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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忠、卢晓勇: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根基、学科基础和传媒机制

2017-10-28 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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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杨仁忠: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1](P6),我们必须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创新方式方法,适时调整应对战略策略,不断增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力。要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增强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文化活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学科基础;加强传播媒介机制建设,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力。


一、创新发展社会文化事业,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根基

 社会文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际之间竞争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2](P207)文化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汇和多样社会思潮交锋互动的文化景观下,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增强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文化活力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路径。

 首先,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的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性。同时,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化,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文化,所以意识形态自然是文化的核心。一定社会的文化模式、文化类型、文化信息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对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所以文化也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前提基础。文化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都需要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现象表现出来,因此,意识形态的存续要有赖于文化的承载,它总是以文化的方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传递给社会成员,以实现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文化建设就是重要内容和主要路径。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糟粕的基础上,一方面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3]文化建设关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当今时代,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哪一个国家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这个国家就能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2](186)我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文化就是代表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体现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先进文化引领和推进文化建设既是我党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重要途径、重要方法。

其次,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汇和多样社会思潮交锋互动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要以推进文化创新为抓手,要在增强先进文化发展活力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整合与引领。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需要我们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又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方法论原则;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复古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既要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反对闭关自守的错误方法论,要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实现文化事业的创新发展。

在“古今”问题上,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任何国家成功的文化建设,都必须立足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202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我们必须始终秉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更高水准的新文化。为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更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2](P202)需要在清理、批判、剔除传统文化封建主义糟粕的基础上,一方面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并能够成为传播者和承载者;另一方面,还要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科学整理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内核,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助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新发展。

在“中外”问题上,要正确处理扬弃国外文化成果与我们的文化创新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4](P202)当前我国的文化创新也不能不借鉴国外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清理、批判国外腐朽、荒诞、错误、有害文化的基础上,顺应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大潮,积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借鉴并汲取其他国家一切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秀文明成果,把它熔铸于我国的文化建设之中。“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P18)总之,在多样化社会思潮冲击下,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借鉴、吸收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事业建设的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要使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植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统领力,从而有效抵制各种错误、腐朽、反动文化的侵蚀,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

再次,我们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进一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来夯实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基础。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并出台文件强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2](P207)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调动从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文化要素和文化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合理流动,推动社会文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进而推进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首先抓住关键环节,找到深化改革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带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进行分类管理,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所谓分类指导原则,就是把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文化事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两种文化类型。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公益性文化机构是指现有文化事业单位中的科技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及少数特殊艺术院团。虽然我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管理体制机制僵化、观念滞后、人浮于事、人才匮乏、政府投资不足等原因,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生存危机、公益性服务不足等问题。因此,党中央要求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需要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运营经费要通过财政拨款或社会捐助等方式获得。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形成以政府举办为主体、社会兴办为补充的格局,扩大公共文化产业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生活需要。二是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深化改革。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是指上述公益性文化产业之外的现有文化事业单位,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来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且要让企业真正成为自我发展、自主运营的独立市场主体。“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要进一步推进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5]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布局合理、门类齐全的文化产业格局。同时,“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P207-P208)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传递、传导功能,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学科基础

社会思潮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虽然不是成熟形态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其背后都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依托。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需要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途径,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和学科基础。

首先,要厘清社会上一些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之间的模糊认识,纠正其错误思想观念,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P8)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之点: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对社会客观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具有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相同;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诉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这种特征就决定了在我国进行学术探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出现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漫延,学术界一些人模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主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如果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完全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内并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属品,那就无法获得科学性和学术独立性,进而无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P10)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模糊认识,社会科学的研究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声音,一部分学者的研究一直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之间存在着非对称关系,以至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

事实上,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要求,都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充当着国家智库和维护阶级统治的角色。以美国为例,为了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在冷战时期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根据的学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既为美国政府解决了对外政策制定中所需要的合法性理论支撑,又为自己创造了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环境和发挥学术专长的空间,同时又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实践转化,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实效性。这也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前沿性、原创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所在。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则就不大乐观,我国一些学者往往注重理论阐释而不太注意解决现实问题的智库性研究,往往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话语体系,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学科领域原创成果不多,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研究成果没有满足现实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之所以在哲学社会科学广大领域缺乏原创性理论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学术研究游离于国家战略需求之外,国家也没有赋予社会科学家在国家战略需求层面上应有的国家责任。因此,应把社会科学理论原创纳入国家整体性内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行动中,让社会科学为国家内外战略和政策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从而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原创获得不懈的国家动力,消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科学家研究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和矛盾。”[6]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 43 37041 43 16188 0 0 8645 0 0:00:04 0:00:01 0:00:03 8642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P9)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其次,要建立共同使命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互动机制,实现二者的有效统一。意识形态都是阶级利益的体现,具有阶级性。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阶级、阶层利益要求的学科领域,自然有其明确的服务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谁的思想理论”与“什么样的思想理论”的统一中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哲学社会科学和主流意识形态都同样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社会责任,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这应该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使命所在。为此,我们要把哲学社会科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统一到共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上来,统一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必须跳出“象牙塔”,紧密贴近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积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实践,服务于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协调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而服务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激活公共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力

构建意识形态的有效公共传播媒介机制,是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冲击、促进意识形态自身发展、发挥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关键环节和有效措施。因此,必须研究这一问题,构建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冲击的有效传播机制。

