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泽东与“西学”
社会上有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读西方著述不多，对西学不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对西方著述不仅有兴趣，所读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少。
阅读“西学”的情状
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是从1910年秋到东山小学堂读书开始的。1912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后来谈到自学的内容，给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律学和政治学著作，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等等，基本上是严复翻译的。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一次比较系统的对西学的接触和了解。特别是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属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成因的必读之书。
毛泽东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政界人士时回忆说，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这说明，读西学著述，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 32 46921 32 15262 0 0 2633 0 0:00:17 0:00:05 0:00:12 2958想探索中产生不小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包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信中，他说自己“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指柏格森、罗素、杜威——引按)起，渐次进于各家”。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也主要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来寻求自己的“精神驿站”的。毛泽东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才得以确定。
从延安开始，毛泽东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他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读马列当然不能代替直接读西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谈西学，比较从容和宽泛。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集中看了一批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他讲，“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到晚年，毛泽东还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写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毛泽东读西学著述，并非漫无目的。比较起来，他更感兴趣、更为注重和读得更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这样三类。
西方古典哲学“是我们的先生”
对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古典哲学的认识：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割断它和西方哲学史的联系。
毛泽东对近代德国哲学的了解，有个实例值得一提。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毛泽东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读过一本《赫(海)克尔一元哲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对他讲：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海克尔的书感兴趣。接着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结果只有施密特说看过，其他的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中文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
正是在阅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为现实服务的，并反映和支持着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颇有体会地说：“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来发展和创新。
“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
