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读好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
编者按：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研究生来讲，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正因为如此，读经典著作，就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抓学生研读经典，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
三、读经典要抓真理认知，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价值是科学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读物经典著作，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从读经典的角度看，研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对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一种主观的阅读理解，转向以科学真理为对象的学习研究。所以，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可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就不能如西方解释学那样，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涵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而理解者的状况(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关注重点等)及其解读方式(采用的话语体系、阅读方式等)的使用,则决定了这一图景的样式。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文本,其解读的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的;以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样,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多少马克思的理解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马克思学说,用“千面观音”式的马克思思想,消解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离。在这一前提下，谈不上“回到马克思”，更谈不上“走进马克思”。不能把解读马克思的“所获”等同于其“所是”,马克思学说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装扮而改变本真面目,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是一贯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解释学把主观性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可能彰显了解释的多样性、能动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有的甚至据此“毫无忠实于原著之心,唯有‘六经注我’之意,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自由驰骋”,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绞索。西方学界反复出现的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等，对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来说，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乱远多于其启发性，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来,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其次，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解读经典著作的前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观念的幻觉中，而且会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
其三、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了决定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展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它将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力量的变化而改变。
其四、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但并非直接的表达，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因此，基本功就在于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呢。
四、读经典要抓实际成效，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要注重实际成效，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并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走进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即经验论和自发性）的倾向。因此，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毫无疑问的。
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谈科学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具体来讲，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从这一点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是无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
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相对于实践来说，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
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因而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真”似乎已不是问题，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以判别人们的行为，扬善惩恶，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
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一种思想提供的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理解，以便指导新的社会实践，而新的社会实践则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外在转化，从而能够使这种思想贯彻到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但是，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论的少数领导者操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或者是思想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我们在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性的统一，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因此，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还是“信仰党”，更不能制造两者的对立。他们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成为现实。
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1]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第11页，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312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本文是侯惠勤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大家谈》一书写的开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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