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与胡耀邦

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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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胡耀邦同为湖南人，同受湖湘文化的熏陶而具有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性格。毛泽东很信任胡耀邦，曾在延安称赞胡耀邦“思想敏锐，口若悬河”，并且着意培养胡耀邦。而胡耀邦一生最崇敬的人就是毛泽东。1981年7月1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毛主席的一句话启发胡耀邦投身革命

胡耀邦见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但是这种“见到”，只是胡耀邦在一定距离开外看到毛泽东演讲。当时的胡耀邦年仅12岁，是里仁小学的学生，当年的毛泽东34岁，是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兼任中共湖南省前敌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因此，胡耀邦“见到”毛泽东，只是他单方面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看到胡耀邦，自然不认识他。

这一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决定进军井冈山，开辟根据地，为了鼓舞士气，9月20日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小学校操场上给1500余人的起义部队讲话。

12岁的胡耀邦和同学们觉得来了这么多兵，还有个大官讲话，就和同学们一起爬到墙头上看热闹。爬到墙头上的胡耀邦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高声讲话，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名叫毛泽东。

几十年后，胡耀邦回忆说：“我12岁时，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镇集中。那天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起义部队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的那口大缸！’”

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子来说，恰巧毛泽东在他们的学校操场上讲话，恰巧他爬上墙头听到毛泽东讲的这句话，可能也只记住了这么一句话，这其中有太多的偶然性。但是，正是毛泽东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以及革命事业必胜的道理。对于胡耀邦来说，这是毛泽东影响自己人生选择的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激发了胡耀邦将一生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雄心壮志，以至时隔几十年，胡耀邦仍然将毛泽东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1927年秋收起义点燃了胡耀邦的家乡浏阳农村的革命火种。1928年，文家市恢复了中共组织，成立了雇农协会。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仑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是乡妇联主任，哥哥胡耀福任团支部书记。胡耀邦的大姐参加了苏区妇联。还有许多胡耀邦的亲属先后投身革命。到1929年12月，浏阳全县建立了13个区委，有党员2400人，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作为积极参加革命的胡家，是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直接支持者。胡耀邦政治信念的选择，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继续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胡耀邦全家投身革命，有必然联系。

1929年夏，胡耀邦从里仁高小毕业，考入浏阳县立中学。毛泽东创建的湖南共产党组织早就影响到这个学校，秋收起义更引起该校师生对革命的同情和向往，校内充满进步气息。校长吴记猷主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教员中许多人倾向革命，有的还是中共秘密党员。因此，在这所学校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这样的学校环境，使记住毛泽东里仁操场讲话的胡耀邦，一入学就投身革命活动。他虽然还不是共青团员，却积极发表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演讲。

胡耀邦不仅通过演讲宣传革命道理，还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胡耀邦的中学老师回忆，胡耀邦在中学时写过不少宣传革命道理的文章，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老师们记得，他的中学毕业文章，是描述农民艰辛生活的，讲的是农民必然通过革命获得自身解放的道理。这篇文章，无论文笔还是思想内涵，都是上乘之作，引起老师们传看，一时名震浏阳。

◆1929年，胡耀邦于文家市里仁学校毕业。

1929年12月，胡耀邦回家乡度寒假，经乡少共书记杨国英介绍，秘密加入青年团，由此正式进入革命队伍。1930年4月，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经中共湘鄂特委部署，浏阳县的赤卫队武装在东乡组织暴动。此时，毛泽东派黄公略军长率领的红六军由东西进，一度攻占浏阳县城。反动派以此为借口让浏阳中学停课并将学生强制疏散到长沙。为投身革命活动，与同学一起到长沙的胡耀邦，在家人帮助下，回到家乡，担任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由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因为行动匆忙，他的一箱书没有带回，令酷爱读书的胡耀邦十分惋惜，以至人到老年还经常提起这件事。

