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仝华：1924年李大钊在苏联的经历及相关文献研究

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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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亦称中国代表团）从国内启程赴苏联莫斯科，出席6月17日至7月8日在此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同年11月奉命回国。其间，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处参观访问；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撰写有关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等，留下了截至目前可知的10余篇重要文献。这对我们了解那时的国情和世情，以及了解和研究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若干重要主张等，提供了宝贵依据或参考。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之一。1924年，是共产国际成立的第五年，是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第一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是年6月上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从国内启程赴苏联莫斯科，出席6月17日至7月8日在此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同年11月奉命回国。其间，他在苏联的经历及留下的相关文献，对我们了解那时的国情和世情，以及了解和研究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若干重要主张等，提供了宝贵依据或参考。围绕论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根据中共中央安排率代表团赴苏联

在1924年李大钊率团赴莫斯科前，不早于同年3月30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国共产党，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其中写道：“贵党应派代表4人到会。此代表的产出方法，需依照下述本执行委员会之规定”。[《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不早于3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页。以下凡引文出自该书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相关规定共八条，其中前五条分别为：

“一、代表切切不可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分子,必须包入区或地方的分子在内。代表团中亦须妇女和青年的代表。

二、代表团中须有半数为任事于工业界的同志。

三、若党中主张分成两派,那么这两派最好在代表团中都有代表。

四、这次的大会中,要同时举行合作部国际大会和红色救济国际大会,所以我们请你们在代表团派定几个人,付以出席这些会议之权限。

五、我们亦请你们的代表须按规定人数全体出席。”[ 《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不早于3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583页。]

这是一份反映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重要文献。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国共合作初建阶段。此前，同年1月，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3月8日，李大钊出任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即他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列宁纪念册》，李守常撰写的《列宁不死》一文登载其中。该文写道：“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 亦，原文如此。]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同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有鉴于此，5月下旬，李大钊不得不离开北京，由长子李葆华陪同前往河北昌黎五峰山暂住。6月上旬，党中央派于树德给李大钊送来通知，即委派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会。接到该通知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化装成一个行庄的生意人，冒着被缉拿的危险回到了北京。在此，他与代表团成员王荷波、罗章龙、刘清扬联系，商定赴苏事宜，决定由满洲里出国赴苏联莫斯科。[ 参看：杜全忠编著：《李大钊研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页。]6月份行程确定后，在北上途经哈尔滨时，李大钊与随行人员住在一家叫“宏昌茂”的杂货铺里。李大钊等在此停留了3日，为安全赴苏做了更周详的计划和准备。[ 参看《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后来，实际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此前已在莫斯科的彭述之等。从1924年6月14日刘清扬在莫斯科填写的调查表看，李大钊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约经七昼夜”[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以下凡引文出自该书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到达莫斯科的时间不晚于这一天。到达莫斯科后，他们住在离红场不远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柳克斯旅馆（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招待所），李大钊住在三楼，每天接应来客，草拟文件，为国际报刊写文章和通讯，从清晨到深夜，十分繁忙。[ 参看陈晓声、张永和著：《王荷波》，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李大钊并挤时间学习俄语。

