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正确回答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理论根源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扮演着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如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热点话题。针对这一话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有些人只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用西方理论来“尺度”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归因于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甚至说改革开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很明显，这种见解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特点，简单地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标杆，是犯了“教条主义”、食洋不化的毛病。客观科学地回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理论根源，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思想理论原因。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根源归结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由改革开放驱动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上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脱离中国经济实际、脱离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地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的现实；面对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实践模式不断突破，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容，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驱动力量。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演进的特殊进程，对现实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作出的科学判断，明确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的认识上，摒弃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思维取向，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充分调动社会成员主动积极创业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大众创业”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局面；对于社会再生产运行机制，明确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特别是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针，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在收入分配关系中，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制度，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以主动开放的姿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善于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所用；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等。正是基于上述多个主要方面的实践发展，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革深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体民众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汇聚起了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磅礴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客观地说，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以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西方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和经验，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如果把这些实践以及理论简单地在我国复制，则是十分肤浅的。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丰富案例和理论元素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丰富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围绕政府与企业、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计划（政府）与市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几组关系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企业到面上推开、从生产领域到流通服务领域、从经济体制侧面到经济体制系统配套、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全面深化改革，渐次展开，有序推进，展开了一幅波浪壮阔的图景。
回溯近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在我们党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积累起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所蕴含的经验是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财富”，是构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元素。我们正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机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开拓了诸多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实践做法。比如，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中的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机制转换、承包制、股份制改造；职工就业形式的合同制、“下岗”分流、妥善安置，有效应对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分税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开发和“土地红利”的释放；体制转轨进程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增量改革”推进；区域改革推进中的特区体制、开发区体制，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动开放、主动选择国外合作伙伴，扩大对外贸易、开放投资，到21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等等。在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选择和推进中，充分兼顾历史因素、观念文化因素，对经济体制惯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加以妥善解决，减轻体制改革可能产生的“阵痛”，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受益。
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如此巨大、复杂的政策实践和探索，这些丰富的实践积累，经过多个阶段性总结，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论突破为标志，给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注入新的中国元素，也为人类文明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正是如此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迫切需要符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去解决。例如，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理解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文化底蕴，使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形成自觉的规则意识和自律能力，促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制度文化的健康发展。并在理论上加以再总结、提炼和升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上进行概括。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丰富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张晖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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