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2022年5月17日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研讨会（笔谈）。
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26位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研讨。现将有关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01
现代财税体制与中国财政学的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培勇
（一）现代财税体制亟待从理论上看清楚、弄明白
财税体制往什么方向走，历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新发展阶段财税体制建设的目标标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已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此为契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融为一体，不仅成为贯穿未来5年、15年乃至整个新发展阶段中国财税体制建设的一条主线，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财税体制建设的前行方向和历史进程。
现代财税体制所具有的一系列不同于既往财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财政定位和财税体制定性发生根本性变化基础上的。两个根本性变化，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事件。随着财政定位的根本性变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已经被摆放在国家治理层面，与国家治理问题统筹谋划、一起部署。与之相对应，随着财税体制定性的根本性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财税体制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版图，与国家治理体系一起布局、一起推进。此财政既非彼财政、此财税体制亦非彼财税体制，将新发展阶段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行动落到实处，确保抓住要害、踩到点上、不走偏变样，不能不探究其背后的新思想，不能不梳理其背后的新逻辑，不能不概括其背后的新理论。
治国理政系当代中国党和国家事业的代名词。将财政和财税体制放置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加以审视，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度观察财政问题、谋划财税体制建设，就会发现，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实质是一场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的深刻变革。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既不能就财政论财政，也不能就经济论财政。既不能就财税体制论财税体制，也不能就经济体制论财政体制。这不仅要通过理念、思想和战略的转换来凝聚共识，而且须经由理论层面深化推动实践层面变革，进而使之常态化、稳定化、制度化。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勾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财税体制跨越了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两个系列：预算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位居政府治理体系，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系列；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位居再分配调节机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系列。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将现代财税体制置于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系列之中，加以突出坚持和完善，将现代财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加以塑造，离不开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使中国财税运行契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部署、跟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最根本的是要靠财税体制建设，靠得住的也是财税体制建设。进一步说，要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财税体制并将财税体制优势更好转化为财税治理效能，最重要的是要深刻揭示蕴含在现代财税体制之中的规律性，最关键的是要准确把握蕴含在现代财税体制之中的大逻辑、大趋势。
（二）中国财政学应当且必须重构
从理论上看清楚、弄明白现代财税体制，意味着中国财政学应当重构，也必须重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这一提法，系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演化而来。其思想和理论源头，则可追溯至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关于财政和财税体制的全新论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时至今日，这一全新论断已经演化为新发展阶段财政和财税体制的标识性概念。在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发展史上，它堪称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做出如此判断的基本理由在于，随着财政由经济范畴向国家治理范畴的跃升，随着财税体制由经济体制组成部分向国家治理体系组成部分的跃升，不仅财政概念随之变化、财税体制定性随之变化、财政职能格局随之变化，而且财政学科属性以及涉及财政理论体系的其他构成要素都要跟着变，作为其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的财政学科体系、财政学术体系、财政话语体系也会跟着变。
换言之，财政的定位变了，财税体制的定性变了，支撑财税体制建设的学理和方法论变了，既往的财政理论认知，已难以满足全面而系统地阐释现代财税体制原理之需，亦难以匹配准确而清晰地揭示现代财税体制建设规律之需。面对现代财税体制建设，从关于财政和财税体制的全新论断出发重构中国财政学，是一项必须尽快着手、早日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认识到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固然要奔着重构中国财政学这一宏大目标而去，但基于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考量，由建构现代财税体制理论分析框架做起，逐步朝着重构中国财政学的目标前行，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三）中国财政学的框架和构件
举凡理论体系的建构，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中国财政学的重构也好，作为其雏形的现代财税体制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也罢，显然要从其基础性工作——框架和构件的确立——开始。
现代财税体制显然是一个根植于中国国情土壤、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之所以要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当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现代财税体制终归讲的是中国的故事，说的是发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阶段的事情。就此而言，我们所要重构的中国财政学，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现代财税体制理论分析框架，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固然要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但“中国特色”理应贯穿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故而，中国财政学的重构，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此其一。
既然是中国财政学的重构，对于中国实践的总结无疑是其最基本的来源。就此而论，中国财税体制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财税体制建设实践，已经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常识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其中，就包括在财税体制建设中我们做对了的东西，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将中国财税体制建设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中国财政学的特色之所在，就是对世界财政学的理论贡献。故而，中国财政学的重构，要着力于“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在系统总结中国财税体制建设实践基础上，讲好中国财税体制建设的故事。此其二。
毫无疑问，在中国财税体制建设实践的背后，既有源于其他国家财政理论观点、财政理论学说的启示和借鉴，亦隐含着中国财政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过去总结、提炼得不够好。清晰地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启示我们，中国财政学的重构，要具体化为重构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财政学科体系、财政学术体系和财政话语体系，要从重构中国财政学科体系、财政学术体系和财政话语体系做起。故而，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加强对中国财税体制建设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既是摆在中国财政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重构中国财税学的必由之路。此其三。
中国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最终要对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进行揭示和提炼。只有紧盯共性和规律，围着共性和规律而转，把中国财政学建构在清晰认识和深刻把握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中国财政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故而，从比较研究出发，深入研究财政和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位置；深入研究财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位置；深入研究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政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既是重构中国财政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中国财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其四。
02
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思考
山东大学 樊丽明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些重要论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中国财政学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既吸收外来、又立足中国财政实际努力开展理论创新的过程。可以将其分为4个阶段。一是1949~1977年的创立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些不同于旧中国时期的财政学教科书问世，反映了财政学界探索新财政学的最初成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引进苏联财政学理论之后，一方面为适应我国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决裂加快了新中国财政学的探索进程，财政学界欣欣向荣，形成了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论、价值分配论、再生产论等理论流派。“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学发展停滞。二是1978~1992年的继承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回应恢复高考后教育教学急需，中国财政学迎来了春天。学术争论推动了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国家分配论、再生产论、剩余产品决定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传统财政学理论流派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三是1993~2013年的引进吸收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财政学界一方面快速引进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西方财政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努力探索立足于中国财政制度和实践的财政学理论，中国式公共财政论应运而生。公共财政论的内容和形式因实践进展和理论创新而有不同的表现。四是2013年以来的建立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这一定位的指引下，现代财政制度理论研究有了新突破，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批学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高培勇教授的国家治理论，刘尚希研究员的公共风险论，李俊生教授的新市场财政学等等都是富有特色的有益探索。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紧迫但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笔者认为，以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前提，以中国财政实践为出发点，以中国财政制度、运行规律为对象，以社会科学学科为主要依托，以发展中国财政学话语体系为突破口，来构建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特色财政学教材，可能是一种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首先，构建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以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前提，以中国财政分配实践为出发点，以中国财政制度、运行规律为对象。这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即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内在规律，解决中国问题，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不能仅仅是进行以西方财政理论为框架、填入中国数据和案例的“简单装修式”建设。我国的所有制性质、国体政体性质、执政党性质等“四梁八柱”决定了财政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与主要西方国家存在质的不同，指导思想和价值判断与主要西方国家存在不同，财政分配原则、作用边界和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小修小补式理论建设往往忽视财政存在的“背景差异”，忽视中国财政问题和时代需求，难以解释中国财政实际，限制了对财政的认识边界。而且，中国历史文化对于财政制度和财政运行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可忽视。一国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一定是扎根于、立足于、延续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国有着5000年连绵不断、积淀深厚的文明历史，其历史文化惯性尤为巨大，对经济社会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譬如，自秦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就是追求国家统一，中华文化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家国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情怀，修齐治平、正心修身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只有中国把“国”叫做“国家”，国家不分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华民族如同一个大家庭。这种崇尚统一的历史文化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有着重要且持久的影响作用。又如，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崇尚和谐、追求大同。这种文化根基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成为了当代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也成为指引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
