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订阅电子刊）
现代化新征程中农业发展范式的创新——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作者：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杨玉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3年第5期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其理论范式也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是：以农业高质高效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以乡村宜居宜业为目标的乡村振兴；以农民富裕富足为目标的农民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发展范式的创新或转变：由非农发展的带动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由追求农业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加附加值模式；农业发展基本要素由土地和劳动力转向科技和人力资本等现代要素；城市化的内涵转变为在农村城镇创建相当于城市水准的现代生活条件。发展范式这4个转变在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同时能够实现农民的富裕富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范式可以溯源到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但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范式的创造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拓展，是中国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新进展的新贡献。党的二十大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设农业强国要求。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曾经是落后的农业大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已经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虽然中国的农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降到7%上下，但这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GDP总量中的占比，其总量在世界上仍然是农业大国。就农村人口来说，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其中有相当部分人口才刚刚摆脱绝对贫困。从总体上说，中国仍然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二元结构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习近平，2022a）。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既要比照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走过的历程，更要关注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对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习近平，2022b）。具体化为：以农业高质高效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以宜居宜业为目标的乡村振兴，以农民富裕富足为目标的农民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对新常态和新问题，其现代化的路径是创新农业农村发展范式。所谓发展范式，从发展经济学上定义，指的是与某种发展理论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在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农业发展范式的创新主要涉及紧密联系的4个方面：一是由非农发展带动农业发展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二是由追求农业“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三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更新为科技和人力资本；四是城市化的内涵转变为农村城市化，即创建相当于城市水准的现代生活条件，以增强对城市发展要素的吸引力。中国实践提出的农业发展范式的创新，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发展经济学界本来就有相对立的两种范式，一是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工业部门由于得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而不断扩张，农业在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因此而提高。这个过程直到农业部门转移不出剩余劳动力的“转折点”（被发展经济学界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停止。到了这一点后，现代工业部门若还需要劳动力撤出农业部门，可行的途径只能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剩余（刘易斯，1989）。另一个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舒尔茨，1987）。其基本思想与刘易斯针锋相对：“现代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工业化这个战后的教条，在欠发达国家中非常流行，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农业被忽视了，而且常常遭到剥削”（舒尔茨，1991）。传统农业的症结不在于生产要素的配置缺乏效率，不在于农业中劳动力剩余，而在于既无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也无引入新的生产要素需求的低水平均衡。改变二元结构现状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现代化农业。基本途径是农业部门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有意思的是舒尔茨与刘易斯同获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两者的观点及范式迥异。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践则是将这两个范式创造性地有机地衔接了起来。先是在农村改革初期开始推进工业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到了现在的阶段就是需要转向直面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在农村承包制改革后紧接着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路径同刘易斯的范式不谋而合。但中国的工业化及由此带动的二元结构现代化有新的创造。第一，我国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时提前发动工业化，工业化在农村推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第二，以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创造了农民就地建城镇并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第三，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机制。不仅仅是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者的非农收入反哺其农村家庭收入，而且新建的农村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面貌。所有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创造。以上以农村工业化推动的二元结构现代化道路可以归结为：以非农化带动农业发展，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农民富裕。由于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非农化迅猛发展，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第一，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渠道，从而提高了农业边际生产率。第二，农村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农村。第三，农民由于得到非农收入的反哺在解决温饱的同时摆脱了绝对贫困。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但是所有这些非农发展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涓滴效应是不可持续的。由于非农部门发展迅猛，其对农业农村的带动只是“涓滴”，因此非农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的弱势地位。而且非农部门对农业发展要素的虹吸作用也非常明显：一是过度虹吸了土地要素；二是工业污染物及废气排放损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被非农部门吸纳的农业劳动力基本上都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造成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流失。特别是在农业占比大的地区流出的劳动力大都是离土又离乡，工业化对当地农业发展的涓滴作用更为有限。从长期看，仅仅靠非农产业发展的涓滴效应、缺少现代要素的支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地区的落后状态。