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供求关系分析
编者按：在分析中国经济走势的三种方法中，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各有利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尽量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理论和有效的方法，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正确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供求两侧都存在总量、结构、长短期的问题，不仅是供给侧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需求侧也存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不能混淆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的区别。应对经济下行，必须全面协调配套深化改革、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长短期结合兼顾，才能奏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目前正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执行落实“十三五”规划，怎样分析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走势，如何认识、适应、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应该运用什么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及其走势、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指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势。这可能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接连强调要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走势的三种不同分析方法
怎样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走势？目前存在以三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三种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的三种不同看法：一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运用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方法；二是以里根经济学即供给学派的理论为基础，运用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的方法；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分析、制度分析和供求关系综合分析方法。前两种方法都是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各有利弊，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不全面、也不完全正确；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更全面、科学、正确、有效。
1.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利弊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碰到经济问题时，更多的是到西方经济学中找工具、方法，更多的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中国近几年的经济下行态势，开始主要也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状况，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主张保增长必须扩大消费、增加投资和出口。
这种分析和主张的“利”或者说正确有效的方面是，这种认识抓住了经济下行是由于需求不足，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出现乏力的重要原因。出口增幅大幅下跌，消费需求不足，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投资增长不能过多过快，的确是导致近五年经济下降的重要直接因素。但是，在分析需求为什么不足时，这种分析和主张出现了两种不同情况的偏差，存在“弊”或者说缺陷，即不全面、不深入甚至不正确的方面。一种情况是找错了原因，认为需求不足是国有企业、土地制度和市场化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提出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土地私有化、经济完全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的对策主张；另一种情况是没有深入分析和揭示国内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原因，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治标不治本的刺激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再加上现在影响出口的国际性外因本国难以控制，结果采取的扩大内需、压缩产能的措施成效甚微，经济继续下行。
这种缺陷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固有的通病：只重视短期情况、总量平衡，忽视长期趋势、结构合理优化；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需求管理，轻视供给管理；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暂时缓解短期总量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结构问题。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产生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之所以不足又是因为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而且市场自身无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政府实行需求管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凯恩斯以及其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没有再进行深入分析。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找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所以开出的药方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虽然在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病情，但不能根治，甚至可能陷入“滞胀并发症”（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20年经济增长的所谓“黄金时期”，凯恩斯也被尊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滞胀”的泥潭，患上了以前没有的“摩登病”，凯恩斯主义也陷入了“破产”境地。至于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再深入分析、寻根问底，则可能是没有掌握科学方法，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信仰等的局限而有意回避、视而不见、不愿、不能、不敢深挖制度根源。其实，马克思早就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
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失灵，于是有人认为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有缺陷，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在进入“新常态”，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方法更不行了，应该另找出路。
2.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的利弊
朱镕基在200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内需，但此后十多年来一直内需不足、扩大不易、原因不明。近几年实行的扩大内需、压缩产能措施的成效也不显著，有部分学者认为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虽然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面临的是结构、质量、效益、可持续发展问题，需求分析只是总量、短期分析，有局限性，已经不行了或者不够了，需求管理也难见成效，而供给分析是结构、长期分析，更重要、更符合中国实际，主张转向借鉴“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论、采用供给分析方法，提出供给管理对策。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结构失衡不优，应该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
