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摆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这本是大好事，是中华民族复兴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有人感到迷茫，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是否发生了变化？有些极端的儒学保守主义者误判形势，拔高之论迭出。乱花迷眼，议论各异，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想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想以“旧邦新命”作为廓清迷雾、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是旧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可当代中国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负有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这是一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近代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伟大任务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这个“旧邦”要复兴，中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可能再沿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老路走，沿着历史上尊孔读经的老路走。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变化本质上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王朝易姓，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当然有变化，但都具有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历史上出现过儒释道的相互吸收，也出现过新儒家，但儒学道统始终未变。在两千多年中，孔子是王者师，是素王，这个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没有因为王朝易姓而发生根本变化。新王朝依然尊孔读经，依然看重儒家学说作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统治合理性的首要思想功能。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决不能忘记社会形态变革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立足点是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儒学是处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的人与人的关系。儒学学说中没有阶级，只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是以道德为标准的区别，而不是阶级区别。封建社会也有穷人和富人，这种区别在儒家看来只是贫和富的区别，而非阶级区别。儒家处理等级关系的方法，是正名；处理贫富关系的方法，是“贫而无怨，富而无骄”。马克思主义处理的是阶级关系，儒学处理的是同一社会内部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即所谓五伦关系，而非阶级对抗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而儒家强调“仁”与“和”稳定既成的社会关系。如果不懂得这个根本出发点，就无法理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继续沿着儒家铺就的道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而要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革命，建立一个和历代王朝不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重任，从思想理论指导角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形态革命的学说。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严整、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有它才能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找到一条民族复兴之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这条道路是通过武装斗争，以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探索出来的。这是一条推倒既有社会秩序、等级、法统、道统的“犯上作乱”、革命造反之路，是与儒家和新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返本开新迥异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用60多年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同样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才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建设，就其指导思想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只有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要革命，要变革，要走出民族存亡绝境，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历来关注文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个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中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植根于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民族性格、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
依靠武力可以夺取政权，但仅仅依靠武力不能建设新社会。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话，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作思想理论指导，而不充分发掘、吸取与运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治理、人文素质培养、道德教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说，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还没有那么急迫，那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信念、理想、价值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紊乱，就成为一个亟待正确处理的问题。
“攻守易势”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是中国历史的两条重要经验。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攻势，主要是推翻旧中国和改变旧秩序，夺取政权，一句话是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不能只破还必须立。国家治理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人民生活如何，生态环境如何，全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中国共产党，都要由当政者来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取得全国政权就是“攻守易势”的开始。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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