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上还只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是在土地要素数量有限甚至减少的条件下，相对于土地容纳劳动力的能力而产生的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农业的技术基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农业提供剩余的能力还很有限。2021年三次产业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3%，第一产业就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是22.9%。意味着22.9%的劳动力只创造了7.3%的增加值，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值接近4∶1。其直接后果是农业收入仍没有显著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2020年城乡居民城乡收入比为2.56∶1，相应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4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4元。从表面上看，农民现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但收入增加的主要部分不是来源于务农收入。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5元，其中家庭生产经营净收入人均6077.4元，其中，经营农业净收入人均3978.1元，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2%。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的现代化新征程，依靠非农产业发展“涓滴”的农业发展面临两个方面挑战：一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像以前那样“无限”。农业中能够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已非常有限。农业部门的现状是老人、妇女为主的劳动力和过少的资金、较低的技术要素结合的低效率结构，因此进入了需要工业部门支持农业技术进步的转折点。特别需要指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就业岗位将被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所替代。非农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下降。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突出共同富裕。这就要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在现代经济学中，收入是人力资本的报酬。目前农民收入偏低与传统农业中的人力资本存量不高是相一致的。传统农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高，因此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数量流出农业的条件下，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以老人、妇女为主，虽然用农业产量衡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低的。但是，农业收入相比其他部门严重偏低。显然，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面临的上述挑战都同传统农业相关。应对这个挑战，需要传统农业得到根本的改造并实现现代化。以上分析表明，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的二元结构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这时农业农村的发展不能再靠非农化及其“涓滴”效应，需要直面农业农村的发展，明确以改造传统农业使之成为现代农业为目标。这相当于转向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范式。直面农业农村发展，就是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目标是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按此目标，农业发展范式就要由依赖非农化的外溢发展范式转向自主性内生发展范式。内生增长理论突出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一是以技术进步出发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二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积累也会产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收益递增的外部正效应。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改造传统农业使之现代化就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农业系统的内生变量，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二是将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作为收入增长的源泉与农业增长的永久动力，解决好谁来种田的问题。需要明确，农业农村内生增长的两个方面资源不能都从其内部获得，就像当时的工业化需要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等要素一样，现在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非农产业和城市获取科技、人力资本等现代要素。这是发展范式的根本性改变。发展经济学把农业的演变过程分解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要解决生计问题的农业；第二阶段是多样化或混合型的家庭农业；第三阶段是现代化农业，其定位于商品市场而专门从事高生产率、专业化的农业生产部门（托达罗、史密斯，2020）。我国自农村承包制改革和农村工业化以后，以承包经营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还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在2007~2009年为1万亿斤以上，在2010~2011年是1.1万亿斤以上，在2012~2014年是1.2万亿斤以上，从2015~2022年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饭碗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农业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总的来说，已有的农业发展范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农业“剩余范式”。农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都是以增加农业剩余（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力）为目标。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再加上农业的机械化，不但增加了农产品的剩余，也增加了劳动力的剩余，农村工业化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了农业的边际生产力。我国长期所说的以农业为基础也是建立在这种农业发展的“剩余范式”上的。其对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后，“剩余范式”的作用也已经达峰，其局限性也逐步明显。首先，从供给侧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是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生产率之和。“剩余范式”只是在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产量。资本要素生产率、技术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一是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农业生产是季节性的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靠天吃饭，丰歉不确定。二是农产品品种单调，品质不高，因而农产品市场价值不高。三是农产品产业链太短，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不是最终产品，其加工环节不在农业部门，因此其附加值低。四是农民生产经营分散，农民不能直接面向市场，农产品市场波动不确定，农民难以直接从流通市场获益。所有这些导致农业收益低，不仅是农民务农收入低，而且农业资本投入收益低（达不到平均利润），土地基本上得不到收益。因此，在农业发展的“剩余模式”中，不仅全要素生产率不高，而且经营农业的收益低。其次，从需求侧分析，影响农产品附加值的市场价格与市场需求相关。“剩余范式”提供的农产品主要是满足居民的温饱需求的初级产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只是满足温饱需求，而是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和卫生的需要，要求农业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绿色、健康、有机、营养的农产品，同时也关注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种。对这种升级的需求是现有的以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剩余范式”的传统农业难以满足的。基于以上分析，开启的农业现代化新征程已不仅仅是当年舒尔茨所提出的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现代化农业（西奥多·W.舒尔茨，2021），而是要改变发展范式，即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具体可概括为“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即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习近平，2022a）。