这种分析和主张的“利”或者说正确有效的方面是，抓住了也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供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有价值的，对于克服以往的片面性也是有帮助的。比如，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不先进使得产业结构不优化、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低端，结果造成无效供给过度（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也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收入不高，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相应提出的提高劳动力素质，鼓励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升级产业，优化结构的战略对策和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分析和主张也存在“弊”或者说缺陷，即不全面、不深入甚至不正确的方面。应该说这种看法和主张是有价值的，对于克服以往的片面性也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也需要避免重犯迷信、照搬凯恩斯主义那样的错误，转向迷信、照搬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管理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只重视供给、结构分析，忽视需求、总量分析；也是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剖析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基本否定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开出的药方同样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奏效，不能长期见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里根经济学的实践结果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里根经济学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三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赤字率和高增长率）的所谓美国“新经济”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是2008年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因此，依据供给理论和供给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和提出对策主张，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有效性，但也存在缺陷，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即使中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科学技术创新，国民经济结构演变成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先进结构、科学技术水平也达到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度、产业也升级到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经济就不会下行了吗？如果需求不足，照样也会导致经济下滑。欧美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科学技术发达、经济结构先进、产业升级不能完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如果制度缺陷造成需求不足，依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下滑，甚至发生严重经济危机。
另外，把美国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滞胀并发症”实行的所谓供给管理政策，说成是与需求管理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也是不准确的、不全面的。在里根政府当时采取的减税、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增加军费开支、减少国家干预、放松政府行政管制、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反通货膨胀等政策措施中，有不少重要措施，实际上不仅是改善供给，而且也是调节需求，比如其中三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减税、提高利率、增加军费开支（包括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就是如此。减税实际上就是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劳动，虽然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改善技术供给，同时也可以增加投资需求和收入，进而增加消费需求；提高利率会减少投资和投资需求；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扩大军费开支，同样既有利于科技进步，也增加投资需求，既增加有效供给、又扩大有效需求。有的措施还主要是影响需求，对供给没有多大直接作用，比如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本身就是财政政策，会减少有购买力的需求、减少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缓解通货膨胀，只能通过物价下降间接影响供给。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及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实行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场经济理论，相反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系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适应这种新任务、新情况的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只能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事实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不单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不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无产阶级革命论”，而且也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与小商品经济不同的在社会经济形态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商品经济。《资本论》中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所谓“商品经济”主要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是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包括商品、价值、价格、货币、市场、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节约时间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基本范畴和普遍规律在内的逻辑严密的系统的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两种方法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以上对运用这两种方法利弊的分析说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存在局限性，单独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各有利弊，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是得出的结论都有片面性、不完全正确。即使是把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如果像西方经济学的普遍做法那样，偏重从生产力角度进行经济现象分析，不同时进行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样也不全面、深入，也不完全正确，提出的政策主张可能短期奏效，但是不能长期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在分析研究中国经济起伏波动和周期性的时候，既要尽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里根经济学’的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更要采用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特别是相互关系及其制度根源上进行分析”。
供求关系是基本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分析研究，与包括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不是只单方面分析或强调需求或者供给，而是在分别分析需求和供给的同时，更要重点综合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不只是分析经济现象，更要深入揭示问题的实质；不只是分析供求的现状表现及其直接原因，更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关系状况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不只是片面强调需求管理或者供给管理的重要性，而是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更重视的是相关制度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符合实际、更科学的结论，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对策。
程恩富教授也明确指出：供求两方面是辩证关系，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片面强调供给，把减税作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现在是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来辩证认识供求关系，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只强调需求，也不能像供给学派那样只强调以减税为主要措施的理念。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可以用“新三驾马车”——要素质量、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研究和提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关的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理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也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主要应该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要坚持、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却只是搬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和说明中国问题。
二、正确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正确理解和贯彻这个新的提法和要求，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是什么关系等。