其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秉持交叉融合发展理念，按照研究对象的发展逻辑和研究问题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建构，而不宜囿于经济学甚至应用经济学的樊篱，进行单纯学科主导型建设。财政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公共之财，管公共之事”的学问，着眼于多层级公共组织，小到最基层的乡镇街道政府，大到整个国家政府，乃至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公共资源配置，着重研究分析如何归集公共需求、如何筹集公共收入、如何供给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如何提高公共产品绩效的知识，也具有培养公共意识、公共素养和公共能力的功用。各类公共组织进行资源配置，其决策影响因素绝不仅仅限于经济因素；财政分配涉及领域广泛，认识其运行过程及其规律也绝不仅仅需要经济学知识。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建立纯粹的、合乎逻辑的、形式漂亮的学术体系，可以仅在经济学框架内发展财政学，但这样的财政学是具有“学科意义”但缺少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财政学，不是经世济国、学以致用的财政学。要构建有意义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以财政分配实践为出发点，以追求学术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旨归，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一个更广的视域内建构财政学学术体系。
最后，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对已有的社会主义财政学、西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进行分析甄别，需要进行从发展话语体系到建设学术体系的基底性重构。一方面，以分析为前提，以继承为原则，将体现财政分配共性的重要概念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国情创新性地“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譬如，将中国发挥独特制度优势、在多个领域实施的对口支援现象提炼成“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从而丰富中国财政学的转移支付概念和理论，增强中国财政学的解释力，即是一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从对口援藏到对口援疆，从医疗援助到教育援助，从对口支持三峡库区到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精准脱贫，对口支援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组织性日渐增强、覆盖面越来越广、力度不断加大的政府行为，在解决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团结互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形式多样的对口支援，其实质是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可以说，唯有以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话语体系构建为基础，才可能逐步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
03
立足中国大地 建构中国发展经济学
南京大学 洪银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一重要论述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规范的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背景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的规范的经济，尤其是存在较为成熟的市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并且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商品和资源市场也极不完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规范经济学，由此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发展经济学除了必须关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以外，还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能否快速提高，以及相应的发展和公共政策。在发展问题上，各个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的问题，相同的经验教训，相同的发展目标，相同的规律性。因此有可能形成某些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所适用的一般理论。发展经济学在建立之初是以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实现起飞的经济学。现在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出了低收入发展阶段，这样，发展中国家区分为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相应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就有不同的发展理论。
中国发展经济学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对象，讲的是中国发展故事，与一般的发展经济学相比有3个区别：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地区间也呈二元结构。第二，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尤其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第三，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的制度基础。这意味着中国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发展问题虽然与一般的发展经济学有相通之处，但更要依据这3个特征进行建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的中国发展经济学涉及两方面任务：第一，阐述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不可否认，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对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如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中国发展经济学需要研究并总结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尤其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和经验上升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对正在谋求发展的低收入国家不无参考价值。第二，中国发展经济学尤其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现代化问题。在摆脱贫困进入全面小康阶段并且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发展经济学理论需要创新。在低收入国家时期指导发展的理论不可能完全成为今天经济发展的指导。研究并阐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为起点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理论，指导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凸显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中国发展经济学不能停留在对抽象概念的分析上，需要直面现实经济问题，问题导向，成为致用的经济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一是收入差距达到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二是腐败问题也到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三是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到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清醒地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存在，不等于我们一定会进入这一陷阱，而是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发展来跨越它。这就是习近平说的“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根据新阶段的发展任务，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提供理论指导。
一是发展模式的转换，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进入新发展阶段，物质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到了极限。加之发达经济体在高科技方面的打压，我国的增长速度转向中高速不可避免。但根据现代化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要保持中高速水平以实现这个目标。要使中高速得以可持续，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支持高质量的发展方式不只是集约型，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方式。只有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有价值的。需要由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使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中心问题。各个国家按照经济结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第二类是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第三类是资源型国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个国家在经济结构上都要扬长避短。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强调制造业回归并且扩大出口，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和绿色的制造业。部分资源型国家不满足于出卖资源，开始着力发展资源加工制造业，以提高附加值。这两类国家的结构转型无疑会增加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的竞争压力。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要改变大而不富不强的问题需要从两方面优化结构：一方面制造业结构提档升级，以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补产业结构的短板。突出补两个短板，一是满足生产和消费升级的服务业短板尤其是金融的短板，二是农业现代化和后发展地区的短板。在此基础上实现结构的协调。
三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已经明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涉及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国民经济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发力。需求侧重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供给侧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着力攻克转向国内循环的外循环的卡脖子技术环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根据开放发展的理念，外循环不仅需要将参与国际循环的基础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新的比较优势，即竞争优势，还需要由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突出以创新需要为导向，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四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后，发展经济学不仅需要研究现代化的一般目标和进程，更要研究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现代化目标来说，通常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以追赶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不只是追赶，还包括部分领域的赶超。通常人们对现代化内容关注的是物质和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关注人的现代化，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注推动共同富裕。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说，重要特征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特别强调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五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输入，国际市场及汇率风险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中的脱钩断链等等，都可能打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过分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会出现“拉美现象”。因此，经济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关键是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立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调控机制。
总的来说，中国发展经济学是为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作出的学科和理论贡献。
04
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须先廓清其“政治”内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韩保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根据这一重要论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廓清和体现好其“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
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先使用该词，意在说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随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著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突出解释和体现其“政治”的特色涵义。直到《资本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才赋予了其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鲜明内涵，即它是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服务的。从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西方“边际主义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家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进而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剩余价值论，更是有意回避甚至删除在经济学前的“政治”，淡化经济学的“阶级性”，强调经济学的“普适性”。如法国的瓦尔拉斯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起名为《纯粹经济学要义》，英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也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起名《经济学原理》。至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萨缪尔森更是给自己领衔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命名为《经济学》。
