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按组织原则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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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如何真正起到了共产党员表率作用的？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但每年的1月8号和3月5号前后，人们还会以各种方式来缅怀与纪念他。周恩来，一个不朽的名字，多少人听到这个名字崇敬之意便由然而生；他的优秀品德、优良作风和伟大人格一直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他的丰功伟绩也深深地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体共产党员正在努力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身为共产党员，学习周恩来，首先就要遵纪守法，凡事论责任讲规矩，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了37年。这37年，是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的37年，是我亲身感受到两位老人家身居高位却从不搞特殊化的37年，更是我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下成长的37年。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和工作作风，是我一生都学不完的无形教科书。在这37年中，通过许许多多事例，我看到，周总理是怎样一个严于律己的模范，无论大事小事，凡要求党员和普通工作人员做到的，他自己一定首先做到。下面，我就从几个事例谈谈周总理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真正起到了共产党员表率作用的。
记得那是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准备上天了。恰好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是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新闻稿。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稿，你马上把稿子送到新华社吴冷西同志那里。记住，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上，等他看完后你直接把稿子送到外交部。”
什么新闻稿这么重要，还要直接送到外交部？原来这是一篇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稿，如果原子弹爆炸成功，外交部就要在第一时间向国外发电报（当时同国外的通讯联络都是靠发电报），让全世界在第一时间知道这条新闻。
我拿起文件袋准备走，周总理又嘱咐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告诉他们，没有见报前不准向外透露一个字。”我赶到吴冷西家，他正在吃午饭，接过文稿他放下饭碗立即就看。他很快看完，我又拿着新闻稿直接去了外交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第二天中外报刊都应该发布这条消息，我们在西花厅也高兴得相互击掌庆祝。其实，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早就知道关于原子弹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外泄露一个字。
后来我还了解到，周总理曾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是一项机密，参加项目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绝对保守国家的秘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已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对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她是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主管同志到试验现场后，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内容，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由于周总理有言在先，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没有发生任何泄密事件。
时隔多年后，有一次我和邓颖超同志聊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颖超同志说：“嗨，那算什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那年7月，党中央派恩来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接受任务后，他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才对我说：‘今晚吃完饭后要动身去九江。’至于去九江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恩来都没有讲，我也没有问。我们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我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恩来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我们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这是我们几十年长期养成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
又有一次，邓颖超同志填表，她一边填一边对我说：“当年我和恩来入党时间不同，又不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间入党的，这在当时是遵守纪律不能说的事，也是在我们相互通信中更不能讲的事。直到恩来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才知道彼此都是党员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平时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到书画戏剧、熟人朋友，或是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说到一些没有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颖超同志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工作关系，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却绝不会对邓颖超同志说。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同志来看望邓颖超同志，当说起某件事时，她很吃惊地说：不知道。对方也很吃惊，问她周总理知道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她回答说：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从来不说的。这些，如果不是在他们身边工作过的人可能是不会理解的。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仍然毫不动摇地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坚持严守秘密的原则。有一次，周总理出去开会一天一夜没有回来，但在周总理回来之前，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
