国在科技、产业等领域脱钩。再加上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如习近平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实际上我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生战略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需求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开放服务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推动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需求导向的核心是创新为导向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具有4个特征。第一，以出口高科技的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特别是要替代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产品出口。第二，以进口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替代进口一般的最终产品。第三，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同时，注重外资质量。引进的外资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进入的产业是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第四，着力引进创新资源，尤其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我国的产业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关键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面对我国多个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断，不仅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的产业现状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因此习近平提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真落到产业发展上。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有两个方向。首先，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导全球价值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其次，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攀升也要布局创新链。其路径就是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干边学，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习近平指出：“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具体要求：一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较过去的出口导向，更为重视进口，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较过去的突出“引进来，更为关注走出去，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举。较过去突出引进外资，更为重视引进创新要素，包括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同时，注重外资质量。引进的外资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进入的产业是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引技和引智尤其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七、结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不只是知道今日之经济成就是从哪里来的，更要知道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往哪里去，也就是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1）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每一代人都有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依据经济规律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践行其历史使命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虽有曲折，但最终是前进的。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创造了发展中农业大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党的经济发展思想也日臻完善和成熟。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思想，不仅可以知道今天的经济成就来之不易，还可以加深理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既明确新发展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又要明确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任务。

（2）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及经济成就已为世人所认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思想，就是要指出，每个阶段发展的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思想来引领的。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非常丰富。本文择6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演进，从而明确进入新阶段后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明确新阶段发展任务是要根据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发展理念分析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现代化分析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及各个领域现代化的内容；二元结构分析明确解决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问题的中国路径，尤其是继解决农民绝对贫困现象后明确三农现代化问题；经济发展调节机制分析明确推动经济增长并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节机制；发展格局的分析从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角度明确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几个方面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被成功的中国发展实践所证实。将这6个方面创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学理化、系统化，就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干。

（3）正确的发展理念源于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进程就是认识和研究经济规律的过程。在实践中什么时候遵循经济规律，经济就平稳健康发展，什么时候违背经济规律经济就要受挫折。我国曾经为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指导思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因遵循经济规律而获得发展的红利。探索经济规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探求新规律，尊重并遵循规律，以在实践中少犯错误，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刊发：

洪银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演进》，《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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