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 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列宁在谈《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问世的著作时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416在“去世界观化”倾向严重的今天，突出世界观问题对于准确把握马列经典的精神实质十分必要。
以世界观为切入点学好马列经典意味着:第一，必须正视世界的统一性，即一元本体论问题，不能回避哲学本体论的当代争论。否定世界的统一性，否定一元论哲学世界观，将其视为先验理性制造的“大一统”集体意识，是现代的宗教式幻觉，这是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挑战，在国内也有广泛的市场，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打破“形而上学的迷误”，实现所谓的“后形而上学”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开出的药方，灌晕了不少人，将此作为哲学创新的方向。事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去何从，我们有责任对此作出科学的分析批判。
第二，必须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忽视哲学世界观，不可能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毛泽东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2］今天恰恰存在着忽视唯物辩证法的严重偏向。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一些人还试图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仅通过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完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殊不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实证经济学，而是“大写的逻辑”，即唯物辩证法的经济学形式，本质上是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也如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唯物主义并不相容，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物。［3］因此，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我们研读马列经典的主轴。
研读经典著作首先要对其进行定位，即其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中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学好经典著作，把它作为“看家本领”。首先，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思想的基本载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前提是准确领悟经典著作的精神，不搞“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其次，学习经典著作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信仰，不能自发产生，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学习自觉造就。自发性就是直观性，只能看到有限的感性事物，看不到普遍联系和事物本质，摆脱不了自我中心。从世界观看，克服自发性就是超越个人狭隘眼界，站在现实人类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促进社会的革命变革，推动事物的发展进步。再次，马列经典著作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传承弘扬。任何思想文化作品都有自己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因而都属于一定的时代，但真正的思想文化作品正因为表现了历史永不复返的独特阶段而具有永久的价值。马克思曾这样赞赏古希腊神话的价值:“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4］29马列经典著作也不例外。尽管形成它的历史阶段还没有成为历史，但它的永恒的历史价值已经显现，人类文化的承传不能或缺。因此，“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5］697，成为研读马列经典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反对本本主义，防止“生吞活剥”“只言片语”或去意识形态化的“纯文本研究”。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就是说，经典作家的思想不仅写在书本上，而且写在历史和生活中。其传播发展不仅通过经典著作，更通过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经典文本要转化为活思想必须超出文本，而人类解放事业才是真正的“活经典”。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其次，科学性与革命性、阶级性的内在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和利益切割，因而其科学性不是“价值无涉”，而是与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实人类普遍利益的先进阶级要求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因此，它不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而且具有激发人们历史主动性的信仰力量。正如列宁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6］再次，原著之争从来都不在“文本”，而在于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承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收集整理虽说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总体上看已经相当完备。从关于经典著作的重大历史争论看，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文本的有无，文本的真伪，而是在于文本的解读，以及对文本重要性的比较排序。同样的著作，作出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这就不是“文本”之争，而是价值偏好、思想方法的较量。打着“纯文本研究”的幌子篡改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动向。
围绕经典著作的争论主要是以下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一个从唯心论向唯物论、自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有没有一个以费尔巴哈为“中间环节”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由此而决定了经典著作有无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之分。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始终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亦即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的对立”为什么是虚构的?“晚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向“人道主义回归”(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同甚至崇尚西式自由民主制)为什么是苍白无力的伪造?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对立”为什么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由此而决定了研读马列经典的基本理论立场。
三是怎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科学体系”有什么片面性?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视为“只是方法”有什么问题?列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实际中为什么被中国共产党人坚决赞同?列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条: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7］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方法，也包含原理。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具体运用，说明坚持基本原理的出路在创新发展。实际上，不能制造原理和方法的对立，两者具有一致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8］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1．反对“只言片语”，要抓“精神实质”
经典是否读懂读进去，首要的是完整准确地把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防止玩弄词句。一本著作的重要与否，不在于其部头大小;一个观点重要与否，不在于其出现的频次。这实际上表明，读懂经典的精神实质，不能停止在经验和实证层面，不能靠归纳和大数据，而必须进入理论思维，在把握普遍联系中确定其思想价值。具体地说，要确立一本著作、一个思想的历史地位，要看其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看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位置，看其在实践中后续发展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实际运用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精髓。
考茨基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偶尔提起的一个词”为由，否定其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价值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没有透过这个“词”看到其精神实质。如果拘泥于这个词，马克思确实没有重复多少次。但是，工人阶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得到解放，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些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贯穿全部马克思思想和著作的基本观点，不容否定。
