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缘何实施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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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是毛泽东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仅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了长期友好的无私援助，而且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促进受援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那么，在当时新中国自己自身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缘何实施对外援助？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
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深刻意识到对外援助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他深知，来自国际革命力量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和帮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人民也应当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一再强调：“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在他看来，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而是既要管好自己，还应力所能及地去管别人，“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土面积达 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性大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而且“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其次，从国际共运事业的立场看，“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事业需要世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中国支持、援助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与经济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极大地拓展了新中 43 34835 43 14988 0 0 3274 0 0:00:10 0:00:04 0:00:06 3273外交活动空间，也推动着国际反帝、反霸斗争进入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除一如既往地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还重点支持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遭遇和现实发展困境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而且在物资援助方面也表现出国际主义的精神。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7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见，这种“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后应该援外”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团结、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异常强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消除战争的威胁，化解和消除战争威胁的惟一可靠办法就是团结和增强国际和平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中苏友好时期，他认为“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兄弟国家相互支持、援助，也是彼此应尽的义务。
此后，中苏交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毛泽东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美苏全球扩张这一国际斗争新形势出发，把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纳入到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充分认识到处于美苏之间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并且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中间地带”里的亚非拉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在历史上都曾受过西方列强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殖民主义”。亚非拉人民普遍的反殖、反帝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打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这就分散了帝国主义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基于此，毛泽东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为“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将亚非拉反帝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由此强调：“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可见，尽最大力量援助这些国家，是扩大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需要。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遏制，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险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方针，全方位实施遏制战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压力，他曾向巴基斯坦客人坦言：“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不仅如此，美国拉拢西方国家，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百般阻挠。虽然毛泽东也曾表示：“不承认我们，我看比较好”，“美国愈晚承认愈好”。但基于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毛泽东还是表达了渴望获取更多国际承认的意愿。1958年，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我们现在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八十一个国家中只在三十一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而五十个国家认为我们是非法的”，“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此外，在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图谋制造“两个中国”，企图让台湾当局代表长期霸占联合国，阻扰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
上述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是威胁新中国政权的主要危险源。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和遏制，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仅要同美国做坚决斗争，还必须利用和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来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这种愿望：“美国只要有机会，总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那么，争取国际支持和帮助，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毛泽东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因为这些地区大都属于“中间地带”国家，他们“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他们的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或分散了帝国主义力量，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反封锁与反遏制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都在支援我们”。所以，毛泽东将亚非拉国家视为中国建立和加强对外关系的优先发展对象，不仅在道义上热情支持他们，而且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希望通过对外援助，以实际行动来增强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能力，并尽可能地扩大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化解政治军事危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毛泽东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并不排斥国家利益，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绝不意味着取消祖国，绝不意味着牺牲祖国”。因此，我们的对外援助，有的是军事援助，有的是经济援助，其结果都是有利于援助国与受援国政权的稳定，其中很多援助实际也是有利于中国自身国家安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时，除了出于“不能置之不理”的道义责任考虑外，权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否则“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而毛泽东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战略决策，也是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因素而做出的，目的也在于全力避免越南沦为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造成地缘政治危机。正如刘少奇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因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都曾进行过巨大的援助。
20世纪 60年代以后，中国在国力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特别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力度。仅 1967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达到19.9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究其原因，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威胁不无关系。随着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并最终决裂，中国承受着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重压。而借重于美苏两极格局之外辽阔的“中间地带”，紧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新中国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和激烈动荡的国际格局中摆脱被动状态，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外援助是中国寻求扩大“中间地带”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它为“中间地带”成为中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依托打下了良好基础。
（作者：秦程节，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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