二、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及在苏联的主要经历

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共有49个国家的60个政党和组织的510名代表。根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共10人，其中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各2人。[ 参看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3页。]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与会名单”记载，来自中国支部的代表，有表决权的为：琴华、瓦诺夫；有发言权的为柳齐佳、彼得罗夫。[ 参看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3页。]会议主要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的策略等。6月3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 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生于乌克兰。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出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向大会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他特别指出：“共产国际也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而且我们知道，这批党员在这个党内的活动推动了它走上更加坚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7月1日（星期二）晚，李大钊以“琴华”的化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书面报告。该报告收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第296-300页。又可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第417页。]瓦诺夫（即王荷波）、彼得罗夫（即罗章龙，与此前即在莫斯科的彭述之俄文姓相同）当选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第436页。]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这里是指罗章龙还是指彭述之，仍有待考证。]当选为宣传委员会委员。[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第436页。]瓦诺夫当选为青年问题委员会委员。[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3）》(主编戴隆斌)，第437页。]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后，罗章龙、王荷波等随即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们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和孤儿院等。之后，罗章龙、王荷波等代表前往德国，在柏林和莱茵河等地学习和游览。[ 参看陈晓声、张永和著：《王荷波》，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页。]罗章龙并出席了同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 参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同年10月中旬，罗章龙返回上海。[ 蒋明宝：《1924-1924：毛泽东在上海闸北》，《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11期，第21页。]此前，同年秋，王荷波回国，并很快投入工人运动。同年冬,刘清扬被中共中央调至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后当选为该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共产国际五大后，彭述之于同年8月回到上海，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后，李大钊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8月16日，李大钊请他人代为用俄文填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履历表》。其中第27项为：“进入共产国际的时间 1924年8月15日”。在填写该表的同一天，一份由Г.沃依林斯基签名的“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的信件中写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请批准琴华同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事务临时顾问（或参事、报告人），自1924年8月15日起将琴同志列入东方部编制。”这两份档案文献从一个方面记录了李大钊在苏联的情况。

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后，李大钊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访问。他并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以及撰写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文章等，从一个非常重要方面，为其此行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就目前已知的，除7月1日的报告外，还有14篇。对这些文献资料，本文第三至第五部分将予分述。同年10月，李大钊出任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鉴于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指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迫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的政变。]后国内出现新形势，根据党中央决定，李大钊离开莫斯科回国。

三、7月1日的报告及同月的5份相关文献

（一）7月1日的报告

1924年7月1日（星期二）的晚间会议，是共产国际五大举行的第二十二次会议。其议题是讨论6月30日曼努伊尔斯基向大会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会议主席是格施克（德国）。原定安排在会上先后发言的代表分别是：（塞利耶）法国、（罗西）意大利、汤姆﹒曼（英国）、吉姆﹒拉金（爱尔兰）、阮爱国[ 阮爱国，即胡志明。]（越南）、道格拉斯（英国）、马克西莫斯（希腊）、特兰（法国）、瓦西里科夫（波兰）、杰奥尔杰斯库（罗马尼亚）、佩珀（美国）、琴华（中国）、阿姆特（美国）、法鲁克（土尔其）、拉狄克（苏联）、泰尔尼克（德国）、拉狄克（苏联）。[ 参看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8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2）》(主编戴隆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313页。以下凡引文出自该书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发言两次的苏联代表，是根据会议安排对有的问题做说明。李大钊准备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五大提交的最重要的文献。但是，在美国代表发言后，会议主席告知与会者：“我们的中国代表琴华原本希望做一个报告，今天他作不完报告了。他的报告将列入记录并在公报中刊登。”[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8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2）》(主编戴隆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页。]该会议于莫斯科时间当晚9时40分休会。[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8卷，《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2）》(主编戴隆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由上可知，李大钊在这次会议上未做口头报告，而是作的书面报告。据笔者考察，之所以出现此情，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1）相当一部分代表的发言（包括越南代表阮爱国的发言）直白地对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提出了异议或建议，而李大钊准备的发言相对含蓄；(2)时间紧，并且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稿比较简短（2千字左右），而李大钊的发言稿相对较长（3千余字）。

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中国的民族运动的任务。报告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页。]

第二，关于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报告指出：“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对此，报告叙述了几个最重大的事件，其中包括：（1）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由美国商人走私引发）；（2）汉口纺织工人案（由英国军队及其驻汉口领事制造）；（3）法国金法郎事件（由法国政府制造）；（4）旅顺口和大连（指日本拒绝按条约归还这两地）；（5）临城案（指英、美、日、法、意等国借发生在山东临城的抢劫事件对中国进行再敲诈）；（6）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7）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司免交消费税，致使中国每年损失两亿美元）；（8）广州的关税（英国政府派军舰去广州，威胁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自行征税）；（9）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指帝国主义列强达成协议，建立长江联合舰队，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他们的做法）。报告强调：“还可以举出许多其它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页。]

