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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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作家，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胡乔木(1912年6月1日——1992年9月28日)，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还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出过一些文集。我在1982年2月就参加过一个讨论会，那是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名义召开的，邢贲思主持。记得他在开场白里说，于光远曾找他谈，说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应当向前看，研究经济规律这些问题。现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这种讨论有什么意思呀？邢说我不同意于光远的看法，人道主义还是很值得讨论的。于是讲了很多要讨论的道理。我当时还没有到中宣部，对问题和讨论的背景都不大清楚，是个旁观者和学习者，觉得于光远讲得有道理，理论界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现实问题上；又觉得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这个学术讨论会在全总干校开了两三天，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到了。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学术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讨论。本文说的不是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那场政治理论性的争论。
争论是从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引起的。这是由中宣部、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事先，中宣部请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好像是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提议请几位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后来正式准备起草的时候，周扬改了题目，另组了班子，请了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几位，在天津帮助他起草。听说周扬在报告之前几天，曾给邓力群打电话，说他改了报告题目。那时我刚到中宣部理论局不久，不大了解这个纪念会的情况和准备过程。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我虽然不知原委，觉得周扬是中宣部顾问，又是宣传部门的老领导，他决定这样改一下当然没有问题。理论局参与纪念会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准备情况和题目。
3月7日上午，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开场白以后请一位广播员念的稿子。讲话稿是《人民日报》排的清样稿，在会场上发给了一些人。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认识论讲到辩证法，许多问题讲得很不错。但听着听着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法，觉得问题比较大。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自己一时也弄不大清楚，不敢下判断。但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报告受到鼓掌欢迎，但当场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后来又有各种渠道反映到邓力群、胡乔木那里。这天邓力群参加会了，也是在会场拿到稿子的。胡乔木没有到会，下午他参加了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道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他上午才收到讲话的清样稿。我说了我的一点看法，请他快向乔木报告。后来我看到，周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后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第二天（即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周扬同志的这篇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首先，人道主义最好加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首先就在于它不再讲抽象的、孤立的人，主要是讲社会，转而认定人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人，解决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历史，这才是根本的变化。”“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最流行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世界人道主义者中恐怕占绝对优势。他们在魏京生等等这些事件上都是这么说的。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等以后，乔木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谈话中间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后来他又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同一个概念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这天下午，他打电话给郁文，不久又打电话给周扬，谈了对“异化”问题的意见，说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此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对的。）谈了对周扬讲话的意见后，乔木很客气地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已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的地方，索兴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
