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给理想多一点时间，还是让幻想接受实践检验
编者按： 所有政治见解的理想或幻想无论怎样争论都该接受实践的检验。今天自持精英感的知识分子如何指点未来预测几十年、上百年后中共是否还能初心永在、信仰未泯、引领民族、掌舵中华，还是像苏共在寒冷落魄的冬夜降下克林姆林宫的国旗树倒猢狲散，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只要等待，必有答案。
2017年12月3日察网发表了姜迎春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读 ——丛书(给理想一点时间)的若干错误观点评析》。姜文指出：自由主义思潮始终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自己的核心任务，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教训看，我们应高度重视自由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腐蚀与破坏。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提出了“给理想一点时间”的历史愿景，认为自由主义必将取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必然成为现实。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既误读历史又误读现实，其无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及其远大的发展前途。笔者除了赞同姜迎春先生的观点，另想补充几点感想。
一、中国可否有属于自己特色的社会科学，现实中是否已存在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袁伟时：《承先启后的火炬》，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2辑）
理工科研究因研究方法手段、物质实验条件、技术设施设备、成果鉴定评估等等有相同性、可比性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普世性。科技条件相同前提下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美国研究光电、化学、机械、工程、纳米、基因、通讯等等与在中国做同样研究区别不大，可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知识、无差异共同“普世”的结论。
社科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社科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关系，在社会问题、现象、关系的背后有着特定的社会基础、历史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基础、历史文化等社会生态有差异性。社科研究者有精神立场、价值取向，且身处不同国度、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环境中，不同的研究者身处这种差异性，让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得出共同普世的结论即不可能也是伪命题。如沈大伟、章家墩那样常年生活在美国研究中国得出“中国崩溃论”显然不是什么“普世”的结论。
社会科学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旨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社科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产出具有更多国别性、民族性、地区性，更多受到该国该地区文化、宗教、历史、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如宗教、人权、主权、海洋权、民主、言论自由、国体政体、民族冲突、地区独立与分裂等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浓的相关问题研究各国学者因历史文化宗教、立场价值、研究视角理念路径不同很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西方话语霸权还经常搞出双标闹剧，分裂南斯拉夫独立科索沃时人权高于主权，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时又是主权高于人权。
社科研究不单纯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自然科学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社会科学除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本国、本民族的问题。所以国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初露社科研究本土化之端倪。社科研究本土化是将国际上社科学术概念、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吸收消化为本国本民族所用，并以研究及解决本土问题为社科导向和使命的学术运动。社科研究本土化之倡议及运动其背后深层动机及原因一是西方理论不一定适合各国具体实践，各国需要产生符合本国实践能指导本国实践的本土理论，二是非西方国家本能地具有摆脱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政治话语霸权的民族自觉自信自立自主的趋势。
我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就发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并积极践行。上世纪80年代学术本土化运动流行于我国台湾地区。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学界不断有社科研究本土化之倡议。早年郑杭生先生在社会学领域，胡鞍钢先生的国情研究方面，近年杨光斌、王绍光先生在政治学领域的本土化实践尤为引人注目。
近年一大批海内外中国学者并未盲从社会时髦言论西式语境，始终坚守独立学术耕耘与开拓，从不同学科领域兴起了强大的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改革的本土化研究（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维为教授团队）。秉持同样研究理念、范式、路径的该学者群体的研究近年已形成规模化大量成熟成果，笔者在2015年6月的文章中曾斗胆提出（当然很可能更早有学者断言）这一社科研究本土化思潮在不久将来将形成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研究的中国民族学派。
这批学者以内心深沉执着的民族复兴为己任为学术使命而探索中国道路，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海外求学背景及经历，有中西文化学术融合的知识架构，但他们却不盲从西方话语霸权，真正立足本土国情在东西方时空交织的历史与现实纬度中理性平等地反观中西各自优劣，并以现实全球为坐标反观中国道路。他们结合前苏、前南、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乌克兰以及非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民主实验与失败寻求避免颠覆性错误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适合国情、结合实践、理性务实可操作的对策性建议，丰富了中国道路研究及马克思理论中国化实践。