在历史活动主体上，新唯物主义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离开这一基本观点的任何解读都背离了“精神实质”。有人孤立、片面地从字面上解读《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将其解读为“个人优先”“个人本体”，否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种解读之所以似是而非，就在于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人类历史看，个人从来不是现实的历史主体。按照马克思从主体方向对于人类历史的划分，资本主义以前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个人还未独立，现实的历史主体都是集团(氏族、部族、家族等)，谈何个人主体?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个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商品关系的体系，表现为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者，阶级才是现实的历史主体，又何谈个人主体?不能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对立。《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国家消亡、个人之间对抗的消失下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才能实现。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而绝不是个人优先的产物。况且，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个人本体，而是社会本体，是人类真实的集体。
还有人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之手，把马克思扭曲为“个人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颠倒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就没有沿用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普遍利益领域)和市民社会(私人利益体系)意义，而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受费尔巴哈启发)的角度，把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视为国家基础，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9］这里显然是从物质经济生活决定政治法律生活的意义上谈“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这一观点却被一些人蓄意解读为“个人权利本位”，即个人权利是一切权力(包括国家公权力)的本源。这一解读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导向西方的“契约论”误区，通过所谓“权利决定权力”确立西式民主制，从根本上颠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须看到，“个人权利本位”曾一度误导我们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陷入所谓的“小大”之争。实际上，“小政府、大社会”是个伪命题。市场和政府不在于谁大谁小，而在于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2．系统而非零碎、实际而非空洞地掌握经典
毛泽东在1938年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0］。这里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系统和实际，也就是完整准确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时代之问，解答时代课题，阐明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这里的关键，是辨别真假时代问题。所谓假问题，就是制造虚假的矛盾，掩盖事实真相。长期困扰我们的假问题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有:
所谓“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这一假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一思潮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试图改写历史和历史教科书，就是借口以往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唯物史观，因而突出了阶级斗争和反抗运动，忽略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假问题，就在于它存在着双重的误判:一是从理论上说，唯物史观并不能归结为“革命史观”。尽管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革命的社会进步作用，但准确地将革命定位在历史进步的杠杆，而不是发力者上。革命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1］116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存在仅关注革命，忽视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偏向。
二是从中国实际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正常发展的历史被中断，就面临两大主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首先通过革命，赢得民族独立;进而通过建设，实现人民幸福。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没有取得民族独立时就能开始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但是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对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假问题的最好反驳。
所谓“自由独立人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立”。这一假问题的前提性错误在于，它把“自由独立人格”幻想为可以摆脱一切社会关系，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绝对独立，否则就是“依附性人格”。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想法就像“要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可笑。因此，真正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是自觉站在先进阶级立场，在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中实现个人生命的无限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状态。
这一假问题的要害，就是打着人格独立自由，反对依附性的旗号，用个人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独立自由;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面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而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则又“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非我莫属。这就是以雷锋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铁骨柔情。任何花样翻新为个人主义张目、诬蔑共产主义精神的假问题，必定幻灭。
所谓“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对立”。近年来追随西方哲学思潮误读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对立起来，提出马克思所谓从“世界是如何可能的”转向“人类解放是如何实现的”等伪命题。马克思断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非指责哲学家仅在认识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从历史事实上看，马克思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在主观上都是要改变世界的，且从客观后果上说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发展，尤其是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都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创立的《人权宣言》，甚至堪称开创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革命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有强烈的实践意识，其中费希特最为有名。他无愧于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勇猛斗士之称号，其哲学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自我意识哲学”。对于他们而言，绝对不是仅仅在认识世界，在光说不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们确实没有引领一个真正改造世界的运动，更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没有真正改变世界。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并没有科学地认识世界，他们甚至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本身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把世界看成是思想观念的产物，所以改变世界在他们那里就被看成是改变人们的意识。“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它。”［12］145事实很清楚，如果改变世界归结为改变观念，无疑就变成了纯粹的名词之争，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进一步看，哲学家没有真正提出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在于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2］145-146所以他们改变世界的斗争就局限于思想批判及其结果，即现有的政治法律条文的解释。这种博弈看起来似乎很热闹，但却丝毫没有触动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
其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之所以没有改变世界，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改变世界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现实的社会运动，而只是哲学批判。诉诸哲学批判、诉诸先知先觉，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改变世界的唯一方式。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武器的批判就是现实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先进阶级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哲学如果不和先进的社会力量相结合，就什么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因而就只能在哲学批判上打转转，做词语革命的“巨人”。