1.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成了中国经济讨论的热词、高频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的目前有5种说法，即“供给侧”“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性改革”。
供给和需求（简称供求）是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也可以说是供求两侧、供求两端、供求两方面。所谓“供给侧”也称“供给端”，我们理解就是指供给方面，与“需求侧”或者“需求端”对应。“供给侧改革”则是与供给有关的制度改革，“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与供给有关的经济结构方面的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的简称。
供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二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需求也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二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供求都既有总量、短期问题，也有结构、长期问题，都存在相关制度改革问题；供求两侧都既要进行总量、短期分析，也要进行结构、长期分析。说需求只是总量和短期问题，供给才是结构、长期问题，只有供给侧才有结构性改革问题，是片面的。既有总需求，也有总供给；既有长短期需求即需求情况的短期现状、长期变动，也有长短期供给即供给情况的短期现状、长期变动；既有由消费、投资、出口构成等“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结构，也有由不同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和劳务构成的产品劳务供给结构和由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构成的要素供给结构；供求两方面都存在与其总量、结构、长短期有关的制度改革问题，优化供给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合理也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因此，“供给侧改革”应该既包括供给总量方面的制度（比如导致供给总量过剩或者不足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又包括供给结构方面的制度（比如造成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档次低、质量差、技术含量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低、效益低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即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谓“经济结构性改革”，我们理解是指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有关的制度改革或者说是经济结构领域的制度改革。广义的经济结构，不仅包括主要从生产力方面看的由产业结构（含产品和劳务结构）、投资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供求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技术结构、外贸结构等构成的国民经济结构，而且包括主要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样，广义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不仅包括从生产力方面看的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而且还包括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因此经济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而且包括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即需求方面的结构改革，不仅是国民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即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结构改革，比如所有制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仅仅把经济结构性改革看成是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不全面的。
2.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的区别和联系
“经济结构性改革”或“经济结构改革”是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有关的制度改革，不是经济结构本身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的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本身的变革优化，经济结构改革则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相关制度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是要清除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障碍、为经济结构优化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的对象只是制度，国民经济结构不是制度、本身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只有演进、调整、优化升级的问题。
现在有的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寻找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途径、论述经济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仅没有全面清楚具体地说明哪些制度缺陷导致经济结构不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要改革以及怎样改革哪些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有关的制度，而且往往也没有严格区分经济结构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把两者混为一谈，讲到经济结构改革的具体内容时，不少是经济结构调整本身的任务，不是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的制度如何变革。比如，有专家在解读“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路径时，提出“供给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还有学者不是从需要改革什么制度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而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增加要素高效投入、促进要素升级、培育新产业和新产品、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五个方面的作用，说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不是需求不足，保增长主要应该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这种状况不利于正确把握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全面深化经济结构改革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也不利于从供求的结合上全面分析把握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同时进行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改革、更好地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3.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要双管齐下
的确，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此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改革，但是为了“稳增长”，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国现在需要着力加强的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重要的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技术结构有关的制度改革，更是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有关的制度改革。
如果从稳增长的角度和供求两侧来看，由于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有效供给不足，所以增加有效需求、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包括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增加总需求），都非常重要、都不可偏废。中国现在要实现供求平衡，既需要合理增加需求、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优化需求结构，同时也要减少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