难道经济学真的不讲“政治”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该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必须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科学廓清其“政治”属性与“政治”内涵，进而真正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到底讲的是什么呢？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它必须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人民说话的政治属性，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立场是人们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是为谁说话、维护谁的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是为最广大人民求解放、求发展、谋福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揭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被雇佣、被剥削的根源，赋予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第一属性和内涵就是“人民性”，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标志。
其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的第二层含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和弄清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领导了“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制度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的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更坚定地指出：“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后来，我们的体制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有人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蛇添足。对此江泽民同志鲜明回应：“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进一步把“市场作用”的定位从“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但习近平总书记仍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搞清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更直接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适应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表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这一全新而独特的生产关系，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进而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最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突出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毛泽东同志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认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不简单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一般“政党”，它本身还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力量。因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体制机制、政策方针、策略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的重要内容。
05
聚焦中国道路 贡献中国智慧——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东北财经大学 吕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进而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方向。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时期，经济学界有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这一工作的顺利推行，首先需要厘清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根本遵循、基本依据、时代命题、重要使命等要素，对于以上问题，我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体系的根本遵循，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认识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是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科学构建中国经济理论框架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出发，研究和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路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遵循，一方面，要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阐释中国发展规律的重要依据。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方法论，才能较好地从理论角度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发展阶段上采取的不同发展路径和策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规律，既要坚持实践观，科学阐释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又要坚持矛盾论和两点论，立足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追求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实践，客观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上采取何种发展路径、应对各种矛盾挑战的具体差异和特征，丰富和发展立足于我国发展实践道路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伟大实践，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观点以努力探索和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做好新时期的经济工作、解释新时期的经济问题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基本依据：中国特色实践道路和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实践道路，发掘中国特色历史规律。以实践和历史为基本依据，有助于更好总结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与运行逻辑，更好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内在动力，进而指导新时代经济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为依托，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顾40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经济理论，或按照某一种既有的经济实践模式来设计自身的改革路径，而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实践的现实要求，不断调适能够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保障和激励的制度架构，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环境和实践基础。拿财政领域来举例，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始终肩负着改革自身与推进经济改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成本兜底来为改革扫清阻力并创造改革的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为改革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基础性激励制度，这些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异于大部分国家的重要特征。部分财政实践可能是阶段性的、不规范的，甚至广受诟病的，但又确实是改革过程中财政承担过或正在承担的，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出独有的中国特色。据此思考，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经典理论精华，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清楚认知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之间的本质区别，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创性。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特色实践逻辑诠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在改革实践基础上进行经济理论升华，并使之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指导。
梳理中国特色实践道路中的历史规律，以长视角观察动态发展过程的统一逻辑。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仍以财政视角进行观察，改革开放以来，财税领域改革呈现出了改革力度大、时间跨度长和改革频率高的特点，央地关系激励相容也始终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例如，地方政府自主财力来源在特定市场化阶段呈现出企业留利、行政事业性收费、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等不同形态，反映出中央对地方态度在赋权与纠偏间不断动态调适，也蕴含了地方对中央政策的应对与博弈。这一例证表明，我国不仅经济改革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改革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也始终处于动态调整状态。究其原因，我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意味着经济改革的目标会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调整，改革的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实践的长期性，改革的复杂与困阻决定了经济实践的频繁与持续。只要改革进程没有结束，经济实践就将会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作为对一个动态过程中经济发展规律的考察与归结，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不能仅仅盯住某一个因素或某一时点的特征加以判定，而是需要以长视角为线索、以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紧扣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加以阐释。在这个基本判断下，以历史逻辑为主线来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进而基于其中的历史逻辑提炼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根本内涵，才能真正获得契合中国发展实际且可启发未来经济工作的理论体系。
（三）时代命题：阐释时代课题亟待构建新理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新时代也为我们提出了新命题。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韧性强劲，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凝心聚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构建中国经济理论需要围绕的大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方面，进一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清楚，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是建设中国经济理论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实践特征和理论脉络搞清楚。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行得通、走得好、前景光明的现代化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亟需向国内外尤其是世界上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们讲清楚，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它遵循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如何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5个维度，更加深入和系统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世界上其他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何种意义上和哪些层面上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只有将这些问题阐释清楚，才能真正知道我们过去为什么成功，以及将来如何继续成功，才能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
二是建设中国经济理论需要系统总结和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探索能够阐明中国改革经验的经济理论，首要任务是深刻总结和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内涵、思想内核、实践指向、重要途径、关键领域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完善这一思想体系，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三是应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角度思考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和外延，指明“我们要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思考中国经济理论建设，需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加快汇聚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多样认识，探索不同国家人民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各国人民利益实践中去，系统阐释和丰富完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特质和理论体系。
（四）重要使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实践道路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现状，不难发现，以往经济学理论研究尚存在诸多未尽之处，这些问题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解释的对象。例如，对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各种政策的区域试点及推广，以及财政领域的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激励等中国改革进程中诸多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现有的经济理论体系还缺乏足够的总结和阐释。
为突破上述研究瓶颈，未来的重要使命是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以更好解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需要把握好、运用好理论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典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上公认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融通起来，建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该体系既要符合国际上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的认知，又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用过程中所需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以更为形象地刻画与描述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独有要素与特殊行为；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经济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以更为深刻地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内在逻辑规律。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广大经济学者密切合作并持续攻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实践道路和历史规律作为基本依据，充分了解理论与现实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话语体系，必定能够在全球经济学理论建设中凸显中国价值、做出中国贡献。