第三，关于近年来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报告从4个方面做了介绍。其中第三个方面概要介绍了国民党一大的情况，并特别列举了这次大会确定的对内对外政策。报告强调，这次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页。]，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页。]，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页。]

第四，关于中共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据及对共产国际五大的希望。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页。]

李大钊的报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对共产国际五大的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

（二）一封信和一份申请书

在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期间和之后，7月1日、17日，中国代表团成员秦华、王乐夫[ 王乐夫，从发音看，同万诺夫很像，万诺夫当为王荷波俄文姓瓦诺夫的另一种译法，因此，个人认为王乐夫就是王荷波。]、彭述之（彼得罗夫），共同依次签名，先后写下了《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和《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申请书》。

7月1日的信全文为：“致主席团：中国代表团听了阮[ 阮，即身兼法国共产党和农民国际代表的胡志明。阮爱国，是胡志明在共产国际五大使用的化名。]同志代表各殖民地做的声明。鉴于本团没有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所以对他的声明不负责任。我们认为这一声明仅具个人性质。”[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00页。]7月17日的申请书全文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急需工作人员。我们中国代表，请共产国际东方部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派遣彼得罗夫和勃林斯基[ 勃林斯基，即任弼时。]二同志到中国从事党的工作。”[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02页。]从当时的情况看，7月1日的信应该是在当晚阮爱国发言之后。关于7月17日的申请书，从此前同年5月20日中共旅莫支部大会的决定看，该会已作出决定，宣布增派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尹宽、红鸿、郑超麟等6人回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因此该申请书所申请之事，是中共党组织事先即有所安排的。

（三）三份“守常交来的报告”。1924年7月，李大钊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三份报告：《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全国学生运动状况、《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二）——全国国民运动状况、《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三）——全国劳动运动状况。

报告（之一），以介绍北京的学生运动为重点，包括北京学生运动之团体、北京学生与国民党、北京学生与S﹒Y、可注意的蒙藏学生。报告写道：“北京学生之地位与环境，与各都市或地方异。其最明显者，为接近政治中心，天然为全国学生运动之发源地及领袖。其对于政治较能了解，更受刺击[激]，固其政治热(情)比他处学生为高，遂不时有学生运动之兴起。”[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7页。]随后，报告依次介绍了广州、香港、安徽和其他各地以及湖南的学生运动。

报告（之二）先后介绍了四川、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民运动状况，并着重总结了一年间“各地活动”的两点经验：“第一，我们以前希望国民党成为一有纪律，权力集中，是[能]集合全国革命分子的理想是不能做到的。……”“第二，我们更深切的明白，国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农人的参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39页。]

报告（之三）先后介绍了广州、香港、四川、武昌、上海、安源等地的劳动运动。其中关于香港的情况，报告写道：“香港工人以居外力压迫之下，固爱国心较内地工人为烈，颇倾向国民党，惜民党以前不能组织他们成党，无多宣传、不善利用此革命之潜力。”[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43页。]报告并介绍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指出：“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我们如经济充足，则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45页。]

上述三个报告，是李大钊在苏联期间所做工作的重要记录，也为我们理解他在共产国际五大所作的书面报告提供了帮助，对我们深入研究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9月至10月的报告、谈话、讲演和有关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文章

（一）报告、谈话和讲演

报告。9月12日，李大钊应邀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作报告，题为《中国最近之政变》。署名：李大钊报告李季达记录。该文是报告的摘要，1300余字。报告中所说的政变，是指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江、浙战争。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9月中旬，以吴佩孚、张作霖各为一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而起。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关系。其指出：“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方面，它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它与中国军阀勾结的标准。”[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7页。]（2）简要梳理了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直系军阀的历史。其强调：“经过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先后打败皖系和奉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垄断了北京政权，可以说直系处于全盛时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8页。]（3）阐明了在这一重要时期党的任务。即：“要拿出很正确的口号到民众中去宣传。宣传我党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0页。]。

