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张文木：“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中共反分裂成功的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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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不能不感谢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并为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致以永远的敬意。
1试图肢解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是如何形成的？
1945年雅尔塔会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进行会谈。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至此，中共面临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而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
2马歇尔竭力“调停”国共内战的要害和实质
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而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
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借此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共接收东北并于1946年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失利，不得不放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心，并加剧了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
蒋介石经过权衡后放弃了苏联，迅速倒向美国。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1946年1月7日，由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宣告成立。三人小组任务是会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有关受降事宜等。
于是，斯大林迅速调整了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1946年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
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斯大林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1946年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
时隔70年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二人的差别在于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将带给中国不同的前途。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力的快速提升，不仅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限于长江以北，将只能依附于苏联；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拉美”式国家。
3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忏悔：感谢中共没有使他成为分裂中国的罪人
斯大林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调停”，步朝鲜半岛后尘建立南北分治政权。但毛泽东以《将革命进行到底》回应了斯大林的暗示。毛泽东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压，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婉拒。斯大林最终只得放弃。
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批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
这里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交谈。
在斯大林眼中，中国这些“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和 “牛皮大王”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而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
1946年2月，毛泽东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因为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并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而在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在1949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李宗仁“和谈”正是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只是把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改为“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中国。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忏悔。他说：
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
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这段文字读之令人心酸。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可知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回首历史，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并为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致以永远的敬意。
（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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