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做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做强国有经济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也会起决定作用。忽视意识形态对现实物质层面、经济基础的切实具体反作用，而止步于意识形态在抽象层面的“自说自话”，则必然有害于经济基础建设。应摒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经济决定论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忽视。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存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圭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应重视以意识形态思想建设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及其以后很长历史时期，庸俗经济决定论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长期理论影响，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也出现了漠视上层建筑、低估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作用的思想倾向。
如果脱离意识形态功能的参与、介入、渗透和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壮大深厚，包括中国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形式中的做优做大做强，都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只有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才能筑牢上层建筑基础，促进中国国有经济不断壮大，提升国有经济的比重和质量，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忽视意识形态作用观点的批判
1.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赋予雇佣劳动以天然平等公正的欺骗性，才能提升现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地位作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从来都是着眼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来没有将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形态的作用游离于真实物质世界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历史批判虽然不可能直接指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但他们所提出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势力过程中所竭力呼喊的意识形态，只有对客观现实的物质层面形成切实改变才有意义的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强大（包括国有经济的做优做大做强）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耽于词句，只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进而完全割裂了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联系的荒谬。“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516页。）可见，马恩从未认为意识形态的宣扬建设与现实经济物质环节是脱节的、是在意识体系内部孤立完成的，与现实经济物质环节是脱节的，相反，意识形态的批判即是为了真实地改变应予改变的客观外在现实。以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如此，在一个社会形态体系内部统治阶级强化自身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同样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维护。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马恩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大机器条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所衍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敏锐地指出，采用大机器生产之后，明显优越的劳动条件倾轧工人的不平衡性矛盾：“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487页。）
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即是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奴役，但这不过是直接性体现出来的表象，因为这种奴役是机器的“主人”资本家所间接掌控的，所以实质上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的奴役，但却被外在形式上的机器统治“遮蔽”了，机器的控制是死的，所以仍然是被动的，而资本家的奴役却是活的，是主动的，是资本家一手操纵了机器对工人的控制，却又完全否认这种操纵。物质的机器就这样衍生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在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们看来，工人与劳动条件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但这一认识却与事实正好相反。
同样，“工人的局部技巧”在资本主义庞大机器的倾轧下也荡然无存，工人劳动的能动性、创造性及工人在劳动中的趣味，因为资本的逐利所导致的直接功利性被销蚀掉，资本家在“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487页。）可见，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成为大机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恩敏锐洞见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运用意识形态武器维护自身经济政治制度，以生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关系代替劳资之间真正的操纵与被操纵的权力关系，借此美化资本对雇佣者的剥削和奴役，粉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永恒性。
2.资产阶级理论家利用“庸俗经济唯物主义”，意图“消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自身社会形态的重大作用，马恩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理论家还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庸俗经济唯物主义（或说经济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加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被庸俗化地理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打乱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沿着正确逻辑方向发展的历史步履，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权以后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平衡态势，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出现遭受各种偏离正确轨道的失范现象。因而，反思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环节，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理论重归良性互动的发展路径，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在庸俗经济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中，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这一决定作用，遮蔽了一定条件下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巨大的甚至不可代替的作用，忽视了总体性原则。“用总体性原则考察社会必须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全面透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拒绝对于社会现象的碎片化阅读，才能准确把握各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趋势，理解社会形态演变更替的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胡乐明：《社会主义：一个总体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668页。）恩格斯历史上的理论担心并非多余，漠视国家意识形态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线性历史观，竟然在跨越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不断上演。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批判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观点时已然论述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593页。）恩格斯在另外的时间阐述相近问题时更具体地直接谈到了上层建筑：“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591页。）。恩格斯在其中所提到的“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应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上加快或者迟滞、甚至彻底停滞不前；第二，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上保持正确轨道亦或严重偏离正确轨道，对一个具体国家与社会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发生颠覆性崩溃事件，原有的统治架构彻底崩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付出巨大历史代价后重构框架。“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当然并非是指上层建筑的作用大到了可以反过来决定作为基础的经济状况，但也应包含大致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可以寻找、选择某种恰当的国有经济发展体制和机制；第二，一国国有经济的建设发展的形式倾向于计划式还是市场式亦或混合所有制模式，而且混合所有制是采取国有经济为主导还是私有经济为主导。