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毛泽东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原因大体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比如，如何解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总是从弱到强的问题，等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文中，有个回忆，说毛泽东在延安同他谈话时，“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方式及结果，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笼统类比。于是给刘少奇写信说：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
毛泽东阅读西方近代史，不仅从政治角度把西方资产阶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必要对照，还注意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和经验。1962年7月15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到东西方社会的差距，毛泽东说：我们都读过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西方国家的小说。西方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还是落后的。18世纪，他们的小说中还没有提到铁路、火车、电灯、汽车，他们那时还没有这些东西。到了19世纪，他们的这些东西也还不多。巴黎公社起义时的工人阶级，也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是规模比较大的作坊，好几十个人在一个作坊劳动，主要是手工劳动，机器不多。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百多年的事。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自然科学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注重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和发挥。比如，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新概念》后，他提出：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再如，1974年5月30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当李政道解释他和杨振宁1956年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时，毛泽东的理解是：就好比我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好比我的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意思是事物在对称中有不平衡。李政道现场演示了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不是一个意思后，毛泽东还发挥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
法国的拉普拉斯在1796年发表的《宇宙体系论》一书，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巴黎大学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早先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毛泽东始终承认西方走在了前面，并力主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也主张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但破除迷信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对此，在1960年3月18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学习他们。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缺点。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仿制外国的产品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作者： 陈晋）
德国明知统一之可贵，为何要纵容中国分裂势力？
18日，德国国内上演了一出令中国人非常不愉快的闹剧。本来作为中德文化体育交流的一部份，中国男足U20国家队加入了德国西南地区联赛，该区19家俱乐部，有15家同意中国U20加入。
中国U20想利用个机会在欧洲有强度较高的练兵对手，备战东京奥会，德国国内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但我们不是白练的，否则也不会有15家同意。
然而，一个名叫“China U20 Ultras”的中国队“球迷组织”出现了，其实这是一家德国“藏D”组织拉起来的队伍。18日第一场比赛，他们就在观众席上表演分裂闹剧，甚至还将“藏D”旗帜带入赛场。
中国队中断了比赛，集体退场，经过赛场安保近半小时的劝告，那些家伙才有所收敛。
问题不在于这场闹剧，而是赛后德国足协官员的态度。他们不是想要约束球场秩序，而是以“言论自由”为借口来为分裂势力行径开脱。
这种“不反对”态度意味着这个反装忠的“China U20 Ultras”中国队球迷组织，会如影相随跟着中国队捣乱。
中国外交部今天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为“藏D”反华分裂势力提供支持。 在这我还必须说，相互尊重是东道主的应有待客之道”。
陆慷强调，任何国家之间的尊重都是相互的。
诛心灭国
关于德国境内恶心的事不说了，写写这个国家的统一故事。
关于“柏林墙”倒塌，今天成为“西方体制”胜利一个注脚，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民主逗士还含着热泪给小朋友讲一讲“请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