传播是一个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过程等内容的综合系统。传播机制是传播内容得以流通、传播过程得以实现、传播目标得以达成的载体、渠道和方式,表现为一定的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其中,如何运用好公共传播媒介是传播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公共传播媒介就是指在信息传播上专事收集、复制及传播信息的机构或手段,一般指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及最近兴起的网络媒体等。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是由意识形态传播运行所依赖的组织、制度、关系、媒介按照一定的原则组合而成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开始由纸质化向电子化、网络化发展,所以,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建设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其目标在于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使得意识形态能够真正得以普及,借助意识形态传播政策及健全制度和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通过媒体对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宣传方针上,要坚持以党的理论和政策为指导;在传播内容上,要坚持对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进行宣传报道,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2](P194)为此,需要我们以公共传播媒介为平台,建设好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根据传播工具的物理特征和具体形态可以把公共传播媒介分为三大类型:即纸质印刷媒介、电波声像媒介和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媒介。下面根据这些公共传播媒介的特点依次分析其传播机制问题。

首先,坚守纸质印刷媒介的固有阵地,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传播体制,保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传统优势,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影响力。纸质印刷媒介是传统媒介,主要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书籍的主要特点是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存放时间长,受众比较广泛,讨论的问题比较深刻,有较强的专业性、权威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阐述、储存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建设方面,要协调好、发挥好纸质印刷媒介在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过程、传播内容等环节的重要作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长久性、稳固性和社会影响力。报纸主要是对新闻、评论以及广告等进行刊登,并公开持续性出版的印刷出版物。其主要特点是信息量大、时效性强、携带方便、内容广泛、制作简便、成本低廉、图文并茂、传播效果好,受众群体比较稳定,阅读时间、内容和速度能够自由控制等。传播模式是单向式的,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党和国家能够充当信息的控制者、传播者的角色,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杂志是具有一定标题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也是人们纪录、传播、保存知识和信息的主要载体。杂志媒介的传播特点是:内容可多可少,信息量介于书籍和报纸之间,能够兼顾书籍的文化性、深入性;同时时效性也介于书籍和报纸之间,能够及时而连续地提供新鲜信息;专业性强,受众群体相对固定;印刷精美,可读性强,便于收藏保存等。杂志的这些特征,有利于党和国家对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过程等环节的控制,实现杂志行业的强化管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有效性具有推进意义。

其次,掌控好电波声像媒介,建立起具有强制性、统一性、自上而下的传播体制,发挥其在传播主体、内容、受众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时效性、影响力和覆盖面。声音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等是主要的电波声像媒介。声音广播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社会播送声音信息的传播媒介。编制和发送声音节目的主体是广播电台,传播内容包括新闻、实时评论、文艺作品、娱乐等,传播受众是不确定的社会大众。其传播特点是快速及时,时效性强;传播广泛,渗透力强;生动灵活,社会感染力强;能够现场同步直播,受众互动参与强等。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声音广播媒介的这些特征有利于扩大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普及面和时效性,增加传播受众的感染力和参与性,在媒介机制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电视是运用电子技术通过光电转换处理和传播影像及声音信号的一种传播媒介。传播主体是制作、播出节目的电视台,传媒受众是不确定的社会公众。其传播特点是声像结合并辅以文字,传播内容的表现力强;受众、采编人员、新闻对象等都能现场直接参与,亲历性强,感染力强,时效性强;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信息量大,吸引力强,社会影响力强。从意识形态建设来看,电视媒介的这些特征,有利于党和国家对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过程等环节的控制,也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的传播。电影是运用照相及录音手段传播图像和声音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传播特点是:制作精雕细琢,周期较长;画面清晰,形象逼真;影院播放,效果独特。电影媒介虽然报道功能欠缺,但教化作用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来说,主要是党和国家要把控好电影制作和上市的审批关,不让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上映,保障主旋律电影占领市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再次,积极把握网络媒介的传播特点,建立形式多样的有效监管体系,保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优势,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影响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技术为平台的网络媒介应运而生,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印刷出版电波声像传播媒介相比,互联网络传媒具有许多优点。网络媒介是双向的、立体的、交互性的传播,互动性更强;网络能够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使传播效果更优化;网络传媒能够超越时空局限,实现全球互动传播;网络传媒即时性更强,大大提高了传播的时效性;网络传播的内容和主体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传播主体的是隐匿的,构成了网络传媒的虚拟性特征。网络传媒的这些特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压力。互联网“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2](P204)如果应对失当,就可能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网络传播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传播,改变了过去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人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还可以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有关信息、发表看法,提出建议。网络传媒的立体性、即时性、自由性、虚拟性、跨时空性等特征,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净化网络环境,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分析网上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运用正确战略战术,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2](P204-205)

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手段,改变过去的单向传播模式,建立相对开放的传播过程机制。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要根据传播效果进行调整,要以受众为中心,根据传播对象的特征和现实需要,采用合适的应对形式。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传播模式,传播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层级组织结构推行不需要过多互动,意识形态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呈单向传播,这具有现实性,也获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多种多样,利益主体多元化,对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网络传媒正凭借其覆盖面广、传播迅捷、信息海量、互动性强等特点,能够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要在传播媒介上,重视传播技术运用和传播形式创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传播机制建设上引入相关的法律机制,加强传播制度的建设。一方面要利用能够掌控的传播媒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增强互动、吸引民众,在信息源方面发挥传播的主导作用。“要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P205)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传播媒介的整合,吸引社会媒介参与,社会媒体为寻求权威信息,获得稳定的信息源,就会主动参与这样的传播。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只有把良好的传播内容和科学的传播机制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5(01).

[6]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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