这种发展范式的改变牵涉到以下3个方面内容。首先是生产什么的市场选择。发展经济学将现代化农业“定位于商品市场而专门从事高生产率、专业化的农业生产部门”（托达罗、史密斯，2020）。已有的农村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上停留在“剩余范式”上，即农业增加剩余，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改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按“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农业就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农业经营组织和农户以市场为导向自主选择经营的品种，粮棉、果蔬、种植、养殖、花卉、林木等都要以效益为目标进行专业化、市场化生产，发展高效农业。就农产品附加值来说，人们一般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角度来改变农业低收入。其实，提高农产品价格还有个市场接受的问题。只有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农产品价格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例如粮食生产选择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优质高效（健康、营养）品种，相应的有更高的居民接受的市场价值。其次是突出生物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途径是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机械技术创新，效果是增加农业剩余和节省劳动力。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机械创新成果的应用不仅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还能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我国目前机械创新的能力较强，但其成果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就业压力的抵制。二是生物技术创新，根据上述发展现代农业的“农产品品质范式”，农业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生物创新，培育出优良品种，改进农产品品质，满足多样化需求，而且有利于环境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主要涉及：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培育具有高产、抗虫、抗病、抗旱涝等特征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研发生物农药、兽药与疫苗的新技术，等等。但相比机械创新，生物创新的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生物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应用越来越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创新结合发展的智慧农业，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业态。最后在农业全产业链中提高附加值。农产品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初级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由提供初级农产品转向最终农产品是提高附加值的重要途径，但不能简单地说，把农产品加工环节归于农业就是增加附加值。关键是促进农产品附加值在全产业链中的提升。如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取得现代肥料、知识产权等，还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市场参与，取决于劳动力和土地资产的商业化（费景汉、拉尼斯，2004）。农民在全产业链中的市场参与，就是在扩大农业社会分工中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包括健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包括根据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形成农产品创新链，按贸工农研的链条拉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产品不是以初级产品，而是以有科技含量并适应消费升级的最终产品进入市场，从而获取更高的市场利益。其中包括3个环节的分工的拓展：一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种养殖、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机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农产品制成品的创新；三是农产品流通及其市场的开拓，发展和完善农产品市场，建立农民及其代表参与的农产品流通合作组织，完善贸工农一体的经济组织，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农产品品牌，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并且使流通增殖的市场收益归于农业经营者。这样，在扩大农业社会分工和市场参与基础上拉长了的产业链上形成的全价值链，不仅使转移出去的本来属于农业的收益回归农业，而且由于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加工使农产品价值增值，农业因附加值增加而由弱变强。以上“品质加附加值范式”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颠覆性的改变，现有的传统农业及其发展要素是无力实现这种农业发展范式的改变的。可行的途径是在农业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发展现代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最为重要的是农业科技要素投入。需要从农业科技研究、研发、推广和应用等各环节增加投入。农业的全产业链都需要得到现代科技投入品，如从种子开始研发的优良品种，种植和培育技术，绿色技术，现代农药和肥料，现代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的现代科技，农产品营销的数字化平台，等等。提供这些创新成果的机构主要是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尤其是涉农院校和科研机构。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品质加附加值范式”要求，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或者说需要从科技部门引入可以直接采用的现代科技投入品。引入的基本途径是提供农业现代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地。农业农村要为之创造良好的成果转化机制和环境。与其他部门踊跃获取新科技不同，由农业生产周期长和季节性要求高、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特征所决定，农业中新技术的采用是有风险的。小本经营的农民有厌恶技术风险的行为。因此，农业中的新技术采用需要有推广和示范的过程，而且示范和推广的费用不可能由农民支付。考虑到新技术应用存在的风险，政府应承担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职能，政府对农民采用新技术提供补贴，使农民获取低价的甚至免费的科技投入品，同时激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农业中引入的现代发展要素除了上述现代科技要素外，还有人力资本要素，这是下一部分需要研究的内容。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发展阶段的农业发展要素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更新。在存在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大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农业和农村吸纳的发展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由此消化了大批从农业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农业边际生产力。这个过程发展到当下，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开始了工业支持农业技术进步的转折点。这个过程正是舒尔茨（1991）的改造传统农业思想所强调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价值存量是一个增加农业生产的关键和重要的资源。”相应的，“由资本和技术支持的、以增加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国家发展计划将会有明显的增加”。而把资本和技术结合进现代农业的是人力资本。根据舒尔茨（1991）的分析，“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必须能够得到现代的投入”。从现代新式投入中获得的收益是很大的。现代投入则是由人力资本传导的。传统农业内部得不到现代投入根本原因是缺乏人力资本。因此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关键是解决谁来种田和如何种田的问题。