过了几天，3月15日，邓力群在中宣部部务会上传达了这个谈话，并说乔木与周扬说了，周扬的文章由他自己修改后全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摘要可与不同意见的几个发言摘要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接着，邓找我们商量周的讲话摘要和其他几个发言摘要如何在报上发表的事。中间，他又和周通电话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大意是邓说乔木建议你把文章改好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文章修改好了没有，周坚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也不愿再修改，说既然讲了就不想改了；邓于是请他明天来中宣部开会，集体商量一下。周开头不肯来，说你们开会谈吧，我不来。周的态度很傲慢。邓火了，说你是老同志，长期做领导工作，处理过很多事情；你是中宣部的顾问，需要讨论的时候你又不来，对你这种态度我有意见。后来周答应明天来参加会。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在第二天（3月16日）突然全文刊登了周文。邓力群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说前几天明确告诉秦川周文如何发表事先要请示乔木，王若水又当面听到乔木同周扬的谈话，为什么不经请示，不听招呼，就擅自发表？批评他们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要他们做检查。（秦川第二天就送来检讨，说完全接受批评，未经请示就全文刊登周文确是一个组织性的错误。还说发表是他决定的，王若水因参与起草这个讲话，也欣然同意。王也写了检查，讲了一些过程、做了一些解释，说他听乔木同周扬的谈话没有发现有多大分歧，又说发表这篇文章他要负更多的责任，发表前是应该打招呼的。还说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后来，邓又找了贺敬之、李彦和我三个人，布置乔木建议向中央写报告的事，并讲了要写的大致内容，包括事情的起因、经过，说除了理论观点问题以外又涉及组织纪律错误，以及建议如何处理。我们按他的意见抓紧起草。草稿写好后，中宣部在3月19日开部务会讨论。邓力群说，乔木16日给他打电话说，《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邓还说：这件事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乔木向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我们两人都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昨天书记处会后又向邓、陈、胡扼要报告了，他们都同意。报告写好后报书记处。又说，给中央的报告，理应先给周扬看，考虑他身体不好，怕吵起来，与乔木商量，写好后先送书记处，等决定后再商量如何用适当方式跟周扬谈。
这个报告是中宣部上报中央书记处的。题目叫“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里边讲了事情的经过，胡乔木同周扬等人的谈话和对他的批评，《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王若水不听招呼发表全文的责任等，报告里说：“应该注意到，在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上，有一些人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港台反共报刊，都据此宣传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社会是‘非人’（异化）的。”报告最后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人道主义作为学术问题仍可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希望周扬对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负责的表现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当时的情况。周扬讲话后，国内外确实有不少反映。在国内，从周讲话那一天起，就受到不少人热烈欢迎。国外境外，也有不少人鼓掌欢呼。日本《读卖新闻》在周的全文发表后立即发了题为《中国宣布恢复人道主义权威，周扬作了自我批评》的报道说：“周扬从代表党的立场承认了迄今为止左倾政策的错误，宣布恢复人道主义的权威。”“可以认为，今天恢复人道主义的权威反映了党中央的灵活姿态。”香港一家反动报纸发表社论，引述周关于人道主义的话以后说：“所以实际上毛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周扬也承认了这一点。”港刊《争鸣》载文说，“近几年来，人道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文艺作品，也在力图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描述人性和社会。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正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周扬首先批准了人道主义的合法席位”。当时许多舆论表明，确实不少人认为周扬是代表党的立场讲话的，把这件事看成是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看成是中国指导理论的大转变。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积极、很坚决。（后来他执行邓小平的有关指示也是很积极、很坚决。）他们一面批评周扬等人，特别对《人民日报》少数负责人的做法十分重视，要求严肃进行批评和处理。一面对外努力造成学术讨论空气，力图消除误解。除了前面说的延长会期、增加发言外，3月25日，邓力群还召集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会议，布置编辑资料，开展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他说：“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么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么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但事实是矛盾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确是年高德劭，除了“文化大革命”里大家一起挨批受难以外，以前一直是领导、批评别人，决定别人命运的，站在“左”的立场整过不少人；“文革”以后，大彻大悟，觉今是而昨非，又一直开风气之先，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正在努力树立另一种形象，从没想到会遇到现在这样的局面。何况批评他的胡乔木30年代曾在他之下，邓力群就更不在话下了。另外他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久有研究，结合对“文革”的反思，不论对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的观点，也难以改变。所以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