总而言之，恩格斯在以上一段话中，着意在承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说明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在有些历史时刻，对于某些诸如具体到国有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层面，所起到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观点受到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的启发，张一兵、周嘉昕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547页。）虽然，恩格斯的语境是指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但显然恩格斯是将这段历史时期作为包括社会主义形态在内的整个历史演进普遍规律的阶段来看待的；或者说在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阶段这一规律同样是适用的；正如不会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论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资本发展规律，就否认它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本的属性及发展规律的判断。因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国有资产流失、保值增值乏力、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下降的重大威胁时，如何看待国家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进而如何给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定位，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关乎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方向和前景命运。
二、防止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术移植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严重灾难
1.“产权清晰”不能被当作私有化的理论借口
对于中国的国有经济不良评价的说辞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提法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国企垄断经营，因而不适合在市场经济范围内竞争，办法就是能够卖掉的坚决卖掉，不能卖掉的也要将企业全部资产打包以股票形式出售，而对于那些所谓“僵尸企业”则要毫不痛惜地让它破产。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指出，产权清晰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一个是特殊意义上的解释。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产权的归属要作明确的定义、界定或规定。吴教授着意提及了产权清晰的特殊意义的解释。“对此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特别小心。这种解释说产权清晰化是指私有产权清晰化。只有当私有产权变成无条件的绝对的权利的时候，才能叫作权利完全清晰化。简单地说，产权完全清晰化就是彻底私有。这是产权清晰化的一个特殊含义。”（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368页。）
作为西方产权理论核心的科斯定理，由于1966年以后西方经济思潮的变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抬头而大受其宠。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要大搞私有化但缺少理论依据，原有的理论无能为力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科斯定理成为西方国家维护并加强私有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科斯不仅从正面论证西方国家大力施行私有化去除国家干预的理论依据，而且从反面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交易成本最高：“现在科斯等人提供了新的理论，声称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同的社会制度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交易成本并不为零。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的交易成本最高，而资本主义的交易成本很低，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对此，他们并未加以证明，而是求助于武断。”（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378页。）很明显，科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已然是摇旗呐喊了，而不再以学者的心平气和来作具体和细致的学理论证；他从独断论出发，认定社会主义经济体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效率，唯有将模糊的国有经济产权“清晰化”，即产权走向无条件化、绝对化，除此别无他途。科斯藉此将仅仅适合于资本主义某一较短历史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理论，演绎为沐浴在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特定意识形态的“普照之光”下，并突破地缘阻隔和时段限制的具有普世性、恒常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2.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化”的批判，历史地为科斯等人做出了现实注脚
科斯决绝的理论执着，从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资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化”的历史论述中，完全可以得到“历史与现实双重默契的理解”。马恩是这样论证的——“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2页。）这个论证加上马克思为这句话所加的五个边注中的两个“共同利益的幻想”、“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一起，使科斯不遗余力地将产权交易理论升华为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从而令意欲摆脱国家干预理论纠缠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再掀波涛的宏愿，赫然在目了；在构建了对于两种经济制度的超越之后，科斯自身也完成了从单纯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家，到出色 50 42845 50 21694 0 0 5669 0 0:00:07 0:00:03 0:00:04 5668现实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圆满升华，尽管他自己在这一荣誉面前可能会拘谨地予以否认。
在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畅行的时代条件下，科斯给予产权理论以不论客观条件的推介，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维护和接受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此西方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的话无疑提供了恰当的佐证：“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察觉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25页。）
虽然不乏科斯这样近乎赤裸裸地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应该恰当地施行彻底私有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但是也有的经济学家从相对客观的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在于充分的竞争化，而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曾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经济会‘天生地’做出正确的权衡，特别是没有理由相信过于残酷竞争的市场经济比竞争较为温和的经济会更有效率。”（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对于科斯将产权理论奉若神明广泛传播之举，斯蒂格利茨深深地不以为然：“人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分配产权，这样，经济效率就有了保证。至于产权如何分配则无关紧要……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已经误导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问题上。”（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当然，即便相对客观地审视分析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斯蒂格利茨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没有义务去设身处地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壮大出谋划策，他认为产权问题从长期来看是必须提出来的，只要所有权结构得到明确界定，理想地进入真正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容易得多了。他的此中智慧和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期许，如果被我们一厢情愿地过度解读为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共识和道路认同，亦或仁爱情怀的淋漓展露，最终结果恐怕都只能让我们深感失落。因此，斯蒂格利茨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发展路径的指点，尚需中国学者和政府作为一种“他山之石”，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和经济政治实际情形中沉淀打磨，提炼出适合中国真实国情的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经济保值增值、开疆拓土的希望之路。
3.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化”的滥觞，已然且注定持续引起“随从国”的经济和政治灾难
美国自以为具有普世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理念，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梦魇”，已经导致拉美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之后的90年代，其隆重推出的“休克疗法”更令昔日经济军事强国先行“休克”后，不仅再未等来事先承诺的外部善款注资而且整个经济深陷长久“昏厥”之中，惊醒后也一直复苏乏力。凡是呼应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召唤、接纳了美国政府“善意仁策”，放弃了对自身民族国家具体情况探索、制定具体政策的地区和国家，均带来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包括所在地区国有经济在内的民族工业的衰颓败落，趋附殖民实力的纷乱党派自私内讧导致所在地区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生态环境被破坏，社会持久性动荡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可以看到的现实是，用原封不动的西方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话语体系去裁量、设计曾被马克思界定为亚细亚社会的东方传统落后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然造成了这些带有特异民族、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特点国家的诸多问题；可以设想的未来是，如果中国依此轨道行进，必然要将中国这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陷于党派纷争、四分五裂、民生凋敝，甚至内战频仍之中。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相关推介政策往往裹挟渗透着驾驭控制、肆意剥夺所在国及地区的不可示人的战略图谋。金元帝国在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诸等货色时，总是镶饰着自由仁爱、优越普适的意识形态的耀眼金线，来包装着真实的祸心——转嫁自身金融危机恶果、将其他地区固化为稳定的低端产业链，以冷战思维标注“敌人”，挑起潜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圈子中劲敌内部的纷争，借助混乱，制造广场革命、区域性内部武装冲突，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攫取超额利润，保障自身所谓国家战略安全利益诉求，维持美国在世界各个敏感地区的霸主地位。