胡耀邦担任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时，乡少共组织只有三人，另外两个人年纪都和胡耀邦差不多，在胡耀邦领导下，他们学毛泽东青年时代做学生工作的样子，在青少年中宣传革命思想，胡耀邦还仿照毛泽东办夜校的办法，办了一所“少共列宁学校”，开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课，胡耀邦担任政治和文化教员。这个学校吸收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共青团，得到浏阳少共儿童总局的表扬。

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18区委做宣传工作。他刚刚报到，正值中共湘东特委到浏阳挑选青年干部，胡耀邦入选，前往江西苏区。他从此离开了自己家乡，成为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名“红小鬼”。

毛泽东那句“小石头打碎蒋介石的大水缸”那句话的启发，使12岁的胡耀邦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并建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两年后，不到15岁的胡耀邦便成为职业革命家，跟着毛泽东从事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这个过程中，处处有毛泽东的影响，与其说有偶然性，不如说带有极大的必然性。

毛主席着意培养胡耀邦

1983年12月26日，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一文中深情写道：“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骨干，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他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感染、熏陶和锤炼。我也是在他的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个。”

胡耀邦到江西后，仍然做团的工作，曾任共青团湘东南特委儿童局书记，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胡耀邦虽然没有什么单独谈话，甚至没有个人之间接触，毛泽东在几年时间里甚至仍然不认识胡耀邦，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风范，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风，对胡耀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确如胡耀邦自己所说，他是在毛泽东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胡耀邦自己回忆说，“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音容笑貌，是在一九三三年”。毛泽东和胡耀邦都没有讲过1933年二人之间有直接接触。在江西苏区，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前途问题，苏区党政建设问题，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且负责军事工作。这些问题已经足够重大。目前没有发现毛泽东当年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文稿，可见当时毛泽东并不具体负责共青团工作。胡耀邦所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地方的一个部门，与毛泽东隔着好多层，二人的住地也较远，因此二人不会有单独见面的机会。可以确信，胡耀邦所说的1933年“第一次接触到他的音容笑貌”，是胡耀邦在参加某次重要会议时，见到了到会讲话的毛泽东。因为在1933年初，胡耀邦已经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后任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此时的胡耀邦年纪虽小，但职务已经不低了，而且他的工作地点已经转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他担任的职务，是能够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的。在毛泽东出席某次会议并讲话时，胡耀邦能够见到毛泽东。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胡耀邦已经19岁，从当时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很年轻的角度来说，他已经不算“红小鬼”了，因此，他被编入红星纵队中央工作团第二团，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长征中，胡耀邦一身二任，他既是中央工作团第二团的共青团总支书记，是干部，同时也是一名战士，他按照普通战士要求自己，一身战士装束：肩扛步枪和子弹袋，背着同战士一样简单的行装和干粮袋，胸前挂着四颗手榴弹。胡耀邦就这样，走过两万五千里，1935年到达陕北。到达陕北的第二年，胡耀邦曾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工作总结会。这次会上，有领导同志称赞了共青团工作，还提到了胡耀邦的名字。毛泽东插话向台下问：“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让我看看。”当身材瘦小却精明强干的胡耀邦站起来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担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迅速扩大队伍，迫切需要干部，特别是在配备中央机关领导干部时，需要挑选在中央苏区工作过、较为成熟的干部，经过长征，这样的干部已很稀缺。毛泽东考虑要使用和培养胡耀邦等一批经过长征的年轻干部。胡耀邦先后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1937年调胡耀邦到抗大学习。正是在抗大学习期间，胡耀邦有幸听毛泽东直接讲课,胡耀邦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课就是在我所在的那个班讲授的。这一年的秋天，是他建议我担任党的抗大总支部书记。他教我要做好党的总支部的工作，首先就要办一个好的校刊。他看了这个校刊的第一期，批评我们自己没有动手写东西，又自告奋勇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我这里只谈了我二十一岁前同他接触的一点情景。以后他对我的谆谆教导，耳提面命，是数也数不清的。我的经历，仅仅是他关心培养我们党的年轻干部的千千万万个事例之一。我们的党是掌握未来的党。想到我们党的事业的延续性，我们的老同志也应当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把关心爱护年轻干部的成长，看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胡耀邦学习最为刻苦，抗大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多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号召大家要向胡耀邦学习。抗大的学习则使胡耀邦终生受益。在这里，他几乎熟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列宁、斯大林的所有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从此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他本人后来也经常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而进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1937年10 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进入了抗大领导层。当时有些人不大赞成，认为胡耀邦资历太浅，年纪太轻，还不到22 岁。毛泽东则坚持说：“你们反对，我就要他当。”担任此职的胡耀邦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的工作受到时任中央领导人王稼祥的表扬。