中宣部的报告经3月19日部务会讨论修改后，于3月20日上报书记处。听邓力群说，只送书记处，没有送小平、陈云和政治局其他人。过了一个多月，邓力群又找我们谈与这个稿子有关的问题。他说，这已是第三稿了，原来中央也已同意。后来耀邦同志说批评材料要同本人见面，核实事实。问题不在稿子本身，细节上可能有些不确切不一致，主要还是看法问题，看法上不一致。这时我才知道核对事实的事。此前在中宣部会议室核对事实的会，我没有参加。据说那个会上吵得很厉害。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好，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你谈话的。周说，我没有听见代表耀邦这个话。又说，你这个人的话，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我根本记不住。说着两人就争了起来。然后就问那天谈话有没有记录，郁文说，不仅有记录，而且有录音。另外王若水不服，说周扬有主要责任，秦川是《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为什么不处分他们？邓力群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为什么又对我进行处理？秦川、周扬又把责任揽起来，不同意处分王若水，说主要责任在我们。总之吵了半天。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胡耀邦同志。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批评和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他的这种态度以后会看得更清楚。果然，经过本人核实后的报告再报上去以后，就再没有下文。（这个报告根据核实做了修改于4月下旬上报，后面还附了几个附件：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等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检查。）从4月底到8月底，除了胡乔木还在不同场合坚持批评以外，一直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想，肯定是上面意见不统一，事情僵在那里了。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当时中宣部理论局的事情很多，我就忙着《邓小平文选》的宣传等等工作去了。
虽然“报告”报上去后没有下文，胡乔木还是企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4、5月到8月底，据我当时直接了解到的或者后来听到的，乔木在不少场合都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也批评了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和做法，希望他们能做一些自我批评，以挽回影响。
4月29日，中宣部文艺局支部开组织生活会，周扬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那个报告，准备的时间比较匆促，没有很好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校讲话后，乔木同志到我家谈了一个上午，对我的意见谈得比较客气。他讲话声音很轻，有的没听清楚。他说受耀邦同志的委托来谈的，我记得他临走时说了一句，印象不深。中宣部对发表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后，我没有出来制止刊登或反对发表，我是有责任的。邓力群得知这个发言后很高兴，马上转给了乔木，写道：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的发言请你看看，我认为态度是好的。乔木看后，于5月6日又与周扬谈话，对他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就他讲话中关于我国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存在异化的论点提出批评，指出这些已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问题，以他的身份不应如此轻率发表意见，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这样解决问题最好。周开始表示同意，但最后说他还要考虑考虑。5月底6月初，中宣部开了几次扩大了的部务会，讨论文艺问题，乔木、周扬还有文艺界一些人士都参加了，乔木和周扬都作了发言，也有一些意见分歧。讨论虽未直接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谈了文艺、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混乱现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6月，乔木发现王若水的一篇文章，与中顾委的一位领导说，由此可知周扬文中讲异化的部分确实出自王若水的手笔，周文中所列三条异化（思想、政治、经济）与王若水在1980年文章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们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异化，改革即克服异化是周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他希望中顾委帮助周认识这个错误，劝周写一个短文和这种思想分清界线。还说这样做于他没有损失而对党有益，一个老党员应该有这个责任感。
8月初，乔木在同社会科学院几位领导谈话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周扬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很难说是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其他人的观点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当然是他同意的。周扬的文章在纪念会上宣读后全场热烈鼓掌，拥护的人很多，究竟拥护什么呢？文章有些什么科学价值吗？我以为只是提出一些口号，没有科学论证。我们对周扬很尊重。周扬现在也觉得有点不妥，不该匆忙发表。但现在还是赞成的人多。我认为纪念马克思的讲话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且有这么多人鼓掌，这说明思想界状况，值得注意。这怎么是纪念马克思呢？不是马克思错了，就是我们错了。讲话有哪几句是批资本主义的呢？乔木还说，现在讲人道主义不能避免异化，这个命题起了关键的作用。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王若水在1980年的文章提供了关于异化的理论，周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明权。周扬开始的观点和王若水不同，后来不知怎样走到一起去了。乔木还批评了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他们在整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注意克服。
之后没几天，乔木找秦川、王若水谈《人民日报》的工作和整党，又就这个问题批评了他们。他说，发表周扬文章的问题，周扬的态度尽管不算坚决，比《人民日报》要好。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关系这样重大，《人民日报》就当儿戏发表，完全没有考虑它的影响。党中央机关报对中央的利害竟然置之度外，这是难以想象的。在现阶段，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离开阶级斗争，抽象地讲人道主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会加入社会上的反党潮流，成为他们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是骇人听闻，这是事实。他还说，周扬文章虽然发生这么多问题，还是要慢慢来，慢慢来总是要来的，着急也没有用。
第二阶段是8月底9月初开始的。9月初，中宣部领导突然通知我和龚育之、郑惠三个人到一个办公地点集中，说乔木要为邓小平起草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要我们帮助他做点工作。后来才弄清事情的缘起。原来8月底邓小平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他准备在这次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请乔木帮助他搞个讲话稿。讲话的题目是：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文艺界问题、党性人民性问题、学习和宣传邓选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以及整党问题，还问周扬情况怎样。邓小平说，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都说成异化呢？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因身体不好在杭州休息，叫中宣部通知我们，并把龚育之叫到杭州具体布置任务。
