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上）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体系，2021年5月15日管理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举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总编辑尚增健主持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25位专家参加研讨，大家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的7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表示，管理世界杂志社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重视发挥期刊引领创新作用，愿意与广大管理学领域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贡献力量。

与会专家围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管理学体系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高度评价管理世界杂志社近年来在展示管理学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管理学科研新秀成长、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等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

专家们纷纷表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是管理学科研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应坚守学者初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修炼好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内功”，以高质量学术成果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弘扬不唯洋、不唯书、只唯实的学风文风，聚焦新时代、大场景、真问题，关注管理的时代化和中国化趋势，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管理实践创新和理论故事，全面总结管理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本土管理学理论供给，推动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国际话语权，为丰富世界管理学研究积极贡献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现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01

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使命、进展与展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永贵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企业在国内外舞台上竞争地位的提升，围绕以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管理理论中国化为代表的概念探讨也愈来愈多。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已迫在眉睫。

（一）中国特色管理学的使命与担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其中，当然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贡献。实际上，作为旨在研究和总结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管理科学，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导着中国企业的有效实践，并为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为管理学者，我们必须以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为己任，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管理科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力争在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打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使管理学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同时，管理学者也需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谋管理之发展、解企业之难题，发思想之先声，育管理之英才，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二）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进展与不足

在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整个管理学术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互联网数字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商业模式，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在以“ABCDE”（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新兴技术）和“UVCA”（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动荡性）为特征的商业环境下，管理实践的复杂多样性和创新性也迫切需要更适合中国情境和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来服务和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与此相应，有关中国特色管理学的研究和探讨也层出不穷，一些优秀学术期刊上刊载了一系列中国管理学、中国管理哲学、东方管理、中国本土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等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就“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存在性、“中国管理学“跟西方管理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构建奠定了较好的学理基础。这些研究大都强调扎根于中国本土、服务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旨在解释和预测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使相关理论更适应和体现中国国情、更适应和体现中国文化环境、社会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以下3种类型：（1）纯粹原创的本土理论，这类研究是从无到有，结合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提炼中国管理思想；（2）开发本土量表，如和谐心智模式、中国道德领导、中国精神型领导、中国人的关系、面子、圈子、中庸结构等；（3）介绍并适当修正西方理论，这类研究借鉴西方的理论思想，将其引用至中国本土的研究中。

不过，也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构建依然存在着以下不足：（1）有些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相脱节，单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例如，过度解读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管理实践进行机械对应；囿于自身研究视角，缺乏与同行和企业的沟通交流，造成中国特色管理学流派日趋复杂等；（2）缺乏系统长远规划，片面追求所谓“学术前沿”，生搬硬套西方管理学理论，忽视中国国情和管理实践，思考深度有待增强等；（3）受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影响，过度追求研究规范化、推崇复杂定量研究与高深模型的倾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难以发现管理实践背后的中国逻辑和中国规律；（4）同时存在为了实证而实证、过于推崇实证研究和为了案例而案例、过于强调质性研究优点两种极端情况。实际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来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管理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从问题意识出发，以帮助解决实践问题为初衷，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仅仅是方法或工具，是为解决研究问题而存在的，过于推崇其中一方、只谈方法不谈内容注定无法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王永贵、李霞，2019；张佳良、刘军，2018）。

（三）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展望和方向

中国特色管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立足国情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探索和揭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内在规律。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应聚焦中国管理实践，重点研究本土组织的管理和发展问题；从研究选题上看，应正确处理世界管理问题与中国本土管理问题的关系，突出具有中国现实意义和前沿性的核心问题，在服务中国本土的同时为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从研究内容看，应该重点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特殊元素，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概念体系，阐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研究情境上看，应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定情境或视角，对中国的独特管理现象进行剖析和诠释；从研究方法上看，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同时既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有益研究方法，又立足中国现实与研究需要促进研究方法创新（王永贵、李霞，2019）。

第二，从情境依赖性的角度看，应科学理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所面临的关键情境。以中国数据（中国证据）、世界数据（世界证据）和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世界现象（世界问题）为坐标轴划分4种情境。以中国数据（中国证据）和世界现象（世界问题）构建的情境1以及以中国数据（中国证据）和中国现象（中国问题）构建的情境2都是中国学者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核心所在。其中，情境1是基于中国的证据来检验世界普遍的现象；情境2是基于中国的证据来探索中国特有的现象。比较而言，情境3则是基于世界数据去研究世界问题，这也是中国学者可以为世界管理科学贡献中国智慧之处。至于最后一种情境，现实中一般是不存在的。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还须加快改革和优化学科评价体系。我们需要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指引，逐步完善和优化管理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加强高水平管理科学学术团队和人才培养工作，鼓励更多管理学者投身到深入研究和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管理科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并大力改革和优化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分享与传播机制，重视并切实推动高质量中文和英文学术期刊的建设，逐步提升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分享“管理学术中的中国”、“管理理论中的中国”、让世界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管理科学作出贡献的中国”。

