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战场是法庭，然而，不让律师上法庭怎么办？

据澎湃新闻报道，作为杭州保姆纵火案被告人莫焕晶的新任辩护人，政法大学的何兵向杭州中院递交了出庭委托材料，但随后未能进入看守所会见莫焕晶。看守所称莫焕晶已有两名律师，拒绝了何兵和党琳山的会见要求。

从公开材料看，党琳山律师是莫焕晶的出庭律师。发生律师退庭事件后，杨金柱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中披露，党律师邀请其作为新的辩护人，并曾经进入看守所会见莫焕晶。

依据两高三部出台的《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截止目前，未见党琳山律师或杨金柱律师表示自己收到莫焕晶的“书面解除通知”。所以，不管新律师是谁，至少在“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问题上，杭州方面没拿“两高三部”的《规定》当回事。此外，除非被告人“书面拒绝”，否则看守所“应当”安排律师会见被告人，确认是否解除委托关系。这一点，杭州方面也没拿“两高三部”的《规定》当回事。

杭州保姆纵火案作为一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法院漠 51 28891 51 14689 0 0 4873 0 0:00:05 0:00:03 0:00:02 4875视党律师的取证要求。党琳山律师愤而退庭后，一票人跑出来说“律师的战场在法庭”，还有些“大律师”纷纷表示“教教”党琳山如何辩护。好吧，现在党琳山律师要重返“战场”，何兵也要上“战场”增援，但官方堵死了上战场的路。不知道各位“大律师”们谁能再出来“教教”，这个死路如何破？

在一个死刑研讨会上，我曾经讲过一个案例。2013年，北京法援中心指派的两位律师，在承办死刑案件过程中，既没有会见，也没有在庭上全力辩护，而是书面写写“触犯偶犯、认错态度”之类的套话就算对付完了法援任务。以至于该案被二审法院以律师没有尽到辩护职责而发回重审。事后，该案被学界成为中国无效辩护第一案。（2017年随着陈瑞华的文章，该案又火了一次）

我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有法援中心的律师说我批评同行。我当时回答，我无意批评同行，我批评的是现在的法援制度。按照现在的法援制度，并不是律师有一颗公益的心就能参与法律援助，而是先要进入官方的法援库。进了法援库，也不代表这些律师就能平衡地出现在现实案件中。最明显的是，电视上好几个高官贪腐案件都是所谓的法援指派律师出庭，这些被指派的律师也都是这个主任那个委员的“大佬”，但这些“大佬”，我检索了一下，似乎很少出现在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贪腐案件几乎没有死刑，却一水的豪华“大佬”辩护。相反，死刑案件关乎一个人的生命，却长期被“非大佬”们承担。

法律圈有句话“死刑是给穷人准备”。辛普森案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很大程度是因为辛普森有钱，美国的法律制度也允许辛普森花钱。需要操控媒体，有皮下罗。需要分析种族问题，有柯克伦。需要交叉询问有李贝利，需要质疑DNA有巴里舍克（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无辜者计划发起人），需要梳理法理问题有德肖维茨。正是这些律师各施所长，才最终帮助法庭实现了流传至今的“世纪审判”。而反观我们，一个被告人只能聘请两个律师。这样规定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刑事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刑事案件又包罗万象。为什么只允许被告人聘请两名律师呢？

被告人有钱，愿意花钱多情律师。那么基于何种理由禁止被告人的选择权利呢？即便被告人没钱，但律师愿意付出公益之心，又是基于何种理由禁止律师善行公益呢？公诉人可以多名人员同时出庭，为什么律师就只能两名呢？这种只允许被告人聘请两位律师的做法，既没有做到控辩平等，同时也是拿律师当什么法庭科学都插两句的万金油使用，这有利于法庭查明事实吗？

为了解决穷人请不起大律师，公设律师又可能经验不足的问题。英国有项制度，死刑被告人可以自主选择他认可的名牌大律师。这些名牌大律师只要不存在时间冲突，就必须接受被告人的选定去出庭辩护。这是一种律师的公益义务，同时英国政府再向大律师支付一定的补助。

我们也进入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时代了。但“有律师”和“有辩护”显然是两个概念。广西北海案不就出现了律师说被告人有罪，法院反而判决被告人无罪的奇观吗。所以，今天一看到何兵无法会见莫焕晶的新闻我一下子就想到上面这些事。

莫焕晶现在的律师，能力比何兵更强吗？莫焕晶的案件涉及到火灾方面的专业知识，现在的律师在此问题上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吗？莫焕晶的案件可能是死刑，同时做出了绝不撤换党琳山律师的声明，那么这样一个面临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我们尊重她的自主选择权了吗？

希望，换律师是各方协商好结果的一种平衡。希望，我们在死刑案件中，能够多想想现在存在的这些不利于被告人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