06
融通继承性和民族性，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清华大学 白重恩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时指出，要把握住以下3个主要方面：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关于继承性和民族性，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总书记的阐述，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高质量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在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指导和启发之下，本文对如何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进行讨论。
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研究课题的选择至关重要，会对学科发展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选题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重大经济问题，也包括用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研究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的重大问题。三是从中国的实践中发掘出经济学新洞见，产生经济学理论创新，或从中国的实际需求中发明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四是将中国发展中所产生的理论创新用其他国家所习惯的语言表达出来，进行论证，提升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并希望在此过程中产生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这样的选题的一个案例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部分全球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应该限于保护人身安全和产权，执行合同，适当干预收入分配，匡正公共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市场失灵，规制垄断和推动竞争等，相关制度应该是正式的、普惠的，构成市场制度体系。全球很多经济学人也都认可这样的观点。尽管有些学者认识到市场可能潜在地存在多重均衡，而政府可以从多重均衡间的选择中通过规划和协调起作用，但学术研究对此重视不够。另外，完善的正式市场制度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应该努力建设并完善这样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政府是否应该以及怎样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来解决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多下功夫，因为这样的研究是上述4个方面的交集，既能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也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还能将中国已经产生的关于政府和国企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论用全球大部分经济学人习惯的语言进行阐述和论证，并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关于政府和国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创新。
上述4个方面的选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和问题导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因为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经济学学术原创性植根的肥沃土壤，同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与时俱进的。
上述的选题会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较大的挑战，因为要得到全球的学术同行，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同行或者是受到发达国家话语权影响较大的其他同行的认可有较大障碍，而同行的认可对研究者是有影响的，但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经过中国经济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全球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我们所面临的障碍会降低。
中国特色经济学科的发展也不排除对其他学术问题的研究，因为上述选题的研究需要最新的研究方法的支撑，也需要从其他问题的研究中汲取新的养分。
除了需要有特色的研究选题之外，还需要进行有特色的研究实施。这里分类进行讨论。
首先按理论性研究（Theoretical Study）和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y）进行分类。
理论性研究进行逻辑推演，要求推理的严谨性和逻辑自洽性。基于数理表达的模型推演可以让我们对推演的严谨性更加放心。有时需要我们对所用的工具箱进行拓展才能完成推演，这时需要做出较大努力，如果这样努力的成果能为未来的分析带来更大的便利，这样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但有时即使经过努力，有些分析也难以通过数理表达来有效进行，也不能简单拒绝，因为这样的分析有时是解决紧迫问题时所必需的，同时也可以为未来进一步的分析带来启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总书记也警告，“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科学地运用模型推演是继承性的重要体现。
经验性研究对理论性研究所产生的理论结论进行检验，分析理论结论是否与现实和历史中观察到的证据有冲突。基于现实和历史的严谨的经验检验使得理论的现实性得到一定的保障，同时也可以作为解决理论争论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恩格斯的观点：“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这段引言对“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的强调支持了严谨的经验检验的重要性。基于大样本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检验严谨性较强，前提条件是数据的选择没有系统性偏差，或者解决数据中系统性偏差的方法是科学的。但高质量大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的可及性等方面的局限会导致理论现实性的保障不完全。尽管自然科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和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中更加难以进行可控实验，同时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差别也造成经验检验的普适性较自然科学弱。这样的局限可能会导致理论的偏差：比较容易得到经验检验支持的理论受到更大的重视，而得到经验支持的难易程度与理论的重要性之间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对于重要的问题，在不能进行“完美”的经验检验时，我们也需要接受“次优”安排，即用可及的最好的数据分析方法，来分析不“完美”不充分的数据，有时还需要不仅将历史事件和案例作为灵感的来源，还要将它们作为“次优”的经验检验。
其次按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Study）和实证性研究（Positive Study）进行分类。
规范性研究考虑“应该是怎样”，其核心是价值判断。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该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在涉及国际议题的规范性研究中，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取向。规范性研究应该更多地反映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实证性研究考虑“是怎样”，其核心是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其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是尽量严谨的。
在理论性实证研究中，需要对与问题相关的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制度背景，相关的人和组织的行为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相关的人和组织所具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假设，作为逻辑推演的基础。更加长期的研究还要考虑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因而需要对它们的变化机制进行假设。在进行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时，所有这些假设应该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情况，也要参考来自国外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在对人和组织的行为规律做假设时，应该充分参考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而不是只限于理性人和理性组织的假设。同时也要关注制度、文化和长远考虑对优良个人价值观的引导。应该指出的是，即使采用了狭义的“理性人”的假设，也不是倡导利己主义的价值观；通过科学方法发现的个体的行为规律不代表对其背后的个体价值观的倡导，更不是对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的倡导。
在经验性实证研究中，因为很多经验检验都没有全面控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其结果严格说只适用于研究所依赖的数据的来源地的特殊情况，除非有些结果通过了有代表性的经济体群体的全面检验，否则不能保证其普适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中国数据对经济学的结果进行检验，这样我们才能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较大信心。
中国特色的实证性经济学研究既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因为研究中的选题、背景都因其独特性而带来原创性，因其与时俱进而带来时代性。
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经济学定能获得高质量发展，为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贡献，为经济学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为提升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作出贡献。
07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中国科学院大学 洪永淼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独创性，中国需要构建一个原创性经济理论，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导中国未来发展趋势。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思想与方法的关系是什么？方法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独创性
40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独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便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致力于建立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新中国经受住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经济与技术封锁，也使中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经受住了各种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采用渐进改革方法论，从易到难，先立后破，由量变到质变，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转变为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依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设计的“休克疗法”及其后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对国有经济从来不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而是在坚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必然性，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国有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非公经济已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半江山，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抓住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性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直接投资输入国，并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使中国比较容易跨越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应用所需要的市场规模门槛，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若干领域已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
以上例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既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没有照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遵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开出来的药方，相反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具有独创性，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因此具有特殊性。如何在中国情境下，构建一个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可验证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凝练可借鉴、可推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历史性任务落在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们肩上。
（三）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
毫无疑义，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的内涵（洪永淼，2021）。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便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王亚南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其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形态显著不同。王亚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方法以及一般原理，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运动规律，写出了被誉为中国版《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这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学代表作。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既然是市场经济，所有适合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都会发挥作用。同时，这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如存在异质性市场主体，存在不同所有制与各类资本，其中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起主导作用。此外，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经济运行规律与西方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套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构建原创性经济理论。