第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还要有包容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各种研究方法。根据研究目标或问题灵活选择科学研究方法，让管理研究扎根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的管理难题。如果脱离管理实践，管理研究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要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精神，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管理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并在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持续加以拓展与创新，为中国特色管理学贡献新的智慧、新的理论、新的工具。

第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还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管理学国际话语体系可能要经历以下3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中国语言、中国故事，基本上不强调跟国际接轨，学者们做好自己的研究并努力夯实“内功”，为能够“讲得出”优秀的中国管理故事奠定基础；（2）第二个阶段：世界语言、中国故事，学者们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企业、了解中国元素、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管理、了解中国经验，并让世界“听得懂“优秀的中国管理故事，跟国际学术界真正”对上话”。显然，这离不开使用世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逐步赢得国际话语权。当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管理的时候，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第3个阶段：中国语言、世界故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02

谈管理学理论构建的几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大学  汪寿阳

管理学的理论构建与发展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也作了一些思考。今天很高兴讲几点意见和建议，供大家参考和批评指正。

（1）最近，管理世界杂志社举办的系列“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讨会，将在推动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在管理学的众多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中，学术期刊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例如H. 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e上，对华尔街第一次科学革命产生了非常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今天Nobel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在对获奖者进行选择时特别看重研究工作的原创性，特别是看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及影响。《管理世界》、《管理评论》和《管理学报》等期刊在促进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方面做了不少探索，特别是《管理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其它管理学中文期刊树立了榜样。

（2）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之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核心概念的提出，例如Nobel经济科学奖获奖的工作之一H.A.Simon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Simon，1972），其中“Bounded Rationality”和“Satisfied Decision”是两个核心概念，正像质量、速度、加速度等概念奠定了牛顿力学理论的基础。未来，中国管理学者需要在核心概念的提出方面下大气力，创立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

（3）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一定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离不开中国情景，在我们的理论构建中一定要把握中国特色和中国情景的本质。就像东方的管理哲学与西方的管理哲学之内核有本质的区别，让人一目了然。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中国学者需要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研究。但是，在构建我们的管理理论时，还需要关注理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在欧洲，法国许多企业的管理与德国许多企业的管理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并没有“德国企业管理理论”和“法国企业管理理论”一说。将来怎么把握管理理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与管理理论的中国特色之权衡是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4）管理学理论的构建可以借鉴或引入其它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例如，牛文元先生借鉴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燃点”和相关理论来构建了今天很热门的社会管理研究领域的“社会燃烧理论”（牛文元，2001，2017），指导政府管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又如我们把文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冰山理论”引入到企业商业模式的研究中（汪寿阳等，2015，2019），提出了“商业模式冰山理论”，不仅可以回答“好的商业模式难以复制”这一工商管理的公开问题，有效地指导了多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设计和创新，出版的专著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得到了国内外同行和企业家的赞扬。

（5）在构建管理理论时，我们一定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今天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中央提出的“双循环”为中国管理学界创立新的管理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催生层出不穷的新经济和新业态，新的数据形式和变量间的新型复杂关系将给管理学理论的构建带来空前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我国无论在数字资源的总量、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为大数据管理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也给管理学的发展和原创性的理论突破带来难得的机遇。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大地，以解决中国管理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我们的综合优势，注重新的管理思想的提炼，创新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全球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洪永淼、汪寿阳，2020）。

（6）要重视与媒体的合作，讲好中国管理故事，提升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最近，我们在Science正刊、Nature正刊以及它们的子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发现Nature和Science这些著名期刊与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我们关于比特币与中国碳排放的一篇管理学论文（Jiang et al.，2021）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后，其研究工作被CNN、BBC、美国《时代周刊》、《商业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等广泛报道，这对研究成果被社会大众广泛了解有很大帮助。今后《管理世界》和《管理评论》等学术期刊可加大与国内外大媒体的合作力度，让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在中国、在全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03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的思考

江西财经大学  吴照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管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关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的意义

1.经济发展的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各种生产要素、管理经验与文化思潮竞相流通，如今已然越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发展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因此在管理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借鉴、本土转化中走向自我总结、贡献世界的道路。

2.理论研究的使命

在管理学领域，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管理难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也是管理研究者的责任使命。

3.管理实践的需要

以华为、海尔、小米等企业为代表，发生在各类优秀企业和新型企业中的“中国管理故事”越来越多，同时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屡屡发生，迫切地要求我们扎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形成中国管理学派，为世界化解管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的内涵

1.中国有没有管理？

首先，学界关于“中国管理理论”是否存在长期争执不休，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经济，而当代管理理论体系承接自西方商业文明及工业文明的社会背景，故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背景下没有管理与管理学。若仅仅因为历史背景与文化情境不同而认为“中国没有管理和管理学”，无疑陷入了“白马非马”的思维陷阱：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不论是量化管理还是动作管理，究其本质旨在通过分工产生效率以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那中国从氏族社会的采集渔猎到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均能体现目标共有、群体劳动与分工合作，不正是“分工产生效率”的体现吗？

