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吕红：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主题与时空场域

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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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百年”意涵厚重，呈现出历史非凡、前景广阔的时空场域。以建党百年为节点向历史回溯和向未来延伸，发现中国近代百年、党走过的百年、新中国的百年时空场域交织叠加，并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呈现内涵丰富的实践叙事。中国近代百年提出民族复兴重大课题，开启伟大复兴的实践转向，构成“党的百年”出场语境。党走过的百年把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叙事构成了“民族复兴”发展的主线。新中国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叙事，这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掀起“党的百年”研究热潮。中共百年党史的时空场域研究，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党的百年”实践叙事，即完成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件大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向历史回溯至中国近代百年（1840—1949年），发现百年党史更为宽广的出场语境与实践叙事转向；向未来延伸至新中国的百年（1949—2049年），发现百年党史更为深阔的未来前景与实践叙事话语。三个“百年”时空场域的交织叠加，始终贯穿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主题的实践图景。统摄研究三个“百年”，不仅能自觉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精准把握“党的百年”实践叙事主线，而且更能科学地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

一、近代百年劫难史构成了“民族复兴”主题的出场语境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溯过去，正是中国近代百年劫难史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出场语境，其呈现出来的历史场景生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

1.世界发展的大变局外在逼迫“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

17世纪中叶，满族入主北京，建立清朝，自顺治后，历经康雍乾100多年的“盛世”。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新航路开辟，打开了西方国家的视野，也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强力地推动世界历史的演进发展，而封闭僵化的清王朝仍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置身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在东西方对比中逐渐走向被动和落后。其实，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到了18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正站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人口还是生产总值，均占有世界1/3的份额，作为政治经济文明中心的城市更有突出表现，“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0个,其中6个在中国”。中国以国家统一、社会富庶、人民勤劳的形象，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如伏尔泰所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与此同一时代，西方世界却悄然上演着巨大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变革。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后，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在西方陆续建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历史性地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世界范围的时空场域发生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制度+蒸汽+殖民”的形式，疯狂地在非洲、美洲、亚洲抢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此时，中国受清政府“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政策的束缚，封建社会“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政治上的君主专制让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和无力的状态，经济上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抑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文化上的思想禁锢导致近代中华文明不断衰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历史的天平逐渐向资本主义世界倾斜，中国在西方传教士、外交使团以及鸦片贸易和侵略战争等外力影响下，被迫打开了国家大门，被动卷入并转向了近代社会。

2.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内在规定了“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要矛盾是透视社会一切问题的“总窗口”，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根本任务。洞察中国近代社会，精准把握历史任务，首先要抽丝剥茧分析社会矛盾，从而抓住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开启的界碑。中国人民对侵略的反抗和西方各国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迫使西方列强与落后封建势力相勾结。实质上，彼时之中国已丧失完整主权，不过仍艰难地维持着所谓的国家和政府形态。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时空场域中，封建势力仍然是形式上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即“洋人的朝廷”，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还在持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基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在沿海的外国船坞中产生了，萌芽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洋务运动后兴起，他们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作用。原有的封建阶级，新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强势闯入中国的西方势力，各种力量相互交错，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纷繁复杂。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们集中表现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宰割中国、封建地主肆意剥削贫农、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压榨中国人民等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构成决定着近代中国社会既是表面上的独立民族国家，但又面临主权被侵犯的生存性危机，深陷走向富强的发展性困境。解决生存性危机和发展性困境，需要对外抗击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而实现人民解放，也需要在国家独立基础上实现人民民生的保障，在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中实现国家富强。从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逻辑出发，近代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首尾相接的两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更为形象简洁的表述就是“革命”和“现代化”。近代中国爆发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围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近代中国开启的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从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3.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孕育生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

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不仅如此，“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近代中国社会开启了深重的苦难史、罕见的危亡史，同时开启了中国人民英勇的斗争史，这“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苦难与奋斗，孕育、产生、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为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屈辱局面，自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始，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不同的角色，起到过不同程度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所代表的旧式农民阶级运动，以“天朝田亩制度”求解放；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转换思路、发展洋务，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求富强；萌芽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顺势出场，维新派开始尝试改良道路，以“变法”求富强；从制度改良转向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武力推翻封建统治，以“独立”求富强。这是一部又一部奋斗抗争史，屈辱与抗争相伴于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其实践叙事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但因以学习西方为取向出现水土不服而均以失败而结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没能改变中国主权的支离破碎，没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前途方向。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直在艰难求索中看不到希望，那时，“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20世纪初，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李大钊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比喻成“宰猪场式”的政治。北洋军阀的腐朽卖国，增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民族复兴的各种探寻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比较、甄别中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是“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但激发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人民群众的力量得以充分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革命储备了青春力量。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党的诞生打牢了理论根基，也为党担负起民族复兴重任提供了思想武器。自此，中国“这块活的化石”，逐渐迎来了新生。

二、党的百年辉煌史贯穿了“民族复兴”主题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最有资格、最具素质成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秋伟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百年辉煌史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也是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画卷，贯穿了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伟大实践。