怎样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平衡？是主要增加或者减少总供给、还是主要增加或者减少总需求，或者双管齐下？我们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双管齐下即同时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因为这样效果会更好；至于是主要调节总供给还是总需求，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能没有一个完全一样、固定不变的答案，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选择。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生产过剩而且需求潜力巨大时，主要应该增加总需求，而不是主要通过减少总供给来达到总的供求平衡，更不能像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生时那样通过销毁过剩产品来减少总供给，因为这时候的需求更可能是合理需求，应该尽可能增加；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生产过剩而且需求潜力不大时，主要应该合理减少总供给，而不是主要通过增加总需求来达到总的供求平衡，因为这时候增加总需求可能不合理；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供不应求而且需求潜力巨大时，主要应该增加总供给，而不是主要通过减少总需求来达到总的供求平衡，因为这时候的需求更可能是合理需求，应该通过增加供给尽可能满足；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供不应求而且存在需求过度、不合理时，主要应该减少总需求，而不是主要通过增加总供给来达到总的供求平衡，因为这时候的需求是应该减少的不合理的过度需求。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生产过剩而且需求潜力巨大，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扩大需求和压缩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双管齐下，特别是增加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如前所述，无效供给过度、有效供给不足只是经济下行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仅此不够，同样重要的是全面深化与需求和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改革。因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也是经济下行的直接原因，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又是收入差距过大、劳动收入偏低，而收入分配不合理产生的原因，则主要是分配制度以及与收入分配紧密相关的所有制等制度的缺陷。
从一般经济学原理来看，市场经济是依靠有购买力的需求推动的经济，没有市场需求，市场经济不可能发展，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需求的主要不是供给，而是购买力即收入。的确，在一定条件下供给虽然可以创造新需求，但是一般情况下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供给是为需求服务的，最终还是需求决定供给。马克思早就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正是由于发明和生产出了手机，所以才产生了对手机的需求，表面上看好像是供给能够完全独立地创造需求，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人们有更快捷更方便更好地传递信息的需求，而手机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说到底还是需求决定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有现实市场需求或者说供不应求的供给。如果需求不足，即使供给改善，经济仍然难以增长；如果需求充足，即使供给达不到要求、不能有效满足需求，也会刺激供给改善和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强调供给侧的重要性不能否定需求侧的最终决定作用。
总而言之，由于需求不足、无效供给过剩（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完善，所以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稳增长的根本途径；由于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包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所以必须同时进行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的改革；由于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包括供求两方面的结构因素，所以必须同时进行供求两侧的结构性改革；由于收入差距太大、劳动收入偏低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的直接原因，所以保增长和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深化分配制度以及与分配有关的所有制等多种制度的改革。
三、合理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切实做到“三去一降一补”
中国经济目前呈现下行态势，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逐年下滑到2015年的6.9%。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是中国现在应对经济下行、调结构、稳增长的五大任务。虽然只要努力去完成这五大任务，肯定能够促进经济结构向优、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的艰巨性，难以保证相关措施马上就能立竿见影、经济迅速止跌回升，甚至可能继续下行一段时间。这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是去产能、去库存只是减少已经过剩的产能、积压的库存，特别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以往应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那样，采用人为销毁的方式（如强行关闭企业、拆除机械设备、低价抛售或毁坏过剩产品等），并不能增加生产、直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第二是如果不采取人为销毁的方式去产能、去库存，真正要做到去产能、去库存，多数必须有新需求或潜在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所以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总需求是否能够有效扩大，只有总需求扩大，总供给才不会过剩并且才能扩大，经济也才能止跌回升。
第三是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如果产能过剩部门通过转产、进入短缺部门和新兴产业来实现去产能，不是想转就能转的，必须具备相应的资金、技术、人才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短期还会增加投入成本、造成资产损失；采用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和销售库存的方式，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也需要措施得当、经过一个努力的过程。
第四是真正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困难不少、阻力不小、难度很大、任务艰巨。去杠杆、降成本虽然可以减轻企业负担、轻装上阵、更好发展生产，增加盈利，但是这只有在产能不足、产品短缺的产业部门才能奏效，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产业部门面临的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不是增加生产；补短板虽然能够实现瓶颈产业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需要相应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制度条件，而且现在短板是少数，更多产业是产能过剩，即使补齐短板，总的状况可能还是过剩。
更重要的是，造成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市场调节和民间投资的自发性、盲目性之外，相当部分产能过剩也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了追求短期财政收入、政绩业绩而盲目直接过度投资造成的，有的也是地方政府参与支持保护鼓励推动民间投资甚至是少数官员参股操控谋利导致的，而去产能、去库存可能会造成经营亏损、资产贬值报废、既得利益受损，导致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清算、相关债务难以偿还、加剧银行风险、减少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相关职工转岗下岗失业、相关企业高管的升降去留，所以很可能受到地方保护、产能过剩部门的企业、投资者、少数利益相关的官员和部分相关职工、相关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阻碍，这是去产能、去库存已经提出几年而成效不十分显著的重要原因，也是现在产能难压并且相当程度上要靠各级政府来压产能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情况，去产能、去库存主要应该是创造条件，合理增加有购买力的需求，以消化过剩产能和库存，向新兴产业、供给不足产业和国外转移，还可以降价销售，尽量不要采用销毁的方式。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过剩产能，首先都应该尽可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自然淘汰压缩，但是国有企业、政府投资、地方政府参与支持保护和少数官员参股操控的过剩产能的压缩，还必须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采取坚决、果断、有力的措施，真正做到壮士断腕断臂，同时坚持惩治与产能、库存、杠杆化有关的腐败，适当增加相关财政支出，建立专项基金，鼓励创新创业，广开就业门路，切实安置好相关职工，给予必要的合理补偿。
综上所述，应对经济下行非一日之功，难以一招几招见效，必须迎难而上、坚持不懈、全面协调配套深化改革、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长短期结合兼顾、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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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年。
[3]刘世锦：《供给侧改革需打通要素流动通道》，《经济日报》2016年1月11日。
[4]李佐军：《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经济日报》2015年11月23日。
[5]丁任重：《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日报》2015年11月19日。
[6]姚洋：《稳定2016年经济增长须提高有效需求》，《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6日。
[7]《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干》，《经济日报》2016年1月5日。
[8]简新华、余江：《正确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经济要参》2015年第49期。
（作者：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江，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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