2.中国管理是什么？

“管理”一词含有围绕着“人”所产生的主客体互动之意，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良性互动，即主体要能够“会管”，客体要愿意“被管”，管理才有实施下去的可能，所以“管理”是一门关于在组织中如何做人做事的学问。

根据《说文解字》，“理，治玉也。从玉，里声。”理，也就是治理玉石，即治理玉石要顺着它的纹路去进行内在分析，有“认识内在规律”之意。“文化”也就是“文而化之”，意指形成带有历史痕迹的而就某种意识形态或行为习惯达成共识的过程。由此可见，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历史文化印记的组织行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中国管理理论赖以存在的根本。

3.什么是理论与理论体系？

什么是理论，接上文“理”代表着对规律所形成的某种认知与判断，《说文解字》对“论”的解释为“论，议也，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论”则是对“理”作出的一系列解释与表达。理论是帮助人们认识、解释、表达规律的一系列判断，带有客观性、规范性与动态性。

理论体系则是更进一步将若干相互联系的理论整合起来构成一个有特定功能的理论系统。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理论体系应兼顾“易知易学易行”的要求，“知”是对人性与管理规律的客观认识与判断，“学”是化繁为简、言简意赅的准确转述，“行”是在面对真实管理问题时如何操作达到学以致用。

（三）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的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管理理论取得丰实硕果：其中既有以扎根历史文脉与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研究，也有以国学典籍为指导的管理哲学与企业家精神研究；既有按时间线与关键人物划分的思想归类整合研究，也有以阴阳五行等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提出并使用了诸如“东方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等数十项学术概念与框架。

欲解决中国管理研究存在的概念命题范式不统一问题，可尝试从3个视角入手：一是从本体论出发，扎根中国传统哲学，提炼传统哲学要素，即“道理”层面；二是从认识论出发，运用管理哲学提取出人事物协调与控制的核心范畴，即“学理”层面；三是从方法论出发，通过田野调查与历史考据，从传统文化与企业实践中挖掘管理智慧形成操作指导方案，既“术理”层面，让研究成果实现“产学研”全覆盖。具体研究范式与成果体现如下。

（1）关于构建路径的研究范式。以传统文化为参照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之框架如下：以自我为核心，管理者首先进行自我管理，提高个人素质然后推己至家；有了稳定的家庭条件，心无旁骛地向外求索，面临如何谋生治生，也就是就经营管理；百姓小家富起来必然为国家宏观管理打好微观经济基础；维护国家主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需要人民军队的存在，即军事管理。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的纵向逻辑顺序是：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军事管理，即治身、治家、治生、治国、治军的“国学五维”，呈现出由小到大、由内向外不断拓展泛化的逻辑。

另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协调人与物等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实践行为，故从形态上来说必然具有人类有目的实践活动的所有要素，即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客体）、实践的环境、实践的目标和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等要素。因此，管理的主体、管理的对象（客体）、管理的环境、管理的目标、管理的内容与方法作为管理行为的“实践五维”必然要纳入挖掘管理智慧的横向视角，如此将“实践五维”与“国学五维”的横纵视角组合起来，实现传统管理智慧与当代管理理论对接（见表1）。

（2）关于构建路径的成果体现。遵循“国学五维+实践五维”框架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管理智慧来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同时，在成果的设置上将零散的管理思想与方式方法梳理、重组、汇总，大致有以下4种方式。

一是按时间序列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管理思想，展现中国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如先秦、秦汉、唐宋、明清管理思想等，从中找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形成轨迹、发展路径与规律启示。

二是按传统学派进行专题剖析，提炼各学派的管理精髓与当代运用要领，如儒家人才管理、道家创业管理、兵家战略管理等，再通过某种视角或逻辑串联起来。

三是按某个思想家或某部典籍的管理理论进行构建，如老子、管子、王阳明管理思想等，该构建方式可以推衍至现代企业家管理思想，为古今中外管理思想对话提供新思路。

四是按商业组织解读经营思想为当代企业服务，如晋商、徽商、赣商管理思想等，最重要的是从中找到因“五缘”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及其背后的运行机理。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04

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浙江大学  吴晓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奇迹式发展。而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加强管理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打造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理性的研究和讨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3个基本观点

讲到哲学社会科学，其实离不开亚里士多德体系。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底层框架是古希腊学者们提出的。勤奋的中国人民各种实践智慧（Phronesis）非常多，但如何提炼成清晰表达的理论大智慧？智慧（Episteme）代表的不仅是认识物理世界、自然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往上提升成为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论，变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理论。当下，国际会议上能听到的中国声音很多，但是涉及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一项重大挑战。语言是话语符号，话语是思想载体。如何能让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可？我们做得不够的原因，不在于没有推出某种所谓的“世界通用语言”。国际话语权的产生，并不是简单地创造一组纯粹的符号，而是要有源自客观实践的认识体系。当下中国，既要避免“自说自话”，也要避免“亦步亦趋”，要理性地推动构建话语体系在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前进。