在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没有下文以后这段时间里，邓力群也忙别的事去了，这时正在外地，9月6日才回来。9月5日，龚回到北京，6日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到邓力群那里，由龚向他汇报乔木在杭州的谈话。乔木先是介绍邓小平同他的谈话，然后谈他对如何起草小平讲话的想法。乔木想得很多，也谈得很多。他说，小平同志要在中央会议上讲一次话，原来他说题目叫作“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我想了一下，题目是不是改成“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这样，二中全会有两个议题，一个整党，一个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乔木说，这次小平同志又讲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问题。他说像周扬那样的讲法不行。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他认为那样讲不行，那样讲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呀？说“文化大革命”是异化，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大革命”。乔木还谈了对起草讲话稿的一系列具体设想，包括整党和思想战线任务两方面的关系，思想、文艺等领域的成绩，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一系列问题，以及要批评的主要问题和要注意的方针政策等等。他又说，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讲话，太多了，当然不行，有许多要在讲话后由中宣部具体去部署。
第二天，9月7日，一上班邓力群就通知我们三个人要同他一起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我们在10点左右到了邓小平住的大院，穿过一个有花坛的天井，就进入客厅。在一个大落地灯下面，邓小平正坐在沙发上看他的《邓小平文选》，见我们进去才放下书要我们就座。先是邓力群向他介绍我们三个人，他问我们多大年龄，一一作了回答。（那时我正50岁，在座的几个人中算是年纪最小的。）邓小平说，现在50岁的都要算年轻人。还是要培养一些更年轻的，30岁、40岁的，不然难以为继。不要总出西单墙那些年轻人，要有一些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说几句闲话后，马上转入正题。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异化”问题总该谈谈吧，究竟哪里来的？什么意思？否则没有办法啊，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啊。究竟异化是什么意思？听了简短的回答后，他又说，异化引申到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怎么异化？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异化？惟独社会主义制度异化？异化要否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要走到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现在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然后他又谈到人道主义，说我访问美国之前，一批议员跟我说，卡特要同我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跟他讨论。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你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最后他们没有提出来。要讨论我就翻他的底。
接着要我们汇报乔木关于讲话稿的建议。汇报了乔木对题目和字数的意见后，邓小平说，好。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要走过场，加上现在这个题目。然后他讲了一段整党，特别讲要查清三种人的问题，不要走过场。接着汇报乔木对讲话内容的建议，没等讲完他就打断说，太多了。赞成给书记处起草一个关于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我讲话的范围小一些。我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在搞污染。要引导人民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人民前进。现在有些人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也是不遵守纪律的呀。好多搞污染的事情，要把它列举一下，在肯定成绩下面，讲这些污染，误国害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的表现。他又说，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你宣传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要搞批评，搞文艺批评，只奖励不批评是不行的。要向人民讲清楚，他们搞的是什么东西。至少使青年懂得什么是坏东西，污染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是非界限一定要搞清楚。不这样，好多本来好的人也跟着搞坏了。一切向钱看，低级趣味。他又说，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青年，人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搞得比较有条理的话，这个战线还没有搞个头绪出来，乱的。这在一个时期看不出它的坏处，但归根到底，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57年反右，我几次讲是对的，错在扩大化了。那也是一片混乱，杀气腾腾。讲的那些内容同现在很相象。人道主义、异化，那时这些意思也有了。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四个坚持，核心是这两个。
邓小平几次着重提到人道主义和异化。说，实际上这些思潮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对党的领导丧失信心，认为我比党正确，我怎么样做都是合法的。讲人道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实行开放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投降。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些技术、管理不是决定社会制度的。他又说，人道主义在一些大学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异化”的污染，可能更深远。总是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大概西方世界也叫好。奉劝这些同志注意什么人在叫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
邓小平说，形势分析要写这个战线混乱，党的领导是软弱无力的。这个我们有责任了。我就第一个软弱无力，现在应该允许我改正错误嘛。最后他说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我还讲过要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前面说过我们刚去时他还正在翻阅《邓小平文选》），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方面了。