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从中国特殊性中挖掘一般性。王亚南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一种，在中国的应用是属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经济体中的应用，而不是要创立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经济规律在中国情境下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中国经济特殊性中提炼一般性，泛化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使之成为可借鉴、可复制的发展模式，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可能的理论创新：一是广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国的一大创造和一大贡献。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二是广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和丰富案例，为中国经济学家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个“富矿”，这孕育着市场经济新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特别是关于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同时发挥调节作用以及异质性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理论创新，将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大丰富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强调，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对过去300多年西方国家社会化全球化大生产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们应该批判地学习、借鉴、汲取其有益成分。
数字经济新形态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深刻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大数据时代，以数据特别是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已成为经济学一个主要的研究范式，这种实证研究符合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学过去很长时间一直以定性分析为主。4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变为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研究的规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洪永淼、薛涧坡，2021）。大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使用，不断打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界限，推动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基于大数据的定量实证研究正在成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洪永淼、汪寿阳，2021）。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在鼓励多元研究范式的同时，大胆借鉴、使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与工具，以方法创新推动经济理论创新。
纵观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典型经验特征事实的凝练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问题的提出至关重要，这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统计学家在凝练中国经济典型经验特征方面做得很不够。此外，对思想与方法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毫无疑义，在经济学研究中，思想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研究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但这绝不是说方法就不重要。自然科学的很多重大发现与理论创新，都是通过方法创新（如实验设计创新）而实现的。当没有方法创新就不能推动理论创新时，方法便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1991a）曾举例论述方法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经济学研究中，如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迫切需要方法创新。就像转型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兰（2014）所指出的，“要弄清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对其进行抽象的争论，而是考察现实经济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下实际运作的效果如何。政府的干涉是否必要，干预的具体程度是否合理，最好都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之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对方法存在看法，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实证研究存在“内生性”的现象（洪永淼，2022）。“内生性”是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经济变量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这里借用“内生性”概念来说明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习惯做法。科学研究都是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应如此。毛泽东（1991b）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但是，经济学一些实证研究为了追求某个理论假说或结论，便千方百计寻找支持该理论假说或结论的“证据”，导致先有结论后有“证据”，这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内生性”。例如，在实证研究中，存在所谓的数据窥视偏差，指对同一个数据进行很多次的实证研究，通过不断改变模型设定、变量选择、数据样本等各种方式，总有一次会从数据中发现统计上显著但实际并不真正存在的关系，使数据分析结果支持自己的结论（Lo & MacKinlay，1990）。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本质上并非实验科学，很多研究不能通过重复实验加以证实，这为“操纵”结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种做法，不但使研究结论不可靠，还严重损害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术声誉，我们必须避免误用、滥用定量研究方法（李志军、尚增健，2020）。
08
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框架
清华大学 蔡继明
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任何经济学体系，无论是古典的、马克思的，还是新古典的、奥地利的抑或是新剑桥的，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经过两个半世纪经济学家的探索，现已形成的最有影响的三大价值理论分别是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而基于不同价值理论构建的经济学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就要看其能否对特定经济体系及其基本经济制度做逻辑一致的解释。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那么，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以何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才能对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科学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呢？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基于这种理论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很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尤其不能说明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和数据等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由此也就不能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确定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做出科学合理逻辑一致的解释。进一步说，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上述所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收入必然被视为剥削收入，从而陷入一方面要消灭剥削，另一方面又要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的悖论。不仅如此，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发达国家用一小时劳动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多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就是不等价和不平等交换，是富国剥削穷国，这显然也不能成为我国倡导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价值论虽然对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以及功能性分配给出了数量解，但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循环论证）和固有的辩护性（宣扬阶级调和），无论是从逻辑一致性的科学标准还是从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出发，新古典价值论也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础。
至于斯拉法价值论，虽然一方面通过揭示资本度量的循环论证和技术再转辙给予边际生产力论致命一击，另一方面又通过揭示出交换比例与利润率形成的同一机制而使“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换”成为多余，从而独立于另外两种价值理论之外，但由于该理论本身撇开了需求因素并以生产函数的技术比例不变为抽象的假定前提，将工资或利润率设定为外生变量，如此过度的抽象不具有可应用性，也不宜构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础。
上述3种价值理论，都是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因而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理论。有鉴于此，我带领的团队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这些狭义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吸收各种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蔡继明，2010）。该理论借鉴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将分工交换和价值决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机会成本、比较利益、相对生产力、综合生产力、比较生产力等范畴，将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作为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均衡条件，论证了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机理，从而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有机地融为一体。我们认为，基于这样一个广义价值论基础，或许可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框架。
首先，广义价值论揭示了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党的十三大在承认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然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收入分配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并未揭示这种多元分配方式的本质规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谷书堂、蔡继明（1988，1989）在1988~1989年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中，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该理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统一概括为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党的十六大（2002）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2007）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从党的十八大（2012）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则反复强调要完善由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要素贡献决定要素报酬的分配机制。由于广义价值论揭示了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的基本原理，从而阐明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这就为我国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制度和机制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其次，广义价值论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自党的十三大（1987）以来，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依次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2007）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建立在广义价值论基础上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剥削和私有制的关系，对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诚然，消灭剥削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但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因为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是报酬与贡献是否一致：在要素所有者与要素使用者之间，如果一方的报酬低于贡献，一定是受到了另一方的剥削；反之，如果一方的报酬超过了贡献，那一定是剥削了另一方；如果双方的报酬与贡献都一致，那就既没有剥削也没有被剥削。所以，不能笼统地将利润、利息、地租等非劳动收入等同于剥削收入，将私营企业家等同于剥削者，除非他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即低于其边际产品收益。将非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区分开来，将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保护私有财产就会顺理成章，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能并行不悖，从而彻底摆脱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再次，广义价值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广义价值论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理论。即使在两部门广义价值模型中，两个（类）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或部门各自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方向的选择、同类生产者或部门单位平均成本的形成、均等的比较利益率和均衡交换比例的确定，无疑也都必须通过彼此讨价还价的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一旦我们将两部门模型扩展到n部门模型，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无论是具有多种产品生产能力的单个生产者其比较优势产品的确定，还是各部门均等的比较利益率，抑或是作为不同部门具体劳动折算尺度的社会平均比较生产力，都不可能直接估算出，即使我们可以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型，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经济变量也只能通过市场竞争、讨价还价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领域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在引入不同分工体系以及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资源的配置以及比较利益的分配就更加依赖市场机制才能实现了。这样，我们就从广义价值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因做了理论说明。