3．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学
研读马列经典的实际成效，取决于学习态度，关键在为什么而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研究。学习研究上的“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就表现在扎扎实实追求真理，不做秀，不摆花架子，要说通别人先说服自己，首先解决自己苦恼的问题和内心的困惑。《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但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公开出版。他们做了这样一个说明:“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4］34坚持“自己弄清问题”，是纯粹的科学态度，体现了追求真理的无所畏惧和直面问题的彻底批判精神，展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
4．提升读书境界，把学习经典养成生活方式
习近平曾借用王国维关于读书境界的三句诗词，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思想意境:一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意谓读经典要立意高远，意念坚定，甘于清苦，耐得住寂寞;二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意谓读经典要经得住磨炼，态度虔诚，不畏艰辛，勇于付出;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谓读经典要反复学习，不断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获，思有所悟，用有所成，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一致的理论自觉。真正进入这种境界，读书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而是养成了生活方式和良好习惯。
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
1．文本和历史的关系
如果说，黑格尔以逻辑内化历史是泛逻辑主义、并最终被逻辑之外有历史所击破的话，那么以文本取代历史也必将被文本之外有历史所击破。区分“历史”(现实)和文本(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因此，研究文本必须研究文本所产生的时代的历史，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活动和思想历程的原生态再现，才能克服和解决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问题与争论，并创造性地阐发。正如恩格斯所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5］692解读马克思文本要求把马克思文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在揭示受各种矛盾制约所展示的时代精神中把握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就有了立体感。如果离开了历史语境，哪怕是边际最大化地多维透视文本，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解读，不仅不能保证解读的可靠性，也无法真正将文本从僵化凝固的状态激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3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尤其当人们有意为之时，情况就更严重。
2．矛盾与范畴的关系
在经典文本研读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现实矛盾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范畴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毫无疑义，文本范畴不是僵死的单一性，而是“差别的内在发生”(对立统一)，在不断对立、转化、生成中。正如黑格尔所言:“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他正相反对的他物，”“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13］254。因此“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13］155但是，范畴只是对事物的矛盾与统一关系的能动反映，是观念地再现现实，是对事物内在关系的思想表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又如列宁所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范畴和矛盾的关系上，我们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直观唯物主义所表达的，把范畴视为消极反映现实矛盾的僵死物，一种完全外在的工具的倾向。事实上，没有活生生的范畴，就不能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因此，范畴必须有自我生成的能力，才能再现不断生成中的生活。“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559－560二是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幻觉中，而且会因脱离实际而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与消极反映论的旧唯物主义殊途同归。
3．主题和话语的关系
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一个政党如果回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了时代主题，其社会基础和感召力就会不断弱化;一个国家若回避时代主题，其社会发展就会落后乃至停滞，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较量中被边缘化;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家)如果回避时代主题，就会被历史大潮抛弃，丧失思想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话语权的深刻原因不在于它的本本有多厚、理论有多么深奥，而在于它敏锐地把握了社会脉搏，紧紧抓住时代主题。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厘清资本主义的主要症结和矛盾，指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从而获得了时代的话语权。我们完全可以说，能否把握时代主题决定了话语权的掌控与否。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经济实力强大的阶级照例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简单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没有经济主导权的民族和阶级，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仍然可以充当第一提琴手。
进一步说，话语作为对于时代主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话语是思想统治权实现的具体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权是思想统治权、思想支配权。这种思想统治权靠两方面维系:一是创新性、二是坚定性。话语与其所依托的硬实力并不直接等同，它的力量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性实现，而是通过具有引领力、渗透力的新鲜语言发生作用。因此，与其他相对僵硬的统治力量相比，话语是一种十分灵活、无形的力量，关键在创新。这就为相对弱小的群体留下了话语空间。只要我们善于根据时代主题的要求不断创新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强势话语霸权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话语转换与创新话语说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权，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
话语的另一作用机制就在于它有十分坚硬的内核，即核心理念和一整套话语体系，并借此支配人们的思维、甚至是情感，从而产生认同感。换言之，只要我们采用了一定的话语方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话语方式内含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话语的稳定性正是由于它通过基本语汇和固有表达方式传递了一以贯之的理想、信念、精神。构成一定话语方式的基本语汇、基本结构必须是稳定的，是任何话语转换或语言创新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就是“思想颠覆”，后果就是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我们讲的话语转换或创新，是在原有的话语体系中增添新话，改进作用方式，而不是推倒重建。正如邓小平所讲的:“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4］通过颠覆话语体系来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重要方式，而文本解读则是一个重要交锋点。哈耶克曾用“中毒的语言”试图颠覆马克思语汇中如“社会”“人民”一类关键词，阿隆则试图根本取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15］。我们一方面要紧扣时代主题进行思想理论的创新和话语更新，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着力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词汇、基本表达、基本精神，结合新的历史和时代特征进行深度阐发，是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切不可舍本求末，盲目地追捧新词、丢弃老话。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则要努力实现以话语破解主题和以主题创新话语的双向互动。
4．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
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因而是连贯、完整揭示本质的内容。精神实质总要通过词句来表达，但任何词句都无法完整地表达精神实质，因而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阿尔都塞认为，阅读马克思的文本，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词句上，而应通过文字的阅读，深入下去，挖掘出它的内在结构来。据此他批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满足于对马克思著作字面上的理解，而没有抓住精神实质，因而提出了“对症解读法”，找寻马克思文本的深层结构［16］。我们并不赞同阿尔都塞把精神实质作结构主义的理解，但赞赏他关于文本解读必须深入其深层结构的观点。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但并非完整的表达。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问题是怎样才能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呢?