邓颖超同志对传言有所怀疑，所以总理回来时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听后马上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看到周总理这么认真地追问，邓颖超同志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听邓颖超同志这么一说，周总理也就没有追问下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就像邓颖超同志所说的，“恩来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露”。
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周总理的办公室没有工作关系的人不能进去，就连邓颖超同志也要有事敲门，除非周总理要请她来说事或看文件，她从不轻易进去。我们工作人员有事进办公室，当听到总理在打电话时都要主动退出，除非周总理摆手示意“你不要走……”。另外，我们从不到总理办公室门口的卫士值班工作间打电话，有事必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才能打电话；不是你主管的文件不许看，不该知道的事也不要互相打听，即使是邓颖超同志也不例外，除非是周总理认为某件事同她的工作有关，才让我们去请她来看或让我们在送出前给她看后再发。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为什么在遵守党的纪律上能做得这么好？邓颖超同志曾经对此做过精辟解释：“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纪律的基本要求”；“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有责任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是职位较高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绝不以权谋私，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我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时，最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两位老人家从不以权谋私，不占公家任何便宜，这一点在当前尤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周总理总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虽然我们职位比较高，但那是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绝不能因此而违反相关规定。
比如，卫生部门有规定，有些滋补药需要自费，保健医生觉得周总理和邓大姐用这种药的量很少，需要时在中医大夫那里直接开一点就行了。但是，总理知道了就再三对保健医生说：“这些药，我和大姐两人总是会用一点的，请药房同志麻烦一点，记上账，每月结算一次。你记住，凡是规定的自费药，我们一定要交钱，绝不能违反规定。我们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
在西花厅，按规定办事是原则，为此周总理和邓大姐还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
比如，凡是因私用车都要交费，周总理有时候看朋友、看戏，甚至出去理发，他都让司机计算登记里程公里数，每到月底结算一次。
再如，他去外地，不论是开会、调查，都让我们按规定的定量交粮票付饭钱，每次连茶叶都是自备。通常，周总理出去有五不准：一不准省市领导接送，二不准宴请和陪餐，三不准摆酒水，四不准添设高档菜，五不准房间里摆水果。同时，他外出从来不带无关人员，有时他去公园散散步，还特意嘱咐不准封园，不准戒严，不准影响人民群众的游览观光。
对于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更是经常告诫我们，不能因为在他身边工作而感到有优越感，不能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更不能盛气凌人，以势压人，而是不论对方职位高低都要以礼相待。
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对工作人员和亲属要求都很严格。在西花厅，工作人员提职、提级和调动是一件常事，但周总理从不为他们说话，都是按照个人级别由组织安排新的工作。
对自己的亲属，周总理更是严格有加，他经常说：“过亲属关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不仅是有直系亲属，还有本家和各种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却可能影响你。”
“谁也不能搞特殊 ”，这是周总理常说的一句话。他有一个婶母，20世纪50年代在老家得了重病，当地县医院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婶母的病情。周总理随即给当地政府回信并寄去医疗费，说知道婶母的病无法治疗，就不要向外地转治了；如果救治无效，也请他们本着节约和俭朴的精神代为办理后事。
后来周总理的婶母去世了，他怕以前寄的费用不够，请当地政府把医疗及后事单据都寄来，然后又用自己的工资补齐了差额。这样的事，周总理做了不是一件两件。他的弟媳妇生病，他寄去医药费；他的一个侄子年轻时沾染了一些恶习，在20世纪60年代还犯了严重错误，他知道后几次让办公室给当地有关部门写信，提出对他的侄子要严加管教。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侄子家有什么困难政府不要补贴，把情况告诉他，由他本人出钱补助。以后许多年，周总理一直给予这个侄子的母亲经济补助，直到她去世。
“文革”期间，周总理的一个侄女到内蒙插队，后来很多干部家的孩子都想方设法当了兵，有一天他的侄女也穿着一身没戴领章帽徽的新军装来到西花厅，高兴地告诉周总理自己当兵了。周总理问侄女怎么当的兵，她说是正当手续。但周总理不放心，特意交待我和他的卫士乔金旺去了解他侄女当上兵的途径。我们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他的侄女确实是从基层报名当的兵，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总理，满以为他可以放心了。但是周总理却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无论这孩子怎么当的兵，都得动员她回内蒙继续插队。在那个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时期，周总理希望自己的亲戚能做出表率。后来，他的这个侄女终于脱下了那身没穿多久的新军装，我和乔金旺把她送上返回内蒙的汽车。
谁都不许用周恩来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名义谋取私利，这是周总理给我们订下的死规矩。在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下，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
（作者：赵炜，原周恩来同志秘书、邓颖超同志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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