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研究
编者按：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它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并在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重大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充分体现和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激发了政府和市场的活力。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战略，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重点和起牵引作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习近平同志就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进行多次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思想，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是习近平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是指导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矢志不渝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思想的来源
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1]他还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2]这就指明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思想源泉，即“马学”为魂、“中学”为体、“史学”为鉴、“西学”为用。也就是说，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经验、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的研究进展、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有益成分作为思想来源的。
（一）“马学”为魂：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为指导
“马学”为魂，是指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灵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对其‘学以致用’。”[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与市场进行了设想，认为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面消除商品、货币交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全面的计划调节。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尚未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运用市场的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局限性。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中，虽然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尝试消灭商品经济，但在遭受挫折时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利用商业、市场来恢复经济、稳定群众，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逐步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局限，开始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重大措施应当以市场、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实质上是在思考社会化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同市场的关系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逐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排除和限制商品、市场关系，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标志，价值规律只在一定范围内被利用，最终导致生产力畸形化，也为我们正确运有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反面教训。
（二）“中学”为体：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经验
“中学”为体，是指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本内容，总结和提炼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社会实践不能照搬照抄抽象的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做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从限制、取消市场到利用、发展市场的反反复复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一是政府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遭到取消和限制阶段（1949-1978）。二是政府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发挥辅助作用阶段（1978-1992）。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2013）。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阶段（2013-今）。坚持“中学”为体，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阶段，既坚持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又化解了前进中的矛盾；既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又支撑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三）“史学”为鉴：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的研究进展
“史学”为鉴，是指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有关系的思想回顾和厘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的研究进展，准确把握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实质，进一步推动了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发展和创新，主要是基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围绕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问题、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等理论展开。一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建国后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研究基本上是以苏联经济理论为模式，把商品经济作为暂时被“保留”并将逐步过渡为产品经济的生产形式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一些卓越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商品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并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探索。二是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问题（21世纪初）。1984年中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三是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2013年以来）。2013年以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之后，理论界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及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问题、“市场决定”背景下的政府地位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如何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刘国光提出“微观宏观层次说”、程恩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的“双重调节”论等观点，紧密结合中央精神，对市场如何起决定作用、“市场决定”背景下的政府地位问题、如何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进行了阐释，并批判了“市场决定的有为政府”论、政府改革核心说等错误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争，关系到如何全面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和论争还会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以史为鉴，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理论问题的争论，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四）“西学”为用：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有益成分
“西学”为用，是指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合理成份，扬弃其庸俗成份，为我所用。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6]。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完善及逐步走向衰落等阶段，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也相应地随之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政府调节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崇拜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民主政治制”。这些学者要么弱化政府的作用，倡导西方的“守夜人”理论；要么忽视政府的作用，倡导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是基于国情的不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点是与西方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我们应当认识到其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和服务的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在加以批判之后坚持地抛弃，以免这些理论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二、习近平同志思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方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7]，要求“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8]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思想的提出，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对“看家本领”的切实运用。
（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前提
习近平指出：“要学 39 39044 39 15289 0 0 3418 0 0:00:11 0:00:04 0:00:07 3418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9]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也是习近平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本方法。他深入分析了政府和市场关系领域存在的基本矛盾，认为政府方面“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宏观经济调节还不完善，市场监管问题较多，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公共服务比较薄弱”[10]；而市场方面“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11]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中央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领域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正是基于准确分析该领域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决定。
（二）坚持两点论、辩证法，是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不同的。”[13]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坚持两点论、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关键是要明确市场和政府各自的功能定位。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要通过市场，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1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5]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好主次之分，没有明确战略定位，是处理不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三）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关键
习近平指出：“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6]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看作一个系统和一个整体，注重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同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17]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统筹兼顾好各个领域的发展，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加重视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解放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全面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三、关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18]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立场，进一步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核心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19]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我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新形势下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原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形成工作合力的体制保证。”[20]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宗旨
习近平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兴国的根本立场，多次强调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1]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与性质所决定，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
（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目标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2]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政府职能的转变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化解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方向
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在重大推进。”[2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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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康乃馨，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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