1.近代早期中国仁人志士的民族复兴思想

“天朝上国”的国门被轰开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李鸿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思想；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分子，提出了“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早期维新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立国自强之策”的维新变法思想。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孙中山的思想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暴露出清王朝的腐朽，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的落后。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24年，他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时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蒋廷黻也肯定了三民主义对于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个主义“无疑的是我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民族、民权、民生”构成了孙中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民主革命的实践纲领。

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进一步发展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旗手陈独秀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掀起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封建势力求人民解放；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思想求在北大的地位，造就新青年；重要参与者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剑，揭露封建的腐朽，唤醒普罗大众；等等。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李大钊。李大钊认为，“今日民族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他将希望放在青年身上，主张创造“青春中华”。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复兴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实践。

2.中国共产党肇始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重任，明确阐释了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誓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

党的一大确立了党的初心和使命。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党的一大纲领以文件形式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规定了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实现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标志着党的初心使命正式确立。

党的二大深化了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道路，这表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式确立。面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党的二大也提出了“非打倒军阀”“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永远建设不成功”。同时还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这就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象、依靠力量，为党实现初心和使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复兴铸造伟大成就

谋定目标后的百年探索和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担负民族复兴大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保障，把共圆伟大梦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铸造了“四个伟大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民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了民族复兴，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成就。1921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开启了党领导的民族复兴史。1935年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还认识到，实现民族复兴不仅仅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还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张工人阶级的任务还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一化三改”，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了民族复兴，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新篇章，新篇章里书写了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新认识。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从此以后，“建设小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宏图。1989年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新征途上有了更清晰的目标指引和更科学的思想指导。2011年胡锦涛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必须坚定的方向和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民族复兴，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的伟大成就。2012年11月，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013年3月，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内涵，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会议主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创造了全球减贫史上的奇迹，且以实际成效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大幅增强，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不断提高，这凝聚起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

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个百年从1956年开始，但向前回溯到1949年，向后延伸到21世纪中叶，其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在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构成了“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场域。

1.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寻为国家谋富强之路、为人民求幸福之道。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贫旧衰弱、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四个现代化”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深入人心的宏伟目标，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基于中国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状态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系统明确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富民强作出的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国情，形成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中国共产党依循“三步走”战略设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历经40余年的深耕细作，改变了中国贫旧破败的面貌，夯实了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终于“富起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根本性变革”，贯穿其中的一个固定关键词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追求的时空场域。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及时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擘画蓝图，实现了纲领目标的可持续性，作出了确保百年目标达成的制度安排，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迈向“强起来”的崭新征途。

2.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和道路引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将其视为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方向，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根本的途径就在于不断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是实现百年复兴的“推进器”。由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构成新中国成立后百年时空场域的实践叙事主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三大改造”的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空场域，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持续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同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改革、建设事业不同时期遇到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探索与回应，是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理论旗帜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正以高度的自觉回应时代的新要求，以正确的理论引领不断创新的实践，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倾心注力，创造着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复兴奇迹。

3.坚持党和人民结合的“民族复兴”叙事主体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奋斗目标是一个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历史任务，既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又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方能实现。为此，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以及全国各族人民这一奋斗主体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百年时空场域的叙事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跑者和带路人。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党领导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探索史、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独立环境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破旧思想、确立新体制，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史无前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万里长征到全面抗战，从抗洪抢险到汶川地震，从抗击新冠到河南洪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展现出坚不可摧、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团结与力量，共同谱写了豪迈光辉的民族发展华章，共同缔造了历久弥新的民族文明，共同凝聚了奋发有为的伟大民族精神。“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重任，重彩着墨解决急愁难盼的民生问题，始终将人民视为“国之大者”，尊民意、聚民力、集民智、重民生，始终守护人民根基、人民血脉、人民力量，让全体人民共享幸福和荣光。

4.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时空场域的外部拓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正确处理外部关系，即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高度关切全人类的命运，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时空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拓展了实现民族复兴百年梦想的实践场域。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憧憬万国咸宁、天下大同。因此，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自私的、狭隘的，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只关注自身的现代化，而是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共享发展成果的现代化。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不仅承载着全体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更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憧憬并努力创造万国咸宁、万邦协和的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发出了“人类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美好世界”的时代之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情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波谲云诡、多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始终秉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对外关系的首要立场，并在深度研判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缓解了领土争端问题，创造性地运用“一国两制”和平解决了由来已久、纷繁复杂的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新安全观”,主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推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性问题的新演变、新挑战,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对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面对、积极化解大国转型中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以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局面，通过抗疫合作、有效减贫、气候治理、开放经济等途径，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担当，有力有节发出中国声音，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日益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外交一边倒到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从亚非会议到全球合作网络，从韬光养晦到互利共赢，中国走出了一条破解零和博弈、阻断大国恶性竞争的全新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力量注入新动能。置身新时代的时空场域，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领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4]《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作者：刘吕红，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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