可以尝试运用典型归类、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解读中，我们通常会遇到几类典型情况:一是一词多义。这种情况我们在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早期文本里经常遇到。诸如“劳动”“分工”“私有制”“市民社会”等，都曾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的“劳动”一语可以指主体得到自我确证的对象化(生产力意义上)劳动，可以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本学意义上)，也可以指现实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意义上)，即异化劳动。这才有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那种“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令人费解的表述。［17］而“分工”一语，既有“合作”意义上的分工(包括基于自然差别的分工、基于技术需要的分工以及基于社会化需要的分工)，又特指使人的“社会活动固定化”，因而剥夺了其自由全面发展空间的社会鸿沟(其实质是阶级的划分下的无个性、屈从市场摆布下的无选择、自由平等形式下的依附性等)，因而对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分工”以及“非职业化”(如常被人们引用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11］85①必须做具体分析，显然不能因此而得出马克思否定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分工和纪律、甚至要消灭人的自然禀赋上的差别的结论。
同样，“私有制”既泛指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又特指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市民社会”则在市场交换领域(即黑格尔所云“私人利益领域”)，资产阶级社会，“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抽象化个人(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所指)诸多意义上使用。我们只有在具体分析其各种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
二是多词一义。如果说一词多义表现了马克思思想探索中的思想形成的发散过程，主要反映了马克思对于他人成果从借鉴、移植到超越的经历，而多词一义则表现了马克思思想探索中思想形成的集聚过程，主要反映了马克思新的思想火花从萌芽、生长到成熟的经历，因而主要集中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形成上。比如先后用“实物关系”(《神圣家族》)、“交往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哲学的贫困》)指认历史过程中的基础性社会关系;先后用“相互作用”(《博士论文》)、“对象化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感性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认作为其世界观基础性概念的实践。多词一义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捕捉马克思思想热点的指南。当我们在一个时期，通过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语词的解读，都能发现某种共同的思想时，毫无疑问，就能确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理论方向和基本思想，找到其文本的精神实质。
三是词不尽意。这是指没有确切的语词能够表达的基本思想，因而最为复杂。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马克思是否认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有无“异化”范畴的位置，马克思有无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元历史观，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而异化则是主体性价值哲学，具有主体性、歧义性和多元性。因而要么用异化改造、阉割或颠覆历史唯物主义，要么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清除“异化”。如果仅限于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异化”一词的使用，确实很容易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马克思早期使用“异化”，是在人本学意义上的表达，晚期(例如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使用这一语词，是在“商品拜物教”这一经验描述意义上的表达，都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其哲学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何理解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的?当费尔巴哈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消解存在和本质的对立，提出“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是怎样的，我们存在也就是怎样的”时，马克思十分尖锐地指出:这是“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11］97实际上，从马克思这一文本的全貌上，我们不难发现，以存在和本质的分裂和对立为基础的“异化”，不仅可以作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的理解，也可以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规律不是自发起作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总是要通过人的反映才成为现实矛盾的。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因而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存在即人的具体生存条件、活动方式等，而本质则是人的现实需要及其自觉意识，因此，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历史主体中的反映，是历史变革的动机和社会革命的信号。这就是不以异化说明历史，而用历史说明异化。
关于“意识形态”亦然。按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具体使用，众多解读者几乎异口同声断言这是个否定性的贬义概念，并因而断言列宁把意识形态中性化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似乎有篡改之嫌。然而当我们从马克思思想整体上加以解读时，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看，任何历史现象(包括阶级、国家、民族、家庭、政党、主义等)都有一个产生和消亡的过程，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决不存在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事物，正所谓“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识形态能够例外吗?况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有革命意识、统治意识和虚假意识的不同提法，怎能就用一个“虚假意识”表述意识形态?再者，按照马克思“同类相克”的思想(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之亦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丢弃意识形态这一手段，能够抗拒敌对意识形态的打击吗?所以，透过词句来看马克思精神实质之所以非常复杂，就在于它不仅要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还要超出文本本身，结合具体实践加以阐发。虽然这很难，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读文本，就必须这样去做。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有人以马克思从未提出和使用为由断然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却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一生都未提出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术语，但从未提出和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实际上，首先提出并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狄慈根。”但是，这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变化发展、自我运动的客观自然界)和“自然的历史”(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这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矛盾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归为自然界矛盾运动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自然辩证法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吗?第三，列宁在批判俄国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时，曾向他们尖锐提问:“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并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有无数言论。对于列宁的这个判断，否定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作何回答呢!他们能推翻列宁的这个论断吗?
注释：
①马克思的原话是: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 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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