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目标和规划演进研究：一张蓝图绘到底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和“三步走”设想；到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战略和“两个一百年”设想。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则进一步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设想：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35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从新中国68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根据发展阶段和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细化和完善目标、步骤及规划，通过将长期设想与中期目标和年度规划相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有机统一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既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及时调整和完善目标与步骤，从而将远期设想、中期目标和短期规划有机结合，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实现滚动式向前发展。新中国68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9年的历史和成就，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证明了“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设想和规划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从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步骤经历了从两条“总路线”向“四个现代化”的演变。
（一）1956年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实现，工业化尚任重道远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8月，毛泽东将这一设想完整地概括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又确定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加。它成为“一五”时期中国发展的指导方略。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中国将用10到15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用更长时间完成工业化。但是，“三大改造”的高潮掀起，使中国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也为工业化实现了良好开局，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然而，“一五”时期的成绩也助长了急于求成的情绪。1958年中国掀起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甚至提出了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脱离了中国国情，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也迫使全党放弃了“大跃进”的错误战略，正视经济发展规律，重新确立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二）1964年三届人大：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从“大跃进”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工业进程中各部门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周恩来在1964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一九五七年，苏联提出在总产量上超过美国，我们作为一个目标，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经过这几年摸索，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摸出一套建设经验后，看来这不是一个主要方向。因为，单在几个工业产品上追求数量，不能解决我们工业现代化的问题。”为改变单纯追求个别工业指标的做法，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中指出，工业发展应注意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密切结合，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
这一新的工业化思想，体现在了新的发展战略中。1964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后全面好转，“三五计划”也即将制定，在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
二、从“小康目标”的提出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从1967年到1976年（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年中虽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冲击，故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67年、1968年出现倒退，分别比上年下降9.9%和4.7%，1974年和1976年比上年分别只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长4.9%。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失调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34.5元下降到19.3元，减少44.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化大革命”前经过3年调整，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住房紧张，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普遍。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周边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经济原本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但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激发了全党的危机感。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就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一）“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左”倾的思想没有彻底肃清，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思想又重新抬头。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今后到2000年的23年中，分三个阶段全面实现“四化”。同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这又是一个“跃进”的计划。计划冒进导致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1977年的积累率达到32.3%，1978年升至36.5%，成为1958年后最高的一年。这不仅导致财政赤字、外汇储备锐减，而且加剧了“文化大革命”10年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为根本解决跃进问题，邓小平开始思考从战略上进行转型。他认为“四化”目标提得过高，又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因而在落实的时候容易产生急于求成、指标过高的问题，而且该目标偏重强调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忽视了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国民经济一直无法摆脱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的重要原因。
于是，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对“四化”的内涵进行调整。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坦言：“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1982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又说：“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随后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设想，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使经济发展速度的设计和预期更加科学化，既保证了高速度，又不至于失去理性，陷入盲目和狂热。可以说，邓小平完成了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由过去长期偏高调整到切实可行。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全党的认真思考，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将战略目标由“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给出了数量指标：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左右。
十二大通过确立实际可行的中期目标解决了“急于求成”的问题，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则重新关注远期目标，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三步走”设想：在分两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之后，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不仅实现了国情与战略的统一，而且实现了短期、中期与长期目标的统一，奠定了新中国一百年的战略格局。
在“三步走”设想指引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推进，20世纪整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15%的平均增速，到1987年时已经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棉花增长73.9％，油料增长176.4％，肉类增长8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全国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迈进。
基于迅猛的发展势头，十四大将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由原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6%提高到8%—9%，到20世纪末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十四大还提出：我国要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而为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这就为后来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勾勒出了轮廓。
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目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到1995年便提前完成翻两番的目标，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中国基本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了“三步走”设想的前两步。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提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到1997年召开十五大时，“翻两番”的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将第三步战略分解成便于落实的中短期目标，十五大对21世纪的发展进行了部署：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面明确了短期的量化目标，另一方面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格局。