会见谈了一个多钟头，基本上都是邓小平谈。看来他是成竹在胸，早有准备。讲话斩钉截铁，尖锐泼辣，很有气势，甚至好像有一股气。原来乔木还是着重从理论上批评，指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如何错误和有害，他则是完全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的，完全把理论、文艺等当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去观察，放在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去观察，决不纠缠在细节上，拖泥带水。而且突出了“异化”问题的政治性质。谈话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评，完全是粗线条的，没有讲多少具体的哲学理论，但这是真正的反对抽象议论的具体分析。从苏联解体到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十几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前的现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谈的时候，我们忙着记录。邓力群刚从外地回来，除了开头回答一些问话外，没说多少话。只是最后说他去外地考察，发现教师的培养非常重要，建议召开一个师范教育工作的会。邓小平说可以嘛。
谈话回来以后，我们很高兴，不再为写什么发愁了。于是一方面赶紧整理记录，邓力群要拿到书记处去传达。另一方面看材料、议论，准备动笔，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成一个讲话稿的框架。虽然没几天就赶出一个草稿，但是这个稿子很粗糙，没有把各种复杂的关系处理好，没有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只是把谈话从逻辑、文字上组织一下，加了若干材料。我们自己也感到距离要求很远。后来改了几道，决定让我们到杭州向乔木汇报，并在杭州帮助乔木起草。
9月16日，我们三个人乘飞机到了杭州。虽然要讲什么都清楚了，但要把内部谈的意思变成党的会议上的正式讲话，还是很费斟酌。就说第二个问题，除了逻辑、文字表达等等以外，主要是如何面对党内外群众，说清文艺、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关系，说明精神污染的严重和危害，还要注意界限和说明政策。乔木先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稿子发表评论，指出哪些不足，哪些应当怎么看、怎么写。他的思想也在酝酿中，前几天比较慢，后两天就比较顺利了。从初步完成的稿子看，甚至直到最后的定稿，不管具体写法、表达方式有些什么变化，其基本的核心的内容和基调，特别是对于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揭露和批评，全是邓小平的谈话里提出来和定下来的。
初稿传回北京，征求各方面意见准备继续修改。龚、郑二位也回北京，我则顺道到江苏找省委宣传部了解理论方面的一些情况，主要是了解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反映，开了一些座谈会。10月初回到北京后才知道，9月30日，就这个稿子和异化问题，邓小平又专门同邓力群和参加起草的人谈了一次话。这个谈话很可能是由周扬送的一个关于马克思谈异化问题的材料引起的。
邓小平肯定了乔木领着起草的稿子并讲了一些个别意见后，又着重讲“异化”问题。他说，周扬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周扬同志讲毛主席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他又说，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这些观点，虽然不要说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得组织点文章。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他说，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他还建议，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大家。最后他说，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这个谈话更加鲜明尖锐。这场争论从4月份中宣部写报告后一直没有下文，到8、9月邓小平突然要讲话，而且十分严厉，我一直没弄清是什么原因。本文开头曾说过，我只了解争论的一个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我对另一个方面的情况，仍所知甚少。这次周扬送了马克思谈异化的材料，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搜集。这件事要不是邓小平谈话我也一无所知（好像胡乔木、邓力群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曾经问过邓力群，5-8月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也不清楚。邓力群又说，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的文章我没有送邓小平，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我也没有资格送邓小平。7、8月份我去山西、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出差去了。为什么在这个期间邓小平对异化问题那么感兴趣，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很尖锐的看法，说了很到家的话？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扬自己送去马克思的语录，寻求邓小平的支持，结果引起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邓小平的话是很高明的。
10月初，根据邓小平谈话，又对稿子进行了反复修改，后来又送各位中央领导人审阅，征求意见。最后的定稿报送邓小平，10月10日，他在上面批示：“照此定稿”。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起草组的人列席旁听了。（这就是有名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面除了整党问题，就是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着重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这个讲话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拥护，当然也有不少人感到了压力。据说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针对许多人不熟悉人道主义、异化这类概念，乔木还对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了介绍，通俗解释了人道主义特别是“异化”的概念，并列举一些错误的文章，说明它的现实的危害性，同时也提出要注意政策界限。后来在接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他又着重讲了政策界限问题，特别讲到对有影响、有抵触的同志要个别谈话做工作，党内外要有区别，党外人士可以不参加，也不要勉强做自我批评；不要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允许以势压人，人身攻击，点名要经中央和省批准，等等；还提出要多读些书，免得说服不了人，反而闹出笑话；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会后，又布置我们搞这方面的解释性材料。尽管如此，乔木对问题还是看得十分严重。例如，他在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和一些别的场合，尖锐批评了有的报刊、书籍里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错误观点，其中有些观点也确实很荒谬，危害也不小。但他的批评有些上纲过高，过分政治化，而且列举的比较多，搞得有些人很紧张。据我们了解，有些研究机构或高校的学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理论上的错误。