万恶的社会主义国家输给了资本主义，两德统一是西方阵营集体胜利，是“民主”的胜利。
讽刺的是，那个被骂成狗的东德，恰恰却叫“民主德国”。在冷战前期，民主一词是社会主义阵营专属的，西方用的是“自由”。所以老蒋那个小岛叫“自由中国”，欧洲弄个电台也得叫“自由欧洲电台”，统称“自由”世界。
冷战结束，民主，自由的解释权全被西方抢走，再用来敲打跟他们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国家。
中国崛起令某些国家感到不安和恐惧，然而中国最终统一还没有实现，还需要努力。德国却在1990年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统一。
德国统一就是西方集体胜利吗？决不是。
对法国，英国来说，这是失败的结局，它们只能强颜欢笑，说自己也是胜利一方。
德国分裂后，东边和西边都有统一的幻想，法国戴高乐对这种幻想忧心忡忡，他想将德国再分裂得更厉害一些，以保证法国能永久控制莱茵河左岸，然后将鲁尔工业区国际化。
戴高乐在1960年3月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方案，想将东西两德恢复到普鲁士建立统一帝国之前的状态。
同时，他向驻柏林的盟国联管会法国代表科兹将军发出指示：只要是旨在恢复德国统一的提案，一律使用否决权。
英国也不希望德国统一，大家心里都很爱德国，希望德国越多越好，两个怎么够？
如果苏联肯配合法国人方案的话，德国很可能会变成邦联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就是说，它将失去中央集权。
然而，德国人坚信统一是日耳曼民族不可逆转的潮流，早晚会实现。
美国接受东德（不限于普鲁士原有领土范围）由苏联控制，西德由美国控制，当时西方有个想法，希望利用斯大林的铁腕去压垮可怕的普鲁士精神。
英国人是怎么看的？丘吉尔在1943年说过：普鲁士是万恶之源。
如果没有普鲁士精神，俾斯麦当年说过，那么波兰的命运就是德国的命运。要摧毁一个国家，必须摧毁它的精神，让它无所适从，成为一盘散沙。
欧洲深喑此道，1947年2月25日，盟国管委会颁布46号法令，明确废除了普鲁士精神。到今天为止，德国不能提的不仅仅是纳粹，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公开提倡普鲁士精神。
问题是普鲁士不喜欢希特勒，希特勒也不喜欢普鲁士。为什么二战后要将两个都禁止掉？因为要让德国爬不起来，摧毁它的民族精神，国家意志，诛心是最佳手段。
统一来之不易
到了1988年世界风云明显有利于西方阵营，苏联对东德控制力越来越弱，德国看到了统一的可能性，舆论上开始试探欧洲的反应。
法国就德国统一问题第一次公开表态是在1989年7月5日，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巴黎进行国事访问。
苏联向来是反对德国统一的，他们还拥有双重否决权，一个是盟国联管会，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只要苏联在这问题上动用否决权，德国就无法统一，除非用战争解决，而战争是大家都不愿接受的。
密特朗总统在公开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
这暗示法国不认为两德统一是马上需要考虑的事情，德国大炒特炒说法国总统跟科尔总理有分歧，不想支持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在记者会没有重申苏联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
9天之后，科尔总理在欧洲特别理事会发表长篇讲话，一个字也不提统一，他已经知道法国的态度了。
当时四个拥有德国统一否决权的国家，各有各算计：
美国：
德国统一最大的外部支持力量，美国也没想到苏联会在一年后就解体了，美国是想抓住机会让德国统一起来，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力量结构。因此美国关心的不是统一，而是统一的德国是否能顺利加入北约？
英国：
撒彻尔夫人极力用外交手段推迟德国统一时间，英国展现出固有的鸡贼，它想让法国出头去公开反对德国统一。
法国：
最不愿看到德国统一的国家，但在为了表示西方阵营铁板一块的压力之下，密特朗只能不断设制障碍，如要求西德马上确认奥得-尼斯河的边界等难题。
苏联：
戈尔巴乔夫违背了苏联一惯反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因为这是二战后形成的局面，是德国应受的惩罚。他模棱两可的态度，比美国支持还能激发德国人统一欲望。
苏联态度不明，把法国搞得很尴尬，本来法国不需要表这种态，一直由苏联顶着。法国国内的圣母们却开始闹了，指责密特朗站在专制国家一边，不支持德国统一，法国会赶不上德国统一的列车。
密特朗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比媒体看得远，德国要是统一，将来肯定会修改或推翻赫尔辛基会议确立的改动不可变更国界，也会在巴尔干半岛动手动脚。
统一舆论炒起后，大量东欧人流入西德，其实最初逃入的东德人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波兰等东欧国家人口。
当时西德为了引诱东德人过来（制造舆论上不可阻挡的统一气氛），允诺只要到了西德，他们就可以拥有一套小住房，保证就业，根据职业重定退体金。
结果波兰藉德国人后代拼命向西德跑，去抢好处，宣传上西德仍然将他们说成是东德逃离者，但实际西德承受不了这群占便宜的家伙。
最后在戈蒂根教书的冯.特哈顿教授说出了真相：波兰“回国者”证件是假造的。
科尔总理受到了猛烈抨击，幸好在1990年5月18日，两德签署货币联盟条约后，7月份开始，真正德国人（东德）才开始向西德走。
这些历史，在网媒上已经被长年扭曲了，它们总是喋喋不休说一个谎言：东德人如何如何向往西德。向往是有的， 但数量不多。东德又不是朝鲜，它社会主义小日子过得蛮爽的。
同时网媒也有意忽视了西德对东德的引诱条件，这种条件连西德人也享受不到。打个不恰当比方，如果大陆说台湾人只要过来，给你房子，给你高薪，给你养老金，你猜会怎么样？他们摇着独木舟也会摇过来。但是大陆人民肯吗？
引诱是短期手段，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目的是赶紧统一。统一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德国人抓住了机会。