三、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软实力，实现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1.中国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严峻意识形态弱化环境
国有经济的做优做大做强，除了是指自身的纵向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以外，从长远和根本上说，它更是指横向与非国有经济的比较而言，因为市场经济决定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虽然这种竞争关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并非完全是零和关系。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公有经济（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非公经济在当下中国物质关系层面占据统治地位？这直接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驾驭当下意识形态的风口。因此，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程度，以及与非公经济相比它是否占有长远不可逆的发展势头，就成为两种相互博弈的意识形态孰强孰弱的分水岭。
但有一种逻辑与此不同，认为只要政权和军队掌握在中共手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趋势不管多少，中国也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所谓的“创见”完全无视占有了物质关系上统治地位的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和思想的生产者——怎么可能放弃维护自身物质统治地位的思想生产和分配呢？应该承认，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非公经济的强势进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向地成为而且应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推动国有经济蓬勃发展的一种推进剂，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够找到合适路径在混合所有制中实现屹立不倒并最终胜出；但必须指出的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国有经济的促进作用如影随形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主张完全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倾情呐喊和引介，使得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不断升级，中国国有经济也到了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
2.以意识形态理论促进国有经济发展的学理依据和现实路径
在国有经济进发过程中，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鼓动与其他因素一起，对于恢复、巩固、维护国有经济统治地位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有经济属于全体人民所有，政治权力是人民赋予政府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这些只是从抽象原则总体上来说；承载着抽象原则的具体制度设计是由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来操作完成的。在建立、运行相关经济政治制度、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国家宪法各个层面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应追求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惩治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以人民之名义盗窃人民财富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原则，也是不能撼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则。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应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则为指南，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设计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国有经济的优化结构，与非公经济共同构成内在有机统一整体。
如果在这种顶层设计中，不能保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秉持着“不发达的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全方位模仿、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发展理念，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丧失社会主义根本属性，也会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被空心化而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状；进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中介，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杂糅混同过程中被资本主义同构化，实质上就是剥夺了大多数民众当家作主本该享有的根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利益。党的历届领导人对此非常清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占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新华网2014年8月18日。）而且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现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以此为指导。
吴易风教授对国有经济的作用曾论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要求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认为整个经济发展要以‘非国有经济’作为‘主战场’的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误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要求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那种让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竞争中自然淘汰的主张，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447页。）卫兴华教授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既不是让私资侵蚀国资，也不是让国资侵蚀私资，而是要‘国进民进’，共同发展。如果私资进入国企，让国资放弃控股权，转由私资控股，那就蜕变为私营经济了。”（卫兴华：《去除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随意性》，《北京日报》2015年10月12日。）卫兴华教授有关混合所有制的理论焦点一是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二是进入国企的私资不能反客为主，由私资控股，否则就等于制造了国有资产的无谓流失；而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一定会存在严酷的竞争关系，并且要保证从长远历史时期来看，国有经济应该取得相对的强势，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视为得到大发展。持续的“国退民进”只能招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败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中，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成为重中之重，“保值增值”只是借用资本价值膨胀的属性，而非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只顾自身逐利的资本。当然，在混合所有制的架构中，国有经济应充分利用共处于同一个平台既有合作又带竞争关系的私资的力量，同时大力借鉴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土地、管理等诸多资源统筹优化配置的方式和技巧，使国有经济借助必要人才、资金、政策、股份制形式等外在资源，实现内生快速扩展，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引领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唯有国有经济不断夯实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才能具有深厚的抵御国内和国际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的物质储备和精神底蕴，才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而不被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所操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社会主义政权也才能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人民支持，才能不断加深拓展“现实政治合法性”。所以，从最根本上说，正是有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才会实现对于人民利益最大程度的维系保障。
（作者：韩汝胜，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博士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授权本官微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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