十五大之后，党和国家将战略重点集中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和细化这一目标。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沿用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衡量标准，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七大召开之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最快的历史时期，实现总量快速增长的问题不大。针对经济中存在的重宏观、轻微观的问题，十七大强调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十八大基于发展的新形势，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升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规定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不仅提高了总量目标，而且将微观目标落实到了人均收入上，更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引下，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从2000年到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00280亿元增至744127亿元，年均增长13.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7942元（约合959美元）增至53980元（约合826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11年超过50%，达到51.3%，2016年升至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1.2%。工业化加速推进，三次产业结构由14.7∶45.5∶39.8变为8.6∶39.8∶51.6，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国内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在电网规模、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公路、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内河通航里程、港口吞吐能力、公路客货运量、水路货运量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第一。对外经济地位也迅速上升，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第三大吸收投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直接投资）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在总体实力上升的同时，国家开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提高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从2010年到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7年超过城镇居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2013年到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从394亿增加到861亿，累计投入2822亿元；省级及以下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也大幅度增长。安排地方政府债务12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安排地方政府债务994亿元和专项建设基金500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从2013年至2016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区域发展方面，从2008年开始，除2010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略高于中西部地区之外，其他年份中西部地区均高于东部地区，从2012年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平均值分别为8.2%、8.6%和1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划分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全党全国人民科学应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对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并根据主要矛盾对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阶段划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中国已经从整体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在诸多基础设施规模上位居世界第一，而且是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软实力来看，中国在科学技术水平上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量子通讯、超级计算机、高铁、移动通信、电子商务、大数据、共享经济等许多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断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居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在整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上，正向着追求更美好生活迈进，无论是屡创新高的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还是中国游客全球“扫货”的购买行为，都证明了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从国际来看，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且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20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在主要发达国家回归本土再工业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有史以来覆盖地区最广、受益人口最多、资金实力最雄厚的综合性开发项目，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也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二）主要矛盾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划分
确立长远的奋斗目标之后，准确判断形势，把握主要矛盾，从而制定具体的目标与规划——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贯方法。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深刻把握了国情、世情。
从国内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不平衡。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中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能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国内企业无法有效满足居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只能眼睁睁看着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东北农民宁可花10倍高价购买德国犁等现象的发生，而自身却要面对中低端产能过剩引发的库存、债务压力和结构性失业。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及由此引发的贫富不均。农业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东、中、西部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改革滞后地区的体制性障碍、资源枯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与农业主产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难题亟需破解；在许多人已经“富起来”的情况下，国家既要考虑全面扶贫攻坚，又要考虑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和存量财富以走向共同富裕。三是经济建设与其他领域建设的不平衡。过去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各项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免导致经济建设单兵突进，其他领域建设相对滞后，出现了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层结构性难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深入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供给侧改革，而主要矛盾的转变，无疑将有助于今后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
从国际来看，各主要国家围绕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同时，后危机时代的各国又普遍面临着社会矛盾加剧、国内治理难度增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更善于解决国内治理问题，更能调动国内积极性，更能集中力量实施宏观调控和国家战略，谁就将更有力地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可见，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国内发展和治理的成败。因此，中国要想抓住外部机遇，必须首先解决好国内问题，即实现国内均衡而充分的发展，解决主要矛盾。
确立了主要矛盾，也就确立了战略目标；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确立了主要矛盾，也由此决定了之后40年的小康建设都是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过去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十九大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承担着分解落实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责任。而准确判断新的主要矛盾，是确立新战略目标的前提。根据主要矛盾，十九大将2020年之后的30年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第二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阶段的目标要求2035年的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这些目标正是针对中国当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提出的。实现2035年奋斗目标，将基本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实现2050年奋斗目标，将彻底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
可见，主要矛盾与战略目标具有内在统一性，立足主要矛盾，着眼战略目标，既可以保证当前的方针政策不偏离方向，又可以根据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对方针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科学把握改革发展的力度和节奏。改革开放前，我们曾因误判主要矛盾而无法制定适合国情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则因牢牢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断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必须牢牢抓住新的主要矛盾，才能坚定不移地迈向新的目标。
四、中国共产党制定新中国发展目标和步骤的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历史，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有着宏伟而清晰的奋斗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不忘初心，始终不渝地带领全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在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能够坚持长远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又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实事求是地调整中期目标和短期规划，实现长期、中期、短期有机结合，滚动式向前发展；既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线，又能够根据时代特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丰富战略目标的内涵。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迷茫、动摇过，反而不断丰富着治国理政的新经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之际，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各项工作由以往的“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在前瞻性理论指导下更加自觉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为国为民的理想信念，而且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增速放缓和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而出现民粹主义泛滥、党派间斗争加剧、执政行为短期化等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凭借着这种长远规划和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者：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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