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1818年，马克思出生。到1848年马克思三十岁时，署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本书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不曾预料的是，二百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思想居然是在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客观上引领着全球的社会主义走向。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只是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一员而已，可是，中国是一个超级规模的国家，影响亦是如此，马克思有理由为中国的成功而高兴。
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呢？毛泽东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学就灵”。历史的结果当然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一学就灵”并不意味着依靠简单的传播和移植。其间充满了诸多经验教训，甚至是血泪交加。欲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毛泽东的“九篇文章”不可不看。
所谓毛泽东的“九篇文章”是指，毛泽东于1941年至1943年所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每一批判独立成章，所以称为“九篇文章”，长达五万多字。用胡乔木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这组文章是“嬉、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可视为“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
令读者颇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尚不能读到九篇文章之全部，已经权威发布的节选部分，见之于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为题，约五千余字。
尽管现在不能读到九篇文章之全部，但客观地说，就目前所见到的文字而言，毛泽东在这几篇文章中，已经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之内在辩证关系，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成功这一未来事实。
为什么会在1940年代产生毛泽东的“九篇文章”这一激愤之作呢？这就要回答，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学就灵”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依靠简单的传播和移植便可成功的问题。
从最初进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就面临一种反对意见，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1930年代，就有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想捆绑在一起，认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还是要恢复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友好人士梁漱溟亦在1938年向毛泽东表明：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不能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自然，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便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当时的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事情，鲜有提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共产党宣言》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上面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也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胡绳也称，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但有一些人则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成功，证明了是真理，那么，中国人照章办理，也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的经验，开始了革命之路。
在革命之路上，中国问题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俄国的经验之差异慢慢凸现出来。例如，像俄国那样靠攻打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事实一再证明不可取；像俄国那样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是一个更为广大的农业国家。革命被迫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结果，红军在苏区几乎陷入绝境，被迫长征，红军人数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差不多全军覆没。
问题是，这一切都是顶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在“九篇文章”愤怒指责为：“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可见，“专门贩卖马克思”不仅不会带来革命的胜利，而且还会毁掉革命，这就是血泪交加的历史教训。
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特别批评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此处之“本本”即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国际的经典著作。他还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可以说，毛泽东最早破除了对本本的迷信，将实际情况置于本本之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判断。
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特别注重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其要义如下：
其一，革命之成败并不取决于是否时时处处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马克思主义“多了也不行”。
毛泽东之所以把中央苏区的失败看成“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因为教条主义的领导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因此，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可以理解为，“少了不行”当是指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多了也不行”当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招牌，甚至“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在实际情况需要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时，依然坚守老祖宗的话，哪怕头破血流也不变通。
这种带来失败后果的“马克思主义”，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毛泽东才力透纸背地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何等的一针见血！
其二，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正确的方法论。
毛泽东首先回顾了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穷尽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但它告诉了我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等于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因此，毛泽东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毛泽东批评道：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其三，革命欲成功，必须遵循革命的客观规律，“打倒一切”的革命必然失败。
教条主义发生在革命队伍内部，从主观愿望上说，大家都是希望革命早日成功，都希望打败敌人、壮大自己。可是，革命是凭愿望就能胜利的吗？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作了非常形象而辛辣的描述：
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能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之真理性在很大的程度取决于革命主体对一切客观因素（即世情、国情、党情及其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这样，中国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才能证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完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作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2017年度“建国70周年”研究系列：“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教训研究”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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