10月下旬，我出国到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学术会议，大约半月左右时间不了解情况。在与南斯拉夫学者交谈中，他们对我国批评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观点很不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我是清楚的，也不便同他们争论。回国时已是11月初，发现报纸上和社会上声势不小，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干部、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分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后来中央发了36号文件，中宣部又召开新闻、广播、电视等部门开会布置。在当时情况下，在文艺界、理论界以至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个别地方甚至不准女孩子留披肩发，不准穿喇叭裤。本来，由于过去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在许多人身上特别在某些干部中还起作用，加上个别做法不妥，出现这种情况本不难理解，只要认真做些工作也不难解决。当时，宣传部召开了不少会议，包括宣传部长会和教育、研究部门的有关会议，邓力群反复说明界限，交代政策。同时胡乔木应中央党校之邀，准备就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去发表讲话，正在组织人帮助他起草。书记处在讨论邓小平9月的谈话时曾议定，同意邓小平的提议，准备讨论和发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并责成邓力群负责组织起草。当时已经成立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件事也正在积极进行中。这些措施，再加上一些其他工作，应该说，一些错误做法和消极现象是可以较快克服的；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也是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
但是没过多久就渐渐地刮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一些有错误受批评的人到处鸣冤叫屈，一些批评错误的人似乎犯了错误，又出现了邓小平刚刚在“讲话”里所说的那种“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的“不正常的局面”。我当时对此感到很纳闷。过了一些时，听到一些消息，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前面一段即1983年春夏的情况已经说过。自从邓小平提出要在二中全会讲话，到书记处讨论他的谈话，为他的讲话稿征求意见，到二中全会后向下布置、讨论和发出36号文件，据我所知，胡耀邦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都是表示同意。但是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这方面说了什么重要意见。就在二中全会邓小平讲话以后不到两个月，胡耀邦忽然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几位负责人谈话，对由他自己同意签发的36号文件大加指摘，说小平讲话说的是思想战线，其中主要又是指理论、文艺，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了人民。小平只是讲思想战线的领导不能放毒。又说这中间乔木、力群二人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的对。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又说，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懂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他还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重要的。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小平讲话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小平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脱离实际。如此等等讲了很多，胡耀邦的这个谈话明显地是批评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人。而这一切，那时中央分工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都不知道。据说，后来乔木知道了这个谈话非常生气，矛盾如何反映到上面以及此后如何发展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后来胡耀邦又对人说，小平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清除”这个提法就不妥。有些东西是不能清除的。胡耀邦通过新闻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把他的这些责难传出去，下面无论刮多大的风就都不奇怪了，何况不少人早就等着这一天哩。这些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是听到一点消息，意思一是指责“清除”提法不妥，一是所谓指向社会。据说有人一查，“清除”是一些老同志说的，胡耀邦自己也说过，36号文件里根本没有。至于社会上有些错误做法，是习惯势力影响下的个别现象，中国这么大，任何政策到下面都有走样的，其实并不难解决。当时就觉得真正的意见分歧并没有说出，这不过是吹毛求疵，故意找岔子。其实，胡耀邦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做法是可以加以检讨的，知识界出现的某些紧张气氛和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做法，是需要进行引导和纠正的。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有不同意见为何不在当时提出，为何不当面提出，为何不在会议上提出？对后来出现的某些问题为何不共同研究、进一步明确政策加以解决？作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为何采取这样的做法？胡耀邦可能有他的苦衷。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是不能消除分歧、解决问题的，只能使这场争论半途而废。其结果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邓小平在同我们谈起草他的“讲话”那次，谈到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时曾经说，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其实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搞了，但是还没有乱几年，倒是接连出现了两次动乱。