谈话。9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李大钊以中共中央委员李秦华的名义对该报记者的谈话，题为“中国内战”。谈话指出：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是由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的。是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同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张作霖与段祺瑞正在华北和华中交战。在华南掌权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英美资本家和直系军阀支持反动的陈炯明将军反对孙中山。英国资本家还组织和支持人称“纸老虎”的法西斯队伍，其为首者是汇丰银行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1页。]谈话强调：“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2页。]

同日，《莫斯科工人报》刊登了《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署名“秦华（中国）”。其内容与上述《消息报》所载内容基本一致。

讲演。9月22日，李大钊以秦华的化名，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发表讲演。[ 该文原题为《秦华同志的演说——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大剧院组织的国际大会上》，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版第5卷改为现题。]全文700余字。发表这一讲演的重要背景是，1924年8月，孙中山为制止广州商团叛乱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月28日，英国政府令驻香港军舰9艘集结白鹅潭挑衅，其驻广州总领事向广东革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镇压商团，应将“全力对付”。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孙中山予以抗议，国内兴起反帝群众运动。在此情况下，苏联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9月22日，该协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英、法、日、苏等国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出席，拉狄克等发表了讲话。[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81页（注释1）。]李大钊的简短讲演，除扼要介绍国内形势外，还表达了如下认识和心愿：“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愿你们积蓄力量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5页。]这一讲演，留下了约40秒钟的影像。[ 见《历史影像：1924年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莫斯科讲演，现场掌声不断》。对这段影像的情况，董宝瑞在《李大钊在苏联留下的珍贵电影镜头》（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第18-20页）一文中，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讲演的最后，李大钊振臂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5页。]听众对他的讲演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影像虽然是无声的，但画面清晰，完全可以看出上述情景。]

（二）有关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文章

9月28日，李大钊在莫斯科写成《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全文近4千字。该文后来发表于1925年4月的《中国工人》一刊。文章开篇写道：“近读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弥勒氏评论周报》第二九卷第八号，内载有关于上海童工问题的资料，颇值我们注目。”[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1页。]随后，李大钊择上述两报所披露的上海哈尔滨路区、提篮桥区等共10个区的相关资料列于文中。该文还根据上述两报披露的资料，以棉厂、丝厂、烟厂、火柴厂等4类工厂中童工的悲惨境遇，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文章收篇写道：“吾侪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因特函述其要，愿贵报记者及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一改之。”[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7页。]

9月-10月，李大钊写成《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一文。署名李秦华，全文3千余字，刊登于《农民国际》[ 《农民国际》，共产国际领导的农民国际组织“农民国际”的机关刊物。农民国际于1923年中10月在莫斯科建立。]1924年9-10月合刊第7-9期，第71-74页。该文着重分析了“眼下这场席卷全国的内战”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其指出：这场内战“实际上乃是英国、美国为一方同法国、日本为另一方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殊死搏斗”，然而，“中国内战延续的时间越是长久，越是激烈，它对中国被压迫工农群众的觉醒所起促进的作用就越大，工农群众就越能迅速地意识到，踏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路才是惟一的求生之道。”[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1页。]

10月，李大钊写成《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一文。署名秦华，发表于《红色工会国际》1924年第9—10期，全文1400余字。该文在分析了当时中国内战的情况后指出：“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领袖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在他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他们所组织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他应当依靠农民和工人。广东工人已有一部分武装起来，革命政府也向全体中国工人发出了号召，请求支援。这是在反对自己阶级敌人斗争中号召工人武装起来的第一声号令。”[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4页。]

10月30日，李大钊应邀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作《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全文800余字。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江浙战争的历史背景。报告指出：自直系得到政权以后，“天天有战争”，“日日压迫人民”。“这次江浙战争，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弄成内乱的一幕。”[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6页。]（二）党的任务。报告强调：“我们以后要做的，特别是基础上的工作，主要的：铁路工人，矿山，海员，纺绩。”（三）在莫斯科训练的意义。报告谈了两点：第一，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来此，是学习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学求博士的。第二，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即“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7页。]

李大钊的上述报告、谈话和讲演以及有关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文章，都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李大钊在苏联的经历及其关注和思考的若干问题。