◆1941年，胡耀邦于延安。

抗大毕业后，胡耀邦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一次，毛泽东当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胡耀邦说：他是我们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胡耀邦本人回忆起在延安的岁月，曾深情地说：“在延安的十年，我一直受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和培养。” 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此后又历任党政重要职务。正是在江西苏区和延安，胡耀邦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1949年9月中旬，胡耀邦作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10位代表之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0月1日，胡耀邦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参加完开国大典，胡耀邦立即随解放军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此时的他已经肩负重任。毛泽东考虑到社会情况和斗争形势都很复杂的西南解放后，要委派一批能力强的干部到那里担任领导职务，胡耀邦是被毛泽东看中的人选之一。1950年2月，解放军进占成都。当时四川分为四个区（省），胡耀邦被任命为川北区党委（设在南充）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领导的人口约1700 万。时年35岁的胡耀邦在当时担任省级领导干部中，是年龄最小的。可见毛泽东着意于对他的培养。

胡耀邦在川北区干得有声有色，很快就稳定了当地社会，剿灭了土匪，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他的工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显现出来，受到西南局和党中央的肯定和赞扬。而毛泽东则始终关注着胡耀邦。1952年下半年，当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区合并为四川省时，毛泽东决定调他到北京来工作。1952年夏天，中共中央西南局转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要求胡耀邦“务于7 月底抵京”。胡耀邦进京后，毛泽东原打算安排他到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担任领导职务。此时正好团中央书记变动，需要人接替。毛泽东选中胡耀邦，他找胡耀邦谈话，问他：“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吗？”“你敢跟知识分子谈话吗？”胡耀邦毫不犹豫地回答：“敢”。毛泽东说：“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就这样，胡耀邦进京担任了青年团中央领导职务。时年37岁。

◆1953年9月，毛泽东（左）、罗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团中央书记是个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共中央培养后备干部的重要岗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博古、任弼时等许多后来担任中共中央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都曾担任过共青团领导职务。毛泽东选择胡耀邦担任这一领导职务，既是对他的器重，更是对他的培养。以后的14年，胡耀邦一直在共青团任领导职务，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胡耀邦领导下，共青团经历了建国后的组织大发展时期，各级共青团组织为党培养、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1956年胡耀邦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是中央委员中年纪较轻者之一。1957年胡耀邦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和培养。

1962年，在探索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也得到不少教训的毛泽东决定再派胡耀邦到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一方面进一步锻炼他，另一方面，也让他通过实际工作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毛泽东把地点选在了自己的家乡。这年的11月10日，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两年后的1964年11月，胡耀邦再次受到重用，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无疑是一个更全面的领导岗位。胡耀邦在这个岗位上进一步展现领导才干和拼命工作的精神。为了改变陕西的落后面貌，胡耀邦日夜操劳，以至过度劳累而病倒。他的拼命工作换来了陕西的发展。当地盛传这样一句话：“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毛主席五保胡耀邦

1966年，“文革”爆发，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陕西省的造反派要批斗他，团中央的造反派也要批斗他。批斗中不仅是打骂，甚至用了残酷的方式折磨他。连续的批斗，残酷的折磨，几乎将胡耀邦身体摧垮。恰在此时，毛泽东保护了胡耀邦。

毛泽东一保胡耀邦，是在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把胡耀邦从被打倒的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中挑出来，让他参加这次全会。这个决定，承认了胡耀邦中央委员的合法身份，等于“解放”了胡耀邦。有了参加中央全会这样的身份，造反派不敢揪斗胡耀邦了。否则，胡耀邦很可能被造反派折磨死。