然后，广义价值论揭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永续价值源泉和实现途径。我们运用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构建了基于比较优势分工交换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以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即比较利益作为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只要比较利益按照均等的比率进行分配，这一收益来源就是可持续的，且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这就使经济增长真正形成了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学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纳入数据要素的增长模型，论证了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同样能够产生差别的相对生产力，因而也是比较利益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最后，广义价值论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自由平等竞争中形成的均衡交换比例可以确保各国比较利益率均等，而根据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比较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会高于比较生产力较低的国家，前者用1小时的劳动产品换取后者多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只要比较利益率均等，就是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不存谁剥削谁的问题。这样，广义价值论就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融平等与效率为一体的公平贸易理论。
09
建构知行合一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复旦大学 寇宗来
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会催生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同时也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因应这种时代需求，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问题展开讨论。比较形成共识的是，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向东转移，经济学术中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者需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严谨、有力、可靠的理论支持，还将为全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学”是否能够实现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却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的基本观点很明确，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应该具有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不但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理论的作用不但在于认识和解释世界，更在于积极地改变世界。由此看来，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因为采取了完美理性的假设，本质上割裂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陷入了机械论的窠臼。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是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范式转换，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传统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的两个层面的“反常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照，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而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不但会牵涉到“工具理性”，还必须要观照到“价值理性”，即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我们倡导构建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知行合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其中学习、试错、创新、价值观照具有真实的含义、实践的品格，不但能够很好地解释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也可以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实践价值。强调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行合一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实践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而王阳明先生则是最为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与之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的“理性人”在本质上都是不需要学习的“生而知之者”，既没有少不更事，也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有大量论文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但既然已经假设行为人具有了完美理性，任何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好比是在无穷大上增加一个有限的数值，不管这个有限值有多大，与无穷大相比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认为，只有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要比“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大爆炸”方案更加行稳致远。
第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顾名思义，“企业家”就是“企图创业立业之人”，其本质是引入“新组合”，打破常规以谋取超额收益。新古典体系与创新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给定完备合约，对任何行为人来说，未来的各种状态都是已知的，哪里还有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的存在空间呢？所以，在新古典体系中“创新”活动，成本收益皆可预期，因而除了名称不同，与其他类型的投资活动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引入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差异性，才会真正理解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利润。“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正是因为下士的愚钝，中士的犹豫，才使得上士有机会通过引入“新组合”而获得超额收益。
第三，日程设定和价值观照的重要性。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为防止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被各种扰动因素所分散和耗散，诸如五年规划等日程设定将变得极其重要，因为与战术层面的“把事情做对”相比，战略层面的“做对的事情”更加重要。日程设定的作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将稀缺资源耗散在日程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但如果“大事”选错，日程设定就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呢？这就牵涉到决策者的价值观照的重要性。“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原则，所得结果将会存在巨大的、本质性的差别。
接下来，作为知行合一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应用，不妨讨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如熊彼特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由创新所推动的，但由于认知能力有限，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微观主体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和学习来发现“新组合”以获得超额收益，由此，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迸发、鼓励学习和试错的经济社会是更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具有这样的特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照，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压舱石、稳定器和护航者。
10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黄群慧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的新的科学论断，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来源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体现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主体性和原创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也围绕着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项目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精神，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大议题。着眼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的伟大实际，系统化、深层次地探寻“中国之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方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加快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通过主体性、原创性的知识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既是促进我国经济学自身发展、屹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迫切需要，也是为全人类提供经济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为我国进入新时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了科学、严谨和可靠的理论指导。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为起点。中国伟大的、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为主体性和原创性经济理论观点，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强有力的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探索、勇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答卷。1952年，中国的GDP仅679.1亿元，人均GDP仅119元。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达到9.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例突破10%，2007年突破20%，之后2008年到2012年每两年突破10%，2008年突破30%，2010年突破40%，2012年突破50%，到2015年又突破了60%，2020年突破了70%。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按世界银行标准，在2025年之前中国预计跨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行列。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可以书写在人类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近年来，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经济奇迹，相对于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有待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待加快构建，这突出表现在以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的主体性、原创性的经济理论还有待丰富，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的中国经济学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地位还有待加强。对此，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着力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科学行动的指南。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经济实际，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包括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新常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统筹安全与发展等等。这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中形成并还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内涵、开辟了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理论飞跃。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持续深化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经济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具体而言，需要以中国经济学教材、手册、年鉴建设等学科基础项目为抓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全面融入到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中；以重大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将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创新的核心要求，不断创新完善学术理论体系、研究组织体系、平台支持体系、评价考核体系，推进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发展；以推进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为基本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全面统领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二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规律的认识。