五、写成和发表赤都通讯

1924年9月24日，李大钊在莫斯科写成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赤都通讯》[ 原文没有副标题，现副标题是2006年出版《李大钊全集》第5卷时所增加。]，全文3200余字。同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上海版)副刊《觉悟》全文发表。该刊并加编者按：“李守常先生从赤都寄来的通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81页。]其开篇写道：“入俄以来，忽已数月，以道途修阻未尝通讯于足下，而国中朋辈亦多以未接音书为念者，兹特借与足下通问之便，一述我漫游中所得的印象，能假大报余白为之披露，获以间接告其近状于朋辈，幸何如之。”[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6页。]

通讯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记述了在火车上看到的西伯利亚景象及感受。通讯写道：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有大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6页。]

其二，记述了各国代表们，特别是苏联方面关注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讯写道：“他们与弟相值，辄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特别是，当从留俄青年那得知“当路透电告中山先生噩耗的谣言时，消息传来，俄都各大报自《真理报》以下，均著论哀悼，把中山先生的肖像刊于论首”时，李大钊感慨道：“这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位置了。”[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7页。]

其三，记述了借“暑中无事，曾到莫京近郊的马拉霍英卡[ “马拉霍英卡”，应为“马拉霍夫卡”，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进行暑期野营及预备役军事训练的基地。]一游”并在此“小住数月”的情况。通讯写道：“此地从前为莫京贵族及资产阶级避暑的处所，故有多数别邸建立于丛深的松林间，今皆为政府所没收，多为工人及儿童避暑之用了。东方大学于此处亦领有房屋数所，有学生百余人和儿童数十人来此避暑，中国留学生之在东大读书者亦与焉。我因中国朋友之介绍得在此小住数月，一观童子军及少年团的生活。”李大钊特别赞扬了此处的“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他们的宣传力特别伟大，听说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儿童，看见他们的队伍，听见他们的歌声，便想跑进队伍跟着他们去，他们的父母关不住了。这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们的旧家庭，实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缚人类的一切锁链。”[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7-18页。]

其四，记述了9月初，到列宁堡[ “列宁堡”，即列宁格勒。]参观并小住一周的情况。通讯写道：列宁堡街路宽阔，建筑的规模宏大，不知道怎样，他可以使游人起一种历史的感情诗的兴味。最大的街为“十月街”，我甚爱此街的建筑。此地的人情生计，似均有超越莫斯的点，往来街市的男男女女，大都衣履朴素而大方，不似莫斯科街上新经济政策下的暴发户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样子。以莫斯科与列宁堡相较，我爱列宁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8页。]通讯还记述了他在列宁堡参观劳动宫和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参观儿童村，并在少年国际纪念日[ “少年国际纪念日”，即国际少年节。是在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大会上决定创建的节日。创立于1915年4月，旨在激励青年人为和平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6至1931年在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过该节日。在俄罗斯，首次庆祝该节日是在1917年9月。]那天，从海口赶到冬宫广场，观看白天的纪念游行和当晚在五一公园进行的盛大晚会。通讯写道，在这个晚会上“俄、德的少年演说中，均道及同情于中国革命及反对英美干涉中国的话。”[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9页。]

其五，记述了从列宁堡返回莫斯科后所了解的国际社会声援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讯告诉大家，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通讯最后写道：“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落款为：“九月念四日守常在莫斯科”[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0页。]

李大钊1924年在苏联的经历，距今已有96年。回国后，他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方一系列革命运动。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镇压爱国民众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并于次日发布了对李大钊等革命者的通缉令。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境中，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党部人员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坚持工作。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的默许、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特务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捕。在狱中，李大钊饱受折磨，始终坚贞不屈。4月28日，他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这一天，距今已逾93年。90多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基础上，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经过70多年的接续奋斗，全国各族人民正以更坚定的信念、更昂扬的斗志、更坚实的步伐，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前进。而越是如此，我们就越不能忘记1924年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的出色工作为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铺垫！更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李大钊等革命英烈的崇高精神和伟大贡献！！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六期；作者：仝华，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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