其次，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管理话语表达的基础是“概念”，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管理情境中的规律认识而开发新概念。然而，现今中国管理学术圈，有一种“攒造新词”以哗众取宠的不良风气。科学中对概念的定义不是源于文字界定，而是源于与之相关的客观观察。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也并非空中楼阁，需要先辨析前人的理论的源头和假设前提，追根溯源，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他人并进行盲目堆砌。正如奥卡姆剃刀法则所说：“如无必要，应予舍去”。话语权要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进行基于理性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要考虑语言之间的互文性。从语言的本质来看，汉语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富含“缄默知识”，许多汉语词汇难以找到准确的外文对应词，翻译很难完全准确和清楚。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给予了中国管理学体系发展的沃土，但如何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寻找与之呼应的思想和情境，并实现文字的借用和理念的传达？我们需要在思想和语言的循环和共鸣中下真功夫。

（二）勿忘学者初心

回归本源，我们要问自己：学者究竟为何而研究？正如郭重庆院士所言，“当下中国管理科学界极需‘实践’冲动，改变中国管理理念、顶层设计、制度设计的滞后，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担当。”学者的责任和价值在于不断逼近真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质疑“常识”、挑战“常识”并建立新的“常识”。而管理学者的基本素养在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先生提出的“求是精神”和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当为表率。在此基础之上，有3个基本的管理问题值得思考和回应。

一是中国模式有普适性吗？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给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只是一个特例，还是符合普适的市场规律？存不存在也适用于别国的客观规律？只有去芜存菁，才有普适的真理。

二是中国的实践是否有悖于经典的技术驱动经济论？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经济增长模型，其结论是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在长期只有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来源。因此，人们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市场制度体系作为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但中国的技术供给大多来自引进，而非原生，内源性的技术创新成果较少。是原有的发展理论存在偏差？还是由于中国仍处于追赶为主的特殊阶段所致？这需要中国管理学者们脚踏实地又能对接国际语境的研究来回答。

三是中国情景的企业治理的“特殊性”？英美有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治理，德国有“劳资同权”的企业治理，日本奉行以经营者为中心的企业治理。而中国具有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等多种产权结构的企业治理，有何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企关系和公司治理体系应有其客观的合理性。

（三）共同奋斗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共同努力。

一是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话语权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思想、创新理论体系，而是扎根于实践、深华于思想。讲好中国管理故事，凝炼标识性新概念，离不开扎实的“定性研究”。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偏于定量的对已有理论的实证，具有中国自己学术话语内容的却鲜有所见，尤其缺少基于扎根案例的深入分析和规范研究。我们需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理性深入地进去”、“科学表达地出来”，大力提倡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

二是在学界形成理性批判风气。我国管理学界目前存在着较重的追求“网红效果”的“非理性批判倾向”。通过极端化的论点和观点吸引“流量”，往往会“一知半解“地对经典理论“大张挞伐”。但科学是一种思考和观察事物以使深入理解其运行机制的方法，我们需要纠正浮夸风气：既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要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提供理性争鸣的平台，加大理性批判、促进争辩争鸣，才会有好的管理理论诞生出来。

三是大力发展“人文教育”，着力培养中国管理学术人才。站在科学与艺术交叉口的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涉及人文艺术，又需要科学修养。时代呼唤既具有人文关怀、悲悯情怀，又具有独立精神、创新精神的管理学者。培养青年一代的人文精神和素养非常重要。与中国当今的经济与社会的伟大变革相比，中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显得苍白，管理科学研究滞后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尚未起到指导作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求是精神”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之，构建管理学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学者要充分发挥更加积极主动深入实践的“科学理性”和“非功利性”作用；大学管理部门应改革机制，致力于塑造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良性局面，允许有各种大胆的创新尝试和探索。我们要充分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全球性重构的重大“超越追赶”的战略机会窗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5

构建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  毛基业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增强“四个自信”与破“五唯”的形势下，本文探讨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且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学理论，首先说明为什么尚未出现这样的理论，但目前的条件已经具备。随后论述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一）为什么尚未出现有国际影响且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

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公司达到124家的历史新高，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而1995年这个榜单第一次发布的时候，中国大陆只有4家企业上榜；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仅有12家。有这样的跨越式发展，有没有产生普适性的最佳管理实践？管理学研究有没有提出有国际影响的管理工具、方法、概念和理论？答案并不乐观。

管理学理论本质上是组织现象的一般规律，表现为概念及之间的关系与解释。管理学文献中有少数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但十年前，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指出“十分可惜的是，目前已发表的中国管理研究文章几乎显示不出本土化的特征”。Jia等（2012）也发现，1981~2010年30年在国际上最高水平的6本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文章一共有259篇，仅占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总数的2.7%，其中只有10篇有情境化研究（包括2篇质性研究），数量是微乎其微的，最近十年来的改进并不显著。然而，Li和Tsui（2002）发现有影响力的研究（高引用次数）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可以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国际的。