理论是关于规律性的认识，是用来总结实践并指导实践的。有生命力的经济学必须能够揭示经济运行背后的规律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世界，是由于它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亚当·斯密之所以成为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由于他写的《国富论》指出了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规律，提出了增加国家财富的路径；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形成巨大影响，是因为指出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有效需求不足背后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规律，并提出了相应宏观调控之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实践土壤。经济学学术理论体系创新，需要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用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用中国经济实践深化中国经济理论。
经济规律既包括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之类的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性认识，但更多的是关于不同经济体系、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具体规律性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系运行的规律性认识，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规律性关系。从经济发展看，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尤其是探索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的创新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绿色发展规律、开放发展规律和共享发展规律的规律系统。从经济运行看，要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要把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周期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作用，又要使生产力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要求的生产目的。经过多年艰辛探索，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方面制度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化，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在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规律，当前尤其要注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共同富裕实现、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三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融通古往今来的国内外优秀经济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
强调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体性、原创性创新，并不意味着不注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融通集成古往今来、国内国际各种经济学知识、观念、理论、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最新成果；二要融通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文化的资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具有丰富的优秀传统经济文化资源，亟待我们深入挖掘，这方面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科大有作为；三要融通国外经济学的资源，这不仅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容，还包括世界各个流派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要研究借鉴和融通集成。尤其是对国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既不能一概排斥、全盘否认，也不能不加分析、奉为圭臬。近些年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学习西方经济学数理化方法，过于重视研究的方法、工具的科学性，而对学术思想性、政策参考性重视不够的“唯数理倾向”问题。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科学运用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进行分析研究，无疑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避免那些缺少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政策参考性而片面追求数理模型方法和忽视数量模型方法经济学意义的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只有以我国经济实际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古往今来的国内外经济学资源，才能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从而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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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关键
上海财经大学 刘元春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夙愿，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总是出于思想探索与实践反思的层面，难以在学理化和体系化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以及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为我们经济学界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基本方向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思想切中了中国经济学体系难以成功构建的关键——中国经济学没有在自主知识体系上下足功夫！
（一）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的创造性构建
之所以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在于必须构建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其原因在于，自主知识是一个流派、一个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核心标志，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赖以成立的基石。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我们在实践中就只能获得表象性的规律而难以获得逻辑一致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中只能破坏传统理论而难以进行建设性的理论构建，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中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而难以在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中获得突破。柏拉图指出，一条陈述能称得上知识必须满足3个条件，它一定是被检验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决策、经济实践创新、经济思潮和战略谋划等范畴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这些范畴只是孕育知识的原料，它们既没有经过长时段的实践检验，也没有经过现代社会科学一般逻辑体系的检验，它们都依然局限于特殊性和表象性，还没有能够提炼出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概念体系、实践契合性的理论框架、提升经济学思维边界的新方法和新分析体系。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几个理论创新的陷阱：一是简单延续传统流派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实践作为这些流派理论的中国案例运用；二是简单地停留在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停留在就政治思想和经济决策的规范性研究，而缺乏在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新规律、新典型事实和新逻辑演绎模式；三是简单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过度强调不同思潮之间的交锋，而难以将经济学批判转化为经济学建构，难以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四是过于停留于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停留于经济学在不同领域分散化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发展，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哲学层面进行体系化创新。因此将中国经济新事实和新规律转化为新知识，将各种新知识转化为体系化的知识体系，将体系化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经济学走出上述几大陷阱的唯一方法。没有在真知识上取得系统化、学理化和实证化的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创新已经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创新者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几代经济学人在深入研究这些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后提出一系列的知识创新，这些知识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全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性的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并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所创造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思想原则上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理论上既不能简单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更不能沿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
二是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分期和历史方位的判断进行全面深化和创新，特别是根据“两个大局”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论和新发展格局”系列思想和理论，全面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全面创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核心思想。
三是打破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相互替代的传统二分法，科学性指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性，提出政府增进市场论”、“政府能力观”，超越传统“小政府”、“守夜人”等理论教条。
四是打破传统的“增长”与“波动”的二分法界限，认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同样重要，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效率与静态平衡效率一样重要。
五是打破新古典宏观经济调控教条，构建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并在“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和治理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提出国家调控能力观、区间调控理论等。
六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分析框架，全面研究党管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中国经济效率的制度理论，阐释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企业所有制、土地二元体系等方面的制度根源。
七是突破“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创造了发展中国家“转型”和“转轨”的奇迹，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渐进转轨理论和渐进开放—改革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和理论创新一方面在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成功解释了大量中国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很多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很多理论在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化等方面存在缺陷。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依然要遵循知识创新的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创造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社会长期持续稳定的奇迹、全面脱贫和全面小康的辉煌、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都为全世界发展和赶超贡献了典型样本，能够挖掘出大量的新材料、发现大量的新问题、提出大量的新观点、构建出一系列新理论。但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简单进行实践总结和应对式的策论是不够的。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上升到新的学术范式、新的学术范式上升到新的学科体系，必须要遵循学术体系的一般发展规律。
第一，必须处理好知识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经济学一方面不能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新征程的实践，同时也不能过度超前中国现代化实践进行单纯的逻辑。否则，单纯基于逻辑演绎的理论创新和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猜想很容易成为未来实践创新的最大束缚，进而陷入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困境之中。
第二，不能就中国模式谈中国模式，必须跳出中国看中国模式，必须在解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中提炼出中国理论，在构建中国理论中提炼出有利于世界经济学思想、经济学逻辑体系、经济学规律和理论有益的知识成分，从而推动人类经济学思想边界和思维力度的改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探讨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寻找特殊里面的普遍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构成经济学的知识进步。
第三，必须遵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在新事实、新现象、新规律之中提炼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范式，从而防止经济学在知识化创新中陷入分解谬误和碎片化困境之中。一是系统深入研究实践中的典型事实，真正掌握清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在实践中的本原；二是在典型事实的提炼基础上，进行特征事实、典型规律和超常规规律的总结；三是将典型事实、典型规律、新规律与传统理论和传统模式进行对比，提出传统理论和思想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规律，并凝练出新的理论问题；四是以问题导向，进行相关问题和猜想的解答，从而从逻辑和学理角度对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规律给出合理性解释；五是在各种合理性解释中寻找到创新思想和创新理论，提炼出新的理论元素、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六是体系化和学理化各种理论概念、范畴和基本元素，以形成理论体系和新的范式；七是利用新的范式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在解决新问题中进行丰富，最后形成有既定运用场景、既定分析框架、基本理论内核等要件的学科体系。