我国的非农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数量流出，包含了农业人力资本的非农化，流出去的是相对高含量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留下来的是低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目前我国经营农业的小农户中老人、妇女占很大比重。这种农业经营主体同传统农业中使用的世代相传的传统技术相适应，人力资本流出不影响农业产出，而且务农农民的低收入与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水平也是相匹配的。如舒尔茨（1991）所说的：“农业劳动者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缺乏技能；技能的缺乏使他们的收入很低，即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显然，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所要解决的谁来种田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就如舒尔茨（1987）所说：“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基础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因此，他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人们一般认为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目前务农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提高其受教育程度、知识和技能等。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从农业现代化范式考虑，仅仅是对留在农业中的农民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当年的“种田能手”相当多的也只是适应传统技术的“能手”，很难胜任“品质加附加值范式”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现代化更为需要的是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农民。农业现代化需要“以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称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远见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力资本的改善”（速水佑次郎、拉坦，2000）。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教育和医疗等途径外，还有迁徙的途径。对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更为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迁徙途径。这种迁徙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城市的人力资本流向农村。既要激励流出农业和农村经过在城市和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力回到农村经营现代农业，也要激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城市中的创新创业人才进入农村和农业部门，更要激励企业家经营农业。从而在农业中形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结构。引入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是为进入农村农业的投资者、企业家及知识型劳动者提供宽松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人力资本是需要有载体的。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载体主要是知识型劳动者和农业企业家。由他们来经营现代农业、主导改造传统农业实际上是重塑农业经营主体。这是解决谁来经营现代农业的重要问题。目前的农业经营者特点是，承包经营的小农户经营农业。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31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有20743万农业经营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仅占1.92%。另据农业农村部分析，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有2.2亿户左右，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这个结论同样适应于我国承包经营的小农户。尤其是在发展范式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后，小农户就更难以承担了。其制度性缺陷除了达不到规模经济效应外，更为重要的是难以适应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农业品质和绿色技术革命的要求。这就提出了重塑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重塑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质是企业家经营农业。企业家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也就是通常说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针对改造传统农业的经营组织有多种形式，包括顺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的公司加农户，以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者是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形成的加工、销售以及储运一体化经营的贸工农联合体，以及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无论是那种经营组织，要成为新型经营主体都必须是企业家经营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是当年所指的“种田能手”。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新型经营主体之“新”，主要在3个方面：一是具有市场意识和市场化经营方式，经营农业的内容和方向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科技视野；三是具有科学管理理念和规模经营大农业的能力。很显然，发展“品质加附加值范式”的现代农业最为需要和最缺乏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需要从农业农村之外引入。资本是生产要素的粘合剂。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是把土地和劳动粘合到生产过程。而在现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则需要资本把以企业家及知识型职业农民为载体的人力资本粘合到农业和农村，发展“品质加附加值范式”的农业。根据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区的经验，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是同农业资本投资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就提出了吸引农业投资从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保证资本收益率，体现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二是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资本投入一定产业是有最低资本限额的。农业投资也不例外，达不到最低限额的资本难以获得农业投入收益。影响农业最低资本限额的基本条件是土地的规模经营。其原因是：土地资本的积累一般难以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机械化的耕作，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乃至美丽乡村建设都需要在集中、连片的土地上统一规划和经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也需要在此规模经济上体现。而且，在土地集中基础上农业生产由小而散的行为变成组织化的行为，还可以增强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因此，需要在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基础上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新型经营主体。获得经营权的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对土地进行规模化投资、统一经营，并引入现代要素，发展现代农业。以上分析表明，农业发展转向新范式，发展要素需要更新，不是单纯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而是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内的资本、创新的农业科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要素都是目前的农村农业的稀缺要素，只能是从非农部门和城市引入。由此提出的新问题是，以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只是需要农业和农村提供剩余劳动力和土地。现在的农业现代化是，发展要素由城市化转向逆城市化，但不是一般的劳动力的回归，而是需要城市提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是更高层次的发展要素。这需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从城市获取。四、城市化的新范式：农村基本具备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条件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指的是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托达罗的城乡迁徙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迁徙的现象。