这个现状的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观察）。首先，在工业经济时代，国内似乎没有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原创最佳管理实践，因而管理学者缺乏做出引领性理论创新的素材。以当前广受关注的华为公司为例，其成功因素除了中国管理智慧和文化之外，在流程和方法方面基本也是学习和采纳西方为主。相比之下，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却产生了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精益制造体系和知识管理理论等。其次，以往国内管理学者缺乏理论构建的能力，1990年之前，甚至1995年之前，基本没有实证研究，科研主要用的是思辨式方法和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张玉利、吴刚，2020），而前者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论文写作范式。

然而，目前以上两个观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电商的交易额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2019年的网购零售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5%。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13亿。不仅是规模，中国在数字化营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共享经济、移动支付、3D打印、无人机等领域有一系列的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金融科技是公认最发达的，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大数据，最丰富的应用场景、相对宽松的隐私保护。数字经济中涌现出以海尔为代表的平台型组织，以及阿里、小米、美团等生态型组织。这些现象为管理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范式已经牢固确立了主导地位。在国际上高水平期刊论文检索数据库中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都已经名列前茅，仅次于美国。在管理学里的24本顶级期刊上，国内学者的发表能力也逐渐提升，极少数顶尖本土学者已有能力独立发表，若干所商学院已经进入了全球百强。例如，Li等（2020）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期刊上发的一篇论文，受中国电商平台国际化现象的启发，提出生态系统特定优势（ESA）的概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在呼唤并催生新理论，新理论也在引领新时代。中国学者构建有影响的管理理论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的管理理论？

借用双循环的概念，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与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是解决国际化跟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关系。国际化指使用国际通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方法），而不是指使用英文发表。本土化指的是讲中国故事，聚焦中国管理情境。

为什么需要采纳国际通用的研究范式？第一，实证研究范式有坚实的科学哲学基础，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等。例如，波普尔提出的证伪的概念，要求研究必须与已有的理论对话，对其进行延伸和修正，这是社会科学界普遍认识的理论构建范式。波普尔的认识进化论，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进化机制。第二，实证研究方法有其规范性和严谨性，强调精准的概念定义和测量，进而基于可观察和测量的数据确立概念间的关系。这个范式对于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理论贡献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共识的。例如，针对如何确立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方法的教科书都介绍其3个必要条件。第三，从可行性角度看，现有管理学理论的演化过程显示它具备与时俱进和自我修正的机制，有足够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基于大样本定量研究的演绎方法，也有基于质性研究的这种归纳式方法，而且很多西方管理学大家都强调本土化和情境化。此外，以往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成长和进步，也说明了采纳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以往的成功之道，坚持采纳国际通用语言去研究中国企业和实践。既然管理学研究的范式已经存在而且相对有效，我们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而应该是缺什么就补什么。

应该说现有管理学理论是全人类管理实践与研究的结晶，也包括东方的贡献。有没有必要去区分西方的管理科学与中国的管理科学？尽管有文化和地域差异，但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科学似乎应该只有一个。这里有个类比，各地区的文化与制度可以不同，但是思维方式和科学哲学应该是一样的。否则为什么人类有同样的数学、同样的逻辑推理？同理，管理学的描述对象、研究对象可以不同，但是描述方式需要共同的。

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微观组织的共性大于个性。比如，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中的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有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有，是什么？相关研究并不多。企业内部，无论是目光所及的建筑和设备等硬件，还是组织架构图、岗位说明等软件与西方企业都很相似，有全球驱同的趋势。华为与欧美企业差别主要是看不到的文化与所有制的差异。具体到员工层面，中国员工与欧美员工本质区别有哪些？也是共性大于个性。因此，我们在承认共性的基础上去研究个性，“不要觉得中国的很多东西有多特殊，站在全球的视野可能不一定这么特殊”（张玉利、吴刚，2020）。

此外，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我们开始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世界领先的管理实践。所以中国管理理论产生国际影响也是一个必然，对于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四个自信”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拒绝自说自话、不能闭门造车，避免追求单一的内循环。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国内目前普遍采纳的大样本定量研究，较多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大力推动质性研究，这样的归纳性研究方法，天然扎根在管理实践中，因而更适合从实践中提炼新颖的管理理论。案例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天然就非常密切，便于构建接地气的管理理论（Eisenhardt，1989），特别适合构建原创性理论，近年来也在管理学界获得了普遍采纳和认可（毛基业，2020）。

当代中国管理学者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聚焦中国情境，讲好中国故事，并坚持采纳国际通用的范式。

06

立足管理实践  开展管理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戚聿东

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管理实践须臾不可分离。管理学随着管理实践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其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与时俱进的实践性。正如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样，管理学更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脱离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研究必将成为无源之水，缘木求鱼。