目前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虽然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经济制度和经济道路的系统性总结不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难以形成集成效应；（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滞后于经济创新和思想创新的实践，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案例上的研究依然占有十分强烈的话语权，研究范式依然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依然在知识创新上明显不足；（3）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但指导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理论严重短缺，理论诠释的知识含量还有待提升；（4）对于中国经济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总结很多，但在新规律总结中所进行的理论批判与理论构建还不充分，还没有在经过实践和逻辑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新的理论范畴、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范式要素，知识体系依然还处于星星点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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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财政理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刘尚希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当下中国的共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的理论创新更是迫在眉睫。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相对于只是作为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传统财政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新共识。问题是如何沿着这个新共识来深化财政理论创新呢？毫无疑问，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借鉴世界财政研究成果，将财政理论创新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财政理论创新和财政学科建设紧密关联，涉及财政学科定位问题。基于此，我重点谈谈如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超越传统学科定位，推动财政理论顺应时代创新性发展。
（一）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
理论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从何而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所以，问题从时代来，从实践中来。推动财政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分析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从事什么样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突破局限。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他还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数字文明的概念。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必须意识到人类已经从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正在展开的数字革命并非是工业革命框架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而是超越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列的第三次文明革命。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时代也从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发展到了数字文明时代。
时代之变会带来许多深刻的问题。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意味着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那套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已经逐渐变得与现实不相适应了。这种不相适应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将发生颠覆性变化，这在我们的经济、日常生活和政府运行等各个层面都有显现，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在现代经济中，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并以其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深度渗透、变革指数化等特征，正在快速替代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据中国信通院2021年8月发布数据显示，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1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65.00%，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比为38.60%。
当数字化与金融化叠加在一起，经济社会正在产生一种快速的“化学反应”，其运行的逻辑正在自发重构之中。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既颠覆现实，也颠覆理论；既颠覆传统的思维认知，也颠覆旧的学科定位。比如说所有制以及数据产权、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的发展，财政和金融、财政和货币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正在改写传统的财政平衡理论、国债理论和财政政策理论。在现实中出现的负利率、负价格等现象，这些情况在过去闻所未闻。归纳起来，过去曾经被经典力学证明的确定性的世界在数字文明时代已经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不仅如此，不确定性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世界的本质，这已经被量子力学所证明。
（二）构建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认知
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理论，而是要实现超越，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构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的思维认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视野才能变得更为开阔。
数字文明时代的历史定位表明我们正经历从传统慢变的社会转向现代快变的社会。在农业文明时代通常以千年为单位来观察时代的变化；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通常以百年为单位来观察这种变化；到了数字文明时代，则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进行观察这种变化。智能化、量子化、变革速度指数化成为数字文明的典型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加速度趋势，这衍生出了许多未知的问题，人类积累的经验也加快失效，人类为了构建秩序而形成的各种规则也迅速解构。就好比汽车运行的规则（低速环境）不再适用于飞机（高速环境）一样。许多规则加快失效，越来越不适应数字文明时代要求。最为突出的是政府的运行方式及其法律制度，亟待变革，比如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府监管、《劳动法》就已经不适应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讲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也要有新的认识。依托“单位”为缴费基础的社保制度，在新的就业状态下，也变得“漏洞”百出。规则的重构，意味着需要新的思维和认知。
经济社会加速变化，也意味着风险的内涵发生改变，同样的风险在不同参照系下，其可能的损害是不一样的。好比开车，在市里慢速行驶，车与车碰撞一下顶多车有一点损失，车内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大损伤。但是如果进入了高速公路，在高速行驶背景下的碰撞所产生的风险和后果完全不同。进一步，如果是飞机，有一点点碰撞就可能导致机毁人亡。鸟要撞到汽车，鸟可能会受伤，但汽车没事，而鸟撞上飞机对飞机来说是灾难。这表明参照系不同，风险的含义是不同的。同样的风险事件在慢速的社会里，是可以预测的，可能不足以演变成公共危机，但在加速变化的社会，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就有可能酿成大的危机，各种未知的“蝴蝶效应”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风险。在人类文明演变的速度呈现加速度的背景下，现有的一些理论是在以一种刻舟求剑的方式在解释现实，给实践带来误导，财政理论也不例外。
（三）以“虚拟理性”推动理论变革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但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这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和认知，实际上这是认识论的巨大飞跃。传统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传统或者经典科学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量子力学的新发现至今并没有转化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范式。量子力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其发现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大转折的意义。这意味着传统的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形成的基于确定性世界观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难以适用不确定性的世界。
过去认为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在发现确定性是构建的结果。这跟以往的认识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构建确定性的时代。这和我们以往讲的寻找一个客观存在的、先天的确定性（通常以规律来表达先天的确定性）的思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基本哲学基础和认识基础已经被改变。
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构建确定性，以规避风险。而构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越来越需要虚拟理性的过程，因为风险本来就具有时空的虚拟性特征。人类生活从早一些的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再到工业的服务化、信息化和财富的金融化，就已经开启了人类文明虚拟化进程。当今数字化、金融化则只是加快这一进程。自从产生了经济的虚拟化，才产生了经济危机。虚拟化渐渐超越了以经典物理学时空观念为基础的实体理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包容的虚拟理性。这是数字文明时代的一个新命题和新问题，如果没有虚拟理性，我们将无法理解虚拟世界、虚拟空间，也无法真正认识不确定性和风险。最近“元宇宙”的概念非常火爆，国外一家数字巨头已经改名元宇宙公司，虚拟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不能超越传统的认知，那我们就可能赶不上这个时代，就会落伍。
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都是虚拟性问题，不可证伪，不符合经典科学所要求的二值逻辑。要真正认知风险，就需要超越二值逻辑的虚拟理性来加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一次讲话中，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当成是木桶的底板，他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底板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根据木桶原理，底板和短板性质完全不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底板，不是短板问题。风险问题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底板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才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基本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指导构建新的发展确定性。
不可证伪的风险问题是虚拟问题。过去讲科学问题，那都是要证伪的，不能证伪就是伪命题。而风险恰恰就不能证伪的问题，所以，按照传统的那套实体逻辑来理解我们当下的基本问题，可能无解。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嵌入一个新的认知模式，只有这样，理论的创新才有前提和基础。
（四）基于时代问题重构财政理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文明时代的基本问题是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公共化。风险的公共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性”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的逻辑起点。超越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从广义社会来观察财政问题就成为财政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以广义社会为观察视角，并非简单回归到欧洲传统的财政社会学，而是要基于当下的以数字文明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来考量。风险社会中的财政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由风险公共化的结果—“公共风险”这个核心，并成为风险社会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
强调财政理论创新，特别是讲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要强调学科体系的重构。在一些局部的、边边角角的问题上进行创新并非不可以，但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即基于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比如二元结构的问题，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的问题等。按人口结构来看，在社会身份意义上，农民群体占53%，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个时代和社会背景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和现代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趋势的复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要发挥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财政作用。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科定位，会限制财政理论创新。只有把这些基本问题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跳出基于经济学的财政学科定位。财政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本来不应局限于经济学。应该首先从回答时代问题入手，然后再考虑财政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应该是先有孩子再取名，而不是根据取的名字再决定生什么样的孩子，这个顺序不能错。财政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都需要超越，超越传统理论、超越传统学科定位，真正基于问题导向，基于时代之问。
有一位政治学家与我讨论财政问题，他认为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我当时非常惊讶。政治学者觉得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表明从他们的视角发现了财政学的基础性，也表明财政学科之外的人可能比财政学科之内的人对财政的认识更为清楚。这也充分说明，确实只有超越现有的学科定位，才能真正推动财政理论创新。
文章刊发：
高培勇、樊丽明、洪银兴、韩保江、吕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继明、寇宗来、黄群慧、刘元春、刘尚希、杨灿明、龚六堂、刘守英、陈斌开、郭凯明、金碚、李曦辉、刘秉镰、陆铭、洪俊杰、刘锡良、陈诗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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