国际反应
中国跟两个德国建立以来，一直是明确支持两德统一的，我们认为德国有权重聚，骨肉不再分离。
英国在1989年11月10日（柏林墙倒塌第二天）还在那里磨着，一方面它们说期待东德走向民主，一方面绝口不提统一。意思就是东德可以“民主”，但没必要统一。
1990年1月20日，撒彻尔夫人与密特朗总统在伦敦会晤，英国还是想让法国出头去反对德国统一，密特朗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力量去阻止德国统一。
撒彻尔夫人非常激动， 拿出一张纳粹德国统治欧洲时的地图，希望总统先生能好好研究一下，但法国佬就是不上套。
1990年2月14日情人节，科尔总理与老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会面，想结束4+2谈判，让统一进程正式启动。
还有一股力量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就是犹太人，他们老是想逼撒彻尔夫人表明真正态度，到了1990年2月18日，首相在英国犹太侨民面前承认，德国统一不再遥远。
英国改口，说明德国统一阻力越来越小，到承认签字那一天，撒彻尔夫人在协议签字签得特果断。
美国的压力也是英法不敢跳出来反对主要因素，1989年9月18日，老布什喊话：某些国家说重新统一的德国是欧洲和平的威胁，我从根本不认同这种说法。
真正冲破二战后势力划分禁区是1990年2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表态：4+2会议要讨论德国统一后所有对外政策，这问题要列入欧洲进程之中，并审议未来对德和约。
苏联已经不考虑动用否决票干涉德国统一了，要谈的只是统一的具体内容。
法国是最难受的国家，德国记者好时非常嚣张，只要密特朗露面，就要问他“法国是不是对德国统一感到胆怯？”
密特朗说“我不怕德国统一，我顺应历史”。
德国记者还是不依不饶，“你是不是认为统一的德国就要改变奥得-尼斯河边界？”
密特朗只能回避这种挑衅性问题。
撒彻尔夫人在忽悠法国出头反对不成的情况下，想起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4日，她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亲笔信，说“我同你一样，认为变化如此之快（德国统一）本身就隐藏着危险因素……”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早被忽悠傻了，再忽悠回来不可能了，让苏联阻止“民主”进程，这不科学。
两德统一了，柏林墙也倒了，但另一堵墙更可怕，德国人是不是也要推倒它？这堵墙就是德国丢失的土地：
波米兰尼亚，西里西亚，马祖里，古普鲁士摇篮有一部分在波兰人手里，什切青市原是德国的斯德丁，弗罗茨瓦夫原是德国的布雷斯兰，还有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然而在没有统一的时侯，这些问题德国连想也没资格想，因为统一，所以才会强大和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一样。
德国人应当了解自己的历史，没有统一的德国，今天它也不可能是欧盟领头羊。
但是，德国却给中国分裂势力提供生存土壤和博眼球机会，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这些蚍蜉，难以撼动中华民族这棵大树，它们早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难道德国喜欢跟垃圾为伍？
伪君子的双重标准
这起闹剧折射了两个问题：
一，阴谋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为何能在德国找到生存土壤？
二，这些人像苍蝇一样跟着中国队，不用上班的？谁给钱？难道是本职工作？
虽然这些小丑并不能影响中德关系大局，但这种小丑在西方总能得到掌声和支持。政客们可以利用庇护这些组织和个人行为，来为自己的“人权卫士”角色加分，媒体以同情者立场说话，来迎合“圣母”们虚幻的道德优越感。
一个被长年妖魔化的“红色中国”，需要做的就是逆来顺受。西方媒体从来不为这种反智宣传脸红，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认为“红色帝国”是个恶魔，那么你们怎么会想让一个恶魔逆来顺受？
要是真正的恶魔，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中国炸了巴格达了？炸了大马士革了？肢解了南斯拉夫了？屠杀了印第人安了？发动一战？发动二战了？
德国应当扪心自问，当年两德统一，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国，举双手支持你们统一起来，除了官方，中国民间对德国也是印象良好，赞誉有加。有对不起你们吗？
然而，你们却年复一年地纵容分裂中国势力在德国境内从事反华行径，既然你们深深懂得国家统一的可贵，为什么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在德国境内，什么“毒”没有？这些垃圾还能出镜，还能得奖。
加泰罗尼亚寻求独立时，柏林，伦敦，巴黎是什么态度？希望看一个统一完整的西班牙。德国赛场会允许打出加泰罗尼亚独立旗帜吗？你们马上会说欧足联禁止政治标语带入体育场，该抓抓，该关关。
怎么到了中国U20赛场被闹时，就成了“言论自由”一部份了？赤裸裸双重标准，背后站着的是一群赤裸裸的伪君子。
当年你们是纳粹国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现在洗白了，开始装圣母，小胡子是剃掉了，但谁能保证小胡子不重新长出来？
双重标准恶心中国，到头来受祸害的肯定是德国自己。既然喜欢追捧分裂势力，当初东西德又何必统一？回到几百个小公国时代岂不更幸福？
中国的高速发展，就像一个高速转动中的巨大历史齿轮，中国肯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提醒德国人：不要把手放进转动的齿轮之中。
（作者：后沙月光，国家意识形态中心新媒体研究院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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