（一）管理实践始终是管理理论产生发展的源泉

管理实践一直是管理理论产生发展的主要源泉和驱动力量，反过来说，管理理论始终是在立足实践、超越实践、反躬实践的闭环中得以不断发展创新的。纵观管理学说史，无论那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学说，大多是具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管理学家总结提出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古典组织理论及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都是公司总经理级别的企业家。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是在主持霍桑工厂实验基础上促使行为科学理论诞生的。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流派代表性人物中，穆尼、戴维斯、孔茨、巴纳德、德鲁克等，都是直接经营企业的企业家；一些管理理论学派的创始人虽是大学教授，但代表性成果多是直接源于对具体企业的调查研究而成就的，如明茨伯格、伍德沃德、卢桑斯、钱德勒等。在当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诸多学派的奠基性成果，也多是出自具有深厚实践背景的管理学家或企业家，如彼得斯、波特、圣吉等；甚至诸多代表性成果直接出自企业，如波士顿管理顾问公司提出的经验曲线和成长—份额矩阵、通用电气公司提出的以市场吸引力和企业优势为变量的GE矩阵、摩托罗拉公司提出的6西格玛理论、麦肯锡公司提出的7S理论、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方式、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理论，等等。

当然，管理实践不直接等同于管理理论，要想把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管理理论，必然存在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再加工”过程，这恰恰是管理学者的使命和价值所在。尽管管理理论成果存在自身的内在属性和逻辑要求，但并不改变管理理论的实践性本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只有坚持实践导向，管理理论才能保持生命之树长青。

（二）单纯实证主义管理理论研究的弊端

然而，自从实证研究范式流行以来，管理研究渐渐偏离实践性的要求，步入了“繁琐哲学”式研究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和范式，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历史贡献功不可没，今后应该继续鼓励，但要避免走极端。从目前普遍情况来看，管理研究主体多为“从校门到校门”后躲在大学“象牙塔”里的教师，一味从书斋里而不是从企业实践中寻找选题，对研究对象缺乏经历和体验，研究过程走纯粹的“技术路线”，研究成果也就难免成为“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甚至可说是“极其完美地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当下，这种脱离实践的学术倾向越来越盛行，管理学界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并且“自娱自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原院长理查德·施马伦西2006年在《商业周刊》撰文指出，美国商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注重学术研究、忽略管理实践的风气，导致了近年来对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脱节的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管理学院需要鼓励有思想、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致力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这样，既能改善教学，又能提升管理实践。他批评现有的学术奖励体系，引导教师惟有通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专业研究论文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去奖励那些花大量时间对某一行业进行实地考察并研究其中问题的人。目前的学术聘用体系和奖励教授的方法不能吸引或鼓励那些以实践为导向的教授，而学院需要这样的教授使学院的研究和教学更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挑战。领导力大师本尼斯2005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商学院如何迷失了方向？》，认为过去几十年一些顶尖商学院悄然无声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他们仅靠科研成绩来衡量自己的作为，有少量研究成果是杰出的，但大多数成果与实践脱节，对商业从业者来说毫无价值。他提出商学院应鼓励并奖励那些能启发和解决今天的商业实践所面临的难题的研究。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是多方面，但与学术界“无实证不论文”的学术时尚密不可分。实证研究是一种进步，但过度滥用则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实证研究应该是先论证相关变量的逻辑关系，这是模型构建的前提，但现有研究过于突出数据与工具的使用，而忽略了相关变量的逻辑论证；现有模型与实证研究通常简单地根据实证结果陈述因与果的关系，而不是探索因与果之间的作用发生机制；一些研究的理论模型基本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有些直接照搬，有些稍作修改；任何模型都基于一定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本身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情却鲜有考量；实证研究的数据还存在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问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代理变量”选择上过于简单，等等。我们指出上述模型化实证化研究上的一些弊端，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模型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方法，而是需要注意到模型化实证化不是万能的，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予以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应该倡导包括质性分析、案例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把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三）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这为包括管理研究者在内的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但知易行难，需要管理学者、管理学院、管理期刊共同发力，对标实践，矫正偏差，早日使管理理论研究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学者自觉

目前，管理理论研究的主体多是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虽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多数都是缺乏实践阅历和经历，实践体验和经验严重不足，躲在“象牙塔”里从事管理研究，难免选题上“找不着北”，内容上严重“内卷化”，方法上只能通过二手资料做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不知所云，政策建议隔靴搔痒。为改变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状况，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积极“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研究者要走出“象牙塔”，深入企业实际，使用“田野作业法”，从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提炼研究选题，以通过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数据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建模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需从实证研究中得出，政策建议需与研究结论密切相关。在这方面，管理咨询公司为企业诊断的流程和方法非常值得学者借鉴。