很多学者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复杂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学术概念、范式和理论。如衡量民主不能只看形式，更应注重民主内容与民主绩效；民主应有质量，有质量的民主的前提与核心是先解决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应以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治理绩效、善治与良治的新范式来衡量民主效果；评价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一直被西方标准垄断，即单一狭隘的“民主-独裁”、“普选、多党制”等指标，本土社科研究应打破这种垄断，构建更为广泛综合和包容性的指标内容，如构建发展力、领导力、动员力、稳定力、保障力等指标，通过对各国“主权性、稳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洁性”等指标因素衡量各国政治发展力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符合中国实际且对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有指导意义，但以传统西方或美国政治学的范式标准却无法评价其理论及实践价值。著名学者杨光斌对中国社会科学独立性及话语权的问题曾总结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现实中，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已经存在，且生长、植根、壮大于中国的田野、现实的国情。
二、苏东国家转型付出多大代价与阵痛，苏东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
【今天已经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选自《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辑）
苏东国家转型的民主阵痛有多疼，有多痛，有多唏嘘，有多深重？岂是轻描淡写一句“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所能概括。从2013年的统计材料看在欧洲51个国家（广义上）失业排名率前十个国家中，东欧国家占了七个。欧洲八个国家的失业率高于20%，东欧占六个。其中克罗地亚的失业率是20%以上，波黑失业率高达44.3%。确实，部分东欧国家转型后经历痛苦过程及岁月有些获得相对发展，发展得相对较好的是在一战以前属于或部分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那些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国。由于同德语地区的历史渊源，在东欧剧变后依靠吸引德国投资，承接德国产业转移，经济上有所发展。
在25个东欧国家中，卷入战争的有以下国家：波黑、科索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斯洛文尼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俄罗斯，几乎有一半国家打过仗。这些国家的民主领袖们当年对民众的演讲主题几乎都是老子比共产党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在以色列从事卖淫的外国妓女有70％来自东欧的独联体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妓女的转让价格从数千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人口走私集团每年可以从每个妓女身上榨取到上万美元。据以色列妇女组织估计，在以色列商业中心城市特拉维夫从事色情行业的外国妓女中有有一半多来自俄罗斯，每年都有约1000名妇女被非法偷运进以色列。捷克成为东欧妓女集散地，捷克警方曾突袭400多家妓院，色情业在捷克完全合法化。以切布镇为中心的德捷边境有一条60公里的“妓女走廊”。
俄罗斯在美国哈佛教授指导下的经济休克疗法中国家70多年积累的财产和百姓的血汗财产在私有化的狂潮中成为西方金融大鳄和本国寡头的盛宴。虽然曾因国际油价上涨过了几年好时光，但油价狂跌后其软肋暴露无遗，因私有化后原有经济结构、工业体系破坏殆尽，单一资源经济无法支撑大国复兴梦，2016年俄罗斯GDP大约1.3万亿美元，与我国广东有一拼（1.2万亿美元）。
乌克兰经济衰退民生凋敝，2014年2月乌克兰经济几乎脱轨，国库账户上完全没有资金。乌克兰的国家主权评级已从3C+被降为3C，意味着其经济能力不被信任。乌国家债务及国家担保债务近655亿美元，外债占到GDP总额的79%。乌克兰深陷战乱、动荡、和分裂之中，其本已脆弱的经济也因为内战而损失殆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2014年通膨率为24.9%，2015年高达43%，失业率上升到近10%，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退休金仅有几十美元。
2015年8月2日，乌克兰基辅居民一度开始在跳蚤市场出售自己的财物以求度过经济危机。2016年8月底，一架“崭新”的乌克兰图-95轰炸机被一名卖家放到Ebay网站上拍卖，起拍价仅为300万美元。国力式微，穷则思卖。迄今为止乌克兰已向中国出口了30多种军事技术，其中涉及航母、航空发动机、大型水面舰艇的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速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核心部件、装备。且有大量乌克兰航空专家定居中国。
2017年10月14日，联合国呼吁：必须马上对乌克兰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以便帮助数百万名平民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联合国的数据是78%的乌克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府除了向IMF，世界银行举债之外，几乎无计可施。不知寒冷的今天乌克兰民众如何?2016年底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在《纽约时报》发文说：“乌克兰在为普世价值而死，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乌克兰。”
独立后的科索沃成了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失业率接近50%，3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人日均消费不足1.5欧元。据统计，仅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就有多达7万科索沃人向欧盟申请政治避难，借政治避难逃亡的根本原因是逃避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每年用于科索沃建设的资金高达30亿美元，2013年降为7000万美元。即使如此，许多科索沃人仍然无法维持正常的生计，不得已，年轻人都选择去欧洲的意大利和希腊等国打工，老弱病残的家人留在科索沃靠了这些侨汇活下来。一个全靠国际社会援助与侨汇过日子的消费型国家，因欧债危机导致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成为资不抵债的“欧猪5国”，而这5国中的希腊和意大利又是科索沃人侨汇的主要来源地，欧洲人自己都提不起裤子的时候，哪有钱来养科索沃?
以上仅仅谈的是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顿，其国内政局及社会稳定同样一塌糊涂，乌克兰党派争斗内讧不止，战乱频仍族群厮杀。多年来，库奇马、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权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同利益集团、拥有各自政治基础的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基辅集团为获取更多经济资源而进行的权力斗争。 乌克兰“民主化”后最大的矛盾是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对立，民众与寡头、精英之间的政治对立，民众对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彻底失望，对带着各色面具的政治人物失去了信任，对各种政治承诺失去了耐心。乌克兰社会日益深刻的政治分裂从精英政治集团内部利益纠葛外溢为民众与政权之间的、地区之间和族际之间的社会性的普遍对立与不信任，陷入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困局。
（作者：吕景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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