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对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理论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领导武装斗争转向领导国家建设。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更好地完成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坚持、加强、改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事实上，正如在经济领域中有大量“不熟习的东西”一样，领导全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党来说，同样是一道崭新的历史“考题”。
在带领全党努力答好这道“考题”过程中，毛泽东的很多思考与实践，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探索，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党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它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作用要体现在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是由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所以，对社会运动起重要引领、推动作用的思想理论建设，同样要由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就成为理之必然。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被打倒，党领导全国文化的问题迅速提上日程。面对不熟悉的城市工作，党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情况。
比如，有人认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宣传工作中，这种认识表现为“时常发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同时，有的地方又在处理宣传问题时采取了带有“急躁性与无纪律性”的不成熟行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则趁机造谣生事，挑起事端。
这些情况，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能力在革命胜利之后，坚持和实行对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对于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来说，这是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一系列指示，对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新闻宣传、知识分子、出版等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以巩固胜利成果。
1949年 2月，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伴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管理城市的工作必须跟上，人民军队要由战斗队变成“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包括“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这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重要内容。
这些要求的落实，为党迅速适应新形势，做好意识形态各项工作，作了重要铺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个论断，重申了党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坚持、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
为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毛泽东要求全党抓紧学习、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本领。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建立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各地党委必须把思想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领导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科学知识，要下功夫学会；等等。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全党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党很快构建起完整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队伍，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顺利开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关于共产党有没有能力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疑问，曾经集中体现在对“外行领导内行”的看法上。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搞科学不行。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话有一半真理，我们的确不懂具体的科学技术，办学、搞出版等也缺乏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外行领导内行又“是一般规律”，因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式，“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而非具体的业务领导。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须臾离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而，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实行对科学事业的有效领导，保证其正确方向。
这些阐述，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与专门的业务工作相互区别又辩证联系起来，科学处理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避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及其可能导致的领导权旁落问题。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他关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规划，都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基础之上。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结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他一生都极为关注哲学、历史、文艺、教育、新闻等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宣传动态，关心马克思主义观点能否真正站得住、扎下根。
在对这些领域的关注、指导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关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认识。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缘于他对我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科学态度。
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新观点、新认识，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起，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提出理论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他说，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加强执政党建设等重大问题上，都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了可贵探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准备和思想铺垫。这个理论传统与思想作风，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奋斗历程。
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左”和右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怎样纠正这种错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
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反复受“左”倾错误之害，因而对教条主义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词句、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依然存在。同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主张资本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思想也随之出现。这两种倾向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
毛泽东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对意识形态基本态势作出这样的估计，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征的辩证、深入思考。
旗帜鲜明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剥削阶级的被消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自然确立起来。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吃了败仗，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此，全党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错误思想高度警惕、明辨是非，保证主动权不旁落。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怎样分析、判断、处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的这些论述，其真理性已被后来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
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意识形态能动作用
毛泽东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会成为促进或阻碍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面貌和客观进程。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新中国的成立，对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同目标，其核心指向都非常明确：为经济建设开辟道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比如，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他提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因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又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他们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也使新中国文化建设迅速摆脱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道路。
意识形态要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统帅”和“灵魂”。这个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同时，管思想、管方向的意识形态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统帅”和“灵魂”，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其引领与塑造社会运动的作用十分突出。
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多次讲到，我们改变旧中国，主要靠“两杆子”，“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认为它是管总的，“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
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现出重视并善于进行思想理论建设、重视并善于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突出特点。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其发挥出巨大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转化成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物质力量。
毛泽东反复强调发挥意识形态工作服务现实运动的作用，但并不主张违背客观规律，要求意识形态随着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整齐划一的转向。
他认为，思想文化发展并不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相一致。旧的思想意识不易消失，而新的思想意识也不容易确立。相对于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既有可能是超前的，同时也有可能是滞后的，是对社会变动的“尾巴”的客观反映。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党要改变战争年代养成的“冲一下”就成功的习惯，学习容纳、引导与社会基础不协调的思想观念。
1952年 9月，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 49 35389 49 17633 0 0 5209 0 0:00:06 0:00:03 0:00:03 5210，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接受“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的观念，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党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客观规律，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了谨慎态度，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
（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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