2.评价导向

学术研究中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与学术评价的“指挥棒”有关。为鼓励管理学者发表货真价实的论文，亟需改革长期以来流弊甚多的论文评价导向制度。无论是教育部门考核高校，还是高校考核教师，不仅陷入了“无论文不科研”的境地，而且始终走不出“无量化不管理”的怪圈，量化考核的结果就是简单的“数数”和“计分”。为此，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关于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文件提出“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评价导向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只是有待早日落地。鉴于广大教师实践经验匮乏，高校应该鼓励广大教师多多参与实践，如直接创办经营实体、企业顾问和独立董事监事等形式的企业兼职、企业挂职、承接企业委托项目、开发企业案例、实地调研等。其中企业委托项目和案例都应根据质量情况享受与其他科研成果相同的激励政策。

3.期刊引领

期刊是论文发表的载体，也是论文发表的指挥棒。高水平期刊应该积极引领学术风尚，在坚持自己办刊理念特色的同时，鼓励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论文风格的差异化。“文无定格”，好论文关键在思想体系，论证阐述的形式应不拘一格，不应局限于“土八股”或“洋八股”式的千文一面。为此，不是反对论文模型化实证化，只是反对唯模型唯实证，在论文发表取向上，高水平期刊在内容题材上应该带头坚持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历史与逻辑等方面的统一，在范式形式上应该追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鉴于当前学术论文普遍存在的思想贫瘠和方法单一的局限性，管理期刊当务之急是弥补实践短板。在这种背景下，管理世界杂志社在长期重视管理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深入贯彻落实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举办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2021年3月，《管理世界》等26家管理类、经济类核心期刊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带头开设案例研究专栏，共同搭建实践创新成果的宣传阵地，推动形成中国案例研究浓厚氛围，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相信有了期刊引领和高校导向，加上学者自觉，管理理论服务管理实践的能力会越来越高。 

07

管理研究的“中国风”

天津大学  张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出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管理学科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由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组成的“中国风”，将成为推动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管理学的理论具有“情境依赖性”。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研究人类不同层次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活动规律的综合性学科。该学科通过严谨规范的研究方法，在特定“时空情境”假设下，将管理活动中的实践问题抽象为可求解的学术问题，进而探索这类活动的本质规律。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生的“时空情境”（相当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是由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基础等诸多复杂因素相互扭结而形成的。管理学的知识产出就是在给定情境下，提供能够描述和解释管理活动规律的理论知识。由于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属性，相比自然科学学科，管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和手段、研究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研究结论也具有更多的“情境（假设）依赖性”。

中国实践催生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有主流管理学理论大多建立在西方“情境”之下（当然，也有一部分理论适用于更普遍的“情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实践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现有管理理论所依托的“情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从而催生了管理学理论发展的新前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一个事物的所谓“特色”，即是其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形式。管理学的中国特色，是由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具体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因此，“中国情境”将推动管理研究问题的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坚守意识形态阵地，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的选题方向和价值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管理和治理活动的目标设定提出了要求，进而对管理活动的规律产生作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揭示出政府的多级（多部门）“看的见的手”之协同及其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协同问题等都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选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中面向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提出研究问题、以中国“情境”为基础假设和问题设定框架、运用中国的数据和事实案例进行论证。

中国的管理学者有责任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研究、获得有特色的原创管理理论，一方面回应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另一方面为全人类的管理学体系做出原创的知识贡献，从“中国故事”中带给世界原创的管理学理论

管理学的“中国风格”。从词义上，“风格”原本更多地针对艺术而言。用于学科上，大致应当指其所表现出来反映的时代风貌、民族文化或研究思想、价值观等相对稳定的内在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方面，要突出体现“中国风格”。例如，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国历史和文化沉淀出富有特色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学者对事物认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观”；而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对于参与管理活动的微观主体行为的巨量、异构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为认识这些微观主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进而认识由这些微观主体的复杂动态交互而形成的宏观整体之规律，提供了强有力认知工具。这两者的有机融合，使得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提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得以进一步走向管理研究的实践。基于中国风格的研究还应当体现中国文化基因的塑造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大秦到盛唐、从咸平之治到康乾盛世，特别是直至新中国的伟大创举，无论从宏观的国家治理，还是从微观的企业组织的管理都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这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绝不可忽视。深入扎实地挖掘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推动力及其规律，寻找管理学中的“中华民族基因”，是当今中国管理学者的历史责任。

管理学的“中国气派”。所谓“气派”，原本指做事情的态度作风或事物表现的气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就要求我们新时代中国的管理学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立足中国的全球视野，在管理学理论的“情境意识”下、在对中国情境自觉的基础上，审视现有理论的“情境陷阱”，从学习理解（基于西方情境的）“主流”管理理论，到建立（基于中国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进而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情境框架”和全球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包容性的管理学新理论，为推进人类管理知识前沿贡献中国智慧。管理研究的“中国气派”还要体现中国管理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针对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突发“黑天鹅”式以及缓进的“灰犀牛”式严峻挑战，需要人类共同的智慧来加以应对。对于像“人口结构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能源资源系统的转型规律”、“区域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球性公共危机的管理”等一系列重大研究问题，都应当责无旁贷地纳入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科体系，需要中国管理学者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体现出历史责任和担当，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包容胸怀，需要更加扎实、艰苦和严肃的学术工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08