该模型认为个人迁徙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决定，决定要素主要是预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劳动力将他们在城市部门的期望收入（移民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和农村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如果前者超过后者，迁徙就会发生。而且受到更多教育的农村居民更可能迁徙（托达罗、史密斯，2020）。研究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可以发现，人口向城市流动不完全是生产问题，还是生活问题；不完全是寻求就业岗位，也还是寻求生活环境问题。农村中流出的高素质劳动者，其中相当多的是举家流动。这部分人流出，不仅仅是其可以获取高收入，居住和生活条件的城乡差距也是其决定性的因素。2017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环境卫生方面，农村仅有47.7%的农户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仅36.2%的农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仍有26.1%的村没有实现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82.6%的村没有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46.5%的村没有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教育医疗方面，仅32.3%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尚有18.1%的村没有卫生室，45.1%的村没有执业（助理）医师。基础设施上，有38.1%的村内主要道路没有路灯，88.1%的村没有通天然气，17.2%的村没有安装有线电视，10.1%的村没有通宽带互联网，74.9%的村没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市场建设上，52.5%的村没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70.0%的村没有具备营业执照的餐馆。以上数据是全国平均数，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落后问题尤为突出。除此以外，农村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设施落后，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医疗资源严重缺乏，教学质量问题严重。所有这些城乡居住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也直接阻碍城市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而且，已有的城市化研究所强调的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基本上指的是打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非农部门的障碍。适应“品质加附加值”的农业发展范式，以及农业发展要素的根本性的更新，需要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引入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现代发展要素，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城市发展要素自愿进入农业农村涉及农村对现代发展要素的吸引力。党的二十大绘就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包括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可以为农业农村吸引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发展要素创造基本性条件。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参照系就是城市达到的水准，由此提出了城市化的新内容。与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城市化含义不同，这里所强调的是以城市生活条件作为参照系在农村创造现代生活条件。其中包括：改善乡村的居住和卫生条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房质量，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电、水、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加快农村地区的网络、通信、交通和科技设施建设，从而让农民就地过上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农村吸引人力资本相关的现代生活条件。舒尔茨指出，农业中真正稀缺的是高技术人才，特别是管理大农场的企业家人才和为乡村地区服务的教师。其原因，一是其子女在其工作的农村得到一流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二是城市标准的文化设施。“能力强的教师一般宁愿生活在郊区而不愿生活在乡村社会。他们是大学毕业生，已经享受到城市生活的舒适，他们个人行为的较大自由和城市为他们提供的较好文化设施。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些偏爱，从而影响了乡村社会能够吸引合格教师的数目”（舒尔茨，1991）。除此以外，农村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也会影响企业家和高技术人才的进入。这就提出了在农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城市化内容。包括达到现代城市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以及普遍覆盖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投入，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具体落地。我国的农村区域包括城镇和乡村。以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内容的城市化，包括城镇城市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城镇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桥梁。中国的农民曾经创造了自己在当地建城镇、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城镇转移的城镇化模式。进入新发展阶段，城镇的功能不只是为农民提供就地城镇化并享受市民权利，享受到现代的生活条件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吸引城市投资者和经营者进入乡村投资和经营现代农业提供同城市相同水平的现代生活条件。我国目前的农村城镇大都不具有城市功能，这就提出城镇城市化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哪个城镇的城市化水平高，哪个农村区域吸引的农业投资者、企业家、知识型劳动者就多。进一步说，乡村振兴不能孤立进行，需要以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为依托。城市化的城镇各类基础设施同乡村通达，就可推动乡村振兴，改变其“穷乡僻壤”状况。比如，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乡村振兴能够就近得到具有城市功能的城镇的支持。而在后发展地区，城镇化滞后，乡村振兴得不到城镇的支持，难以通过城镇获取发展的要素，享受城镇生活方式。乡村振兴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尤其是后发展地区的乡村振兴，先要补城镇化的课，尤其是要在城镇进行城市化设施的建设。城镇的城市化建设不仅需要多方投资，不仅需要政府投入，同时也需要引导商业性投资的进入。通过城镇城市化集聚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所需要的现代的生产要素。综上所述，中国农业发展的范式可以从发展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渊源，但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创新了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新阶段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涉及的发展范式更是把发展经济学理论推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中国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新进展的新贡献。第一，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农业的发展不再依赖或依附于工业化，而是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第二，对农业现代化水准的评价，不再只是看其以产量为标志的提供剩余的能力，而是看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品质以及相应的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值能力。第三，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原来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现在需要更新为科技和人力资本，以及以此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要素基本上不是农业农村内生的，需要从城市和非农产业引入。第四，为从城市引入现代发展要素，需要将农村城市化的内涵转变为在农村城镇创建相当于城市水准的现代生活条件，即城镇城市化，这是城镇化的新阶段。基于这些发展范式变化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能够实现农民的富裕富足。文章刊发：
洪银兴、杨玉珍：《现代化新征程中农业发展范式的创新——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创新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5期，第1~8、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