这说明邓小平是很有预见的。后来他又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周扬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做自我批评的事。我11月初出访回来，就看到报纸上这个自我批评。现在有的人攻击胡乔木如何不近人情，硬逼着病中的周扬做这个检讨。其实，据我后来听说，邓小平讲话后，周扬在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胡乔木、邓力群认为这样就可以了。邓力群还在中宣部传达了周的自我批评，并说尽管前些日子我们有尖锐的争论，现在他做了自我批评，我和过去一样尊重他。把他当作同志和兄长。谁知邓小平知道以后，把邓力群找去对他说，周扬写了上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能交代得了吗？不行。一定要他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这使邓力群、胡乔木和周扬都出乎意料。周听了很紧张，不做又不行。结果还是胡乔木出了个主意，建议周扬用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做点自我批评，才算找到一个过关的办法。后来胡乔木还催着周扬并出主意帮助他，都是为了使他早点解脱。由此可见，后来传的乔木给周扬的那首诗，是有真实感情的。乔木和周扬有着长久的交往和友谊，他这个人倒是非常地人道主义。这本来是个细节，但乔木已经作古，不能不说一下。我们总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嘲讽逝者的真诚。
虽然出现上面的情况，乔木还是抓紧他准备做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11月中，已经有邢贲思、段若非等几位集中在玉泉山帮助他准备起草，同时在更大范围请了一些哲学专家开座谈会。11月下旬，乔木开始亲自抓这件事，我和龚育之、郑惠也参加进去。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认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理论太复杂，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争论不休，一时怕说不清。不如不专门讲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而只讲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理论，然后着重讲问题的现实政治方面，讲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政治危害和政治影响，并且讲一些政策。还让龚把这个建议告诉乔木。结果乔木不同意，并且批评我们是想“临阵脱逃”。不久他就来同我们一起研究、讨论，经过反复讨论、起草、修改，以及征求外面专家意见，最后乔木自己动手修改，终于形成后来比较理想的演讲稿，即后来在中央党校演讲并由报刊公开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的界限，以及阐明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存在的各种问题，观察人性、人的目的、人的价值等等问题，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在这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作为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的人道主义同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做了区分，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因而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当然，既然是世界观的问题，要想完全说服对方也很难。而且现在看来有不少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胡乔木这篇文章写好以后，专门写信征得中央书记处领导的同意，然后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演讲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也很称赞，并批示说各高校可作教科书发给大学生阅读。还说全党领导同志要多读些书，否则对“异化”等问题不了解，怎么领导当前的思想工作呢？
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大学生中开展了教育，热闹了一阵。但是上面说的很有来头的那股风并没有煞住，而且越刮越大。没过多久，邓小平又说，二中全会以前有些人搞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也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会以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经过这段工作，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像二中全会以前搞那一套了。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可以说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这篇文章大多数反映好，认为很有启发和帮助，也有少数人至今思想不通，当面不说背后发表不同意见。这些人有的已调动工作，不通没有什么关系，有不同意见由他去。又说，人道主义是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有这篇文章可以了，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邓小平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可以重重举起，也可以轻轻放下。好比一个仗打完后，就转到别处，别的事情他不管了。于是反对搞精神污染的人，批评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人，只好在那股从上面刮起来的大风中，被“受到同情和保护的”那些“被批评者”所“围攻”。
还有一个插曲。1984年4月中旬，乔木在杭州休息，我在他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帮助做点事。突然北京来了几个电话，说王若水写了一篇不同意乔木观点的文章，同他争论。原来经乔木同意，说好在《哲学研究》发表的，已经排好清样，现在好几个单位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让他发表，其中也包括《人民日报》的秦川。打电话来请示乔木怎么办。胡乔木在他的文章里曾经说，他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此时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叫我给他们回电话，坚持允许王若水文章的发表，不准阻挠。但是结果仍未在《哲学研究》发表。回北京才知道，原来王若水以还要修改的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此事，记得龚育之开玩笑地慨叹道：这样下去，真是要“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了。好像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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