东西方管理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的构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苏宗伟

根据《财富》2020年世界500强的统计数据，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增至129家，首度超越美国（121家），成为全球拥有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大凡一个大国的经济腾飞，往往会诞生新的管理方法，孕育新的管理理论。当初，美国崛起将美国汽车企业的流水线与科学管理推广到了全球；德国崛起令定制设计、工程师技能培训系统风靡一时；而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则使大规模精益制造、全面质量管理等日本企业管理方式令世界刮目相看。

时至今日，中国企业世界500强的数量已超过美国，但迄今为止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式被世界认可呢？德鲁克曾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那么，中国当代的管理奥秘是什么？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将是今后管理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

（一）中国管理学理论的研究现状

中国管理学研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总的来讲，中国管理学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结合西方管理理论，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理论。较具代表性的是苏东水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成中英的C理论、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等；二是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视角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如华为灰度管理、陈春花的领先之道模型等。他们都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要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仍存在着缺乏哲学层面的探索、学术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某种脱节及在国际管理话语权掌控上的缺失等现实问题。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演进与产生的特征

纵看过往的工业发展进程，历经了百年多的演变，西方管理理论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众多理论流派。这些管理思想和理论，往往产生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因为他们的经济强势发展，使他们掌握了管理理论的话语权。横看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状况，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二是拥有悠久丰富成功的商业实践；三是拥有硕果累累的商业成就，即拥有较多世界级工商企业；四是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

就上述4个特征而言，中国也是同样具备的。但为何至今仍然没有源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系统思想与理论？这正是我们与西方管理学界在管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上的差距。这也是中国管理学研究人员与学者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三）基于哲学、理论及方法层面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从管理研究本身的角度，哲学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正确的哲学研究方法是构成理论的基本条件。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务必从管理的哲学、理论与方法等3个层面着手。

1.管理哲学层面的构建

首先，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把握中西方哲学的的差异与特点。充分认识中国哲学是基于主客观统一的认知模式，长于形象思维，具备整体分析的特点；而西方哲学是基于主客观对立的认知模式，长于逻辑分析，具备局部分析的特点。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应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以西方哲学为辅。面对中西方思想差异，我们应当强调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及创造性发展。其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相结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因此，管理哲学的研究强调价值涉入，既要有理性与逻辑，又要有直觉判断与洞察力。最后，传统经典梳理与现实文化传统的提炼相结合。既要梳理传统经典，深入理解和挖掘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髓，并从中吸取优良养分，又要对现实文化传统加强描述和提炼。

2.管理理论层面的构建

第一，传统文化与管理情景相结合。由于管理学的学科特性，管理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到特定传统文化因素，还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和制度情景问题。注重对两者结合进行理论的构建，尝试将传统文化情境化纳入到中国本土情境要素的范畴，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情境，实现传统文化与情境的有效融合。第二，学术理论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发现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以我国企业实际问题为导向，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认识，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形成严密的规律性认识。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培育出一批优秀成功的企业，也淘汰了一大批后进的企业。这需要我们寻出个中原因，因为社会迫切需要契合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的指导；第三，管理研究“个性”与“共性”相结合。即特殊性和普适性的问题。国外管理学的几大经典理论都注重建立一般管理理论，即普适的管理理论。现在普遍采用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是起源于其文化特殊性，这表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般管理理论是可能的。未来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应透过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发展中国情境下特殊性和普适性共存的本土管理理论。

3.管理方法层面的构建

一是要注重以问题为导向的多维度研究方法的融合。管理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确定研究问题的意义，抓典型问题进行切实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鼓励运用科学、规范研究方法，依据问题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案例研究、文献整理法、实验法等方法，尤其是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独特管理现象，从而挖掘和发现既有意义又生动有趣的研究问题。二是需注重开拓和加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管理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首先要使用全球性研究语言，确保源自中国情景的管理理论能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接受与认同。片面强调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文化特点及认知习惯，将导致中国管理研究成果难以被国外管理者所理解。只有使用全球通用的语言习惯与规范方法，才有可能为中国管理理论走向国际管理学界铺平道路；三是积极展开与西方管理学者的对话。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经验，借助国际专题学术会议，开展跨文化、跨学科交流研讨活动，面向国际平台翻译出版优秀的学术论著，扩大国际影响与传播面。创办国际性学术团体和社群，鼓励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逐步提升管理学国际话语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新格局正在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我们应着力使中国管理学研究从“照着讲”向“接着讲”的转变，从“模仿研究”到“创新研究”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将会产生更多的世界级企业，并逐步形成为全球学者所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系统理论，与世界分享“中国管理的奥秘”。 

文章刊发：

王永贵、汪寿阳、吴照云、吴晓波、毛基业、戚聿东、张维、苏宗伟、朱旭峰、杨开峰、杨立华、席酉民、李新春、张玉利、徐向艺、刘志阳、闫妍、魏江、郜亮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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