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从毛主席晚年几次痛哭说起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泽东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泽东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即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建议。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挥洒大笔，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离我们而去已经36年多了。当年领袖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七百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如是，笔者在这里特用较多一点笔墨加以阐发。
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笔者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本身是座危楼，还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笔者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古文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三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等严肃批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喟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雄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九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从中而来。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作者：李慎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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