毛泽东二保胡耀邦是让他去五七干校。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开九大时，胡耀邦不可能当选中央委员。造反派虽然不敢再批斗他，但康生、江青等人随时盯着他，他政治上的处境仍然不佳。为了保护胡耀邦，毛泽东让他到五七干校去。安排胡耀邦进五七干校，第一，可以使胡耀邦免遭造反派批斗和折磨。第二，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解脱，因为凡是进五七干校的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和说法，肯定都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人，身份还是国家干部，已经与受批斗时大不相同，是自由的。第三，进干校的人，早晚要安排出来工作，实际上是放在那里预备使用。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保护干部，很多情况下是将他们安排到五七干校，以备适当时机起用。毛泽东在胡耀邦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将他安排到五七干校，确实起到了保护他的作用。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的热情又一次绽放。据与胡耀邦一起在五七干校生活、劳动的同志回忆，胡耀邦一到干校就要求干重活。和泥、上房顶、当小工，他干得热火朝天；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参加防汛抢险等，什么苦活累活他都以饱满热情干在头里。天要下雨时，为了抢收，他矮小的身体竟然能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往仓库里送。由此可以透视胡耀邦受到毛泽东保护后愉快的心境。

毛泽东三保胡耀邦，是让他回北京体检。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一批老干部的意见，《人民日报》于1972年4月24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开始大批“解放”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老干部。为了防止江青等人横加干涉，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采取了让老干部回北京体检、体检后就留在北京的方式，将一大批老干部保护起来，以备任用，这其中就包括胡耀邦。1972年秋，胡耀邦奉命回北京检查身体，体检后，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胡耀邦不再回干校，而是在家休息待命，准备适当时机起用他。但在“左”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多想法有时也不得不暂时放一放。正是在此情况下，胡耀邦在北京家中闲了三年。胡耀邦没有虚度，他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文史书籍。

毛泽东四保胡耀邦是1975年让他复出。这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胡耀邦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当时，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进行整顿，毛泽东让胡耀邦复出，就是希望他能协助邓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此时的胡耀邦内心是高兴的。8月，他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不幸的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整顿夭折，邓小平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随之，积极协助邓小平整顿并主持写出《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胡耀邦也不能再工作下去。但毛泽东虽然同意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不许株连胡耀邦，只让闲在家中。这是毛泽东五保胡耀邦。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胡耀邦虽然闲在家中，却没有受到冲击，他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继续阅读大量书籍，充实自己。

胡耀邦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

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出面请胡耀邦再次复出，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后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工作能力和成绩，使他在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时，正值国内出现一股“非毛化”思潮。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此情况下，胡耀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精神，坚决反对“非毛化”，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78年12月，胡耀邦（前排左一）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9年5月，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建国30周年，以中央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回顾、总结建国30年的基本经验，文章的发表，采取叶帅代表中央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的形式。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胡耀邦亲自主持起草讲话稿。起草过程中先后征求有三四千人的意见，多次修改。1979年9月27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稿。这篇讲话稿对毛泽东建国后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这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要以讲话为基础，考虑具体化。在领导起草工作时，胡耀邦反复强调：毛泽东的贡献和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准确地把握了这个重大问题。

1981年，胡耀邦先后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上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但是同时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加以区别”两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的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绩。这是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动摇的……毛泽东同志晚年是有错误的是第二位的。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胡耀邦于1980年留影。

胡耀邦还强调，要把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严格区分开。1980年3月30日，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的会议上说：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才符合历史真相。比如，江青是一贯搞逼供信的，毛主席一贯反对搞逼供信。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材料中，有很多反证材料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江青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封锁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错信了他们逼供出来的材料。对此，周总理不得不委曲求全。对林、江两个集团的罪证要搞周全，一定要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

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胡耀邦还于1983年12月26日发表他亲笔写的《最好的怀念——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一文。他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对毛泽东感情至深又十分科学的话：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不断集中全党的智慧，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精神武器，而且它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指导我们继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永垂不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与世长存。

（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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