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张新宁：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的探索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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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中，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这个探索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在改革开放时期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在新时代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现了从以哲学为重点到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转换，二是实现了从主要“说明世界”到主要侧重于“改造世界”的转换，三是实现了科技创新从辅助地位向主导地位的转换，四是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主要竞争武器向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竞争武器的转换。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实现创新，深刻回答了科技创新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理论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中，十分注重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其中，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高度认识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从以哲学为重点到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转换；二是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充分发掘科技创新的主要功能，实现了从主要“说明世界”到主要侧重于“改造世界”的转换；三是逐步确立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了科技创新从辅助地位向主导地位的转换；四是立足于世界范围的竞争态势，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主要竞争武器向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竞争武器的转换。这体现了理论上的递进性和实践上的接续性，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一、革命和建设时期：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率先开创了科技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角度揭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发展规律。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将其视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由于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创造革命理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主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科技创新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没有来得及落实到实践中。19世纪晚期恩格斯发表的《自然辩证法》认为，人属于自然界，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能够支配自然，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因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基于此，恩格斯写道，自然科学“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基于上述理论准备，恩格斯兴奋地写道：“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从哲学的高度深刻认识科技创新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初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技术进步是“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并号召“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斯大林也曾强调“技术决定一切”。但是，真正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实现科技经济理论突破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恩格斯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将科技创新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技观；在实践上确立了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初步改变了新中国技术落后的局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科技经济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贡献在于实现科技创新从以哲学为重点到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转换，发挥科技创新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1．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但尚未将科学实验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1963年，毛泽东发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之问，答案是“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科技创新的条件不具备、科技创新的力量还相当薄弱，但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宣传。1937年，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邀，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后来将讲义编写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包含《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等章节，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学习和研究辩证法的鲜活教材，成为党的重要文献。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号召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后来又号召年轻人“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因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将自然科学视为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意味着人类在运用科技创新中要以改造世界为主，争取在自然界的主动权。在毛泽东看来，人们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运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自然革命，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实现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结合，人类才能最终实现自由，因而他把自然科学看作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中国共产党人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研究自然规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传承和突破，将自然科学的功能从认识世界拓展为改造世界，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指南，为人类争取自由指明了方向。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理论贡献。

2．科学实验是人类基本实践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这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重视科学技术，但并未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之一，而毛泽东将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并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丰富了实践论和认识论，也架起了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过渡的桥梁。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并指出：“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把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验过程并列作为社会实践过程，作为人们对于外界认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并且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正式将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是将科学实验由少数人的学术研究变为多数人的社会实践，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来源之一；二是意味着人类社会实践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以脑力劳动支配体力劳动，自然科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科学实验逐步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需要处理好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之间的关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要改造形式，而科学实验则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探索形式，它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为基础，随其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又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其结果能够指导和加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

毛泽东将科学实验作为人类基本实践之一，提升了科技创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了自然科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遵循。将科技创新作为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之一，也就表明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能够了解自然从而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

3.以技术革命为中心摆脱落后挨打局面

在从哲学的高度认识科技创新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之后，如何实现科技创新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过渡，如何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逐步确立了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将正确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初步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一方面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另一方面快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科技落后的局面，在短期内快速建立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是新中国缔造者的迫切愿望，这也是新中国初期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的口号，要求“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同时要求“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揭示并运用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因此，“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否则，“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对一些尖端科技和重点科技项目进行部署。这一系列重要部署，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定决心实施技术革命，不跟在帝国主义国家后面“爬行”，不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快实现技术革新和突破，稳固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发展战略指导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两弹一星”（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等国防尖端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宏大愿望，奠定了中国作为有影响力大国的国际地位，坚定了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总的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技创新理论上传承了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科技创新实践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初步设想变为现实，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律，采用技术革命的方式，在尖端科技上取得重大突破，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完成了将科技创新从“征服自然的工具”到“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转换，实现了从“新的自然观”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和应用，打破了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的科技创新老路，初步彰显了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效，为以后奠定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改革开放时期：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部署和实施了以“863”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重点的科技发展战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使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加显著、作用愈加突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的第二阶段，其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科技创新从主要“说明世界”到主要侧重于“改造世界”的转换，将科学技术摆在生产力的第一位，进一步嵌入经济发展，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阈。这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使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1.提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意义

1988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揭示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的显著地位，使科技创新主导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轮廓更加清晰。

邓小平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具有深刻的背景。一方面，这是邓小平在敏锐认识世界科技革命新进展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普及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将人类进一步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建立了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产业变革。另一方面，这是邓小平在准确判断国际发展局势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面对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世界高科技领域发展一日千里的局面，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些新兴国家乘科技创新的东风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快速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比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进步，因而也就必然取得竞争优势。

从理论上说，“第一生产力”论扩展了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的观点。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时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离不开研究生产力，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中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准确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之所以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因为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基因”。在一定意义上说，各种具体经济质体形体都是不同科技的“化身”，即使最简单（有用）的劳动和产品也是某种初级科技的体现。科技创新牵引着经济质体形体的发展。世界近现代历史实践证明，先进生产力无一不是起源于又施展着某种科技，几次产业革命都发端于技术革命又具体运用着相关技术。当时各先进国家都在竞相抢占科技高地，从而抢占经济高地。基于此，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提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胡锦涛提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第一生产力”理念的内涵和逻辑体系。“第一生产力”论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基因，镶嵌到产业发展中，给传统产业赋予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创造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内涵式发展，拉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的作用，已经从哲学的高度融入产业发展、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主导现代经济发展的功效。

2.推进“第一生产力”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在理论上确立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的“第一”地位后，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须解决的任务。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制定实施“863”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高科技发展规划和部署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实现了“第一生产力”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在制定实施“863”计划时，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此，“863”计划对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进行重点攻关和突破，奠定了我国在今天同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的重要基础。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时，江泽民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就把科教兴国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将坚持教育为本、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逐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落实“第一生产力”论的重大举措，是应对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关键部署。在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时，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我国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形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科技创新的地位更加坚固，作用更加突出。

3.在实践中对生产力增加新的要素并做了新的提升

马克思把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且指出这里的劳动力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认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都同一定的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将科学技术提升为“第一生产力”，也就是将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的新的要素，而且是摆在“第一位”的要素，使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更高，反映了科技日新月异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时代特点。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把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第二种观点主张以技术引进为主、自主创新为辅。2003年，我国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实施“技术引进为主、自主创新为辅”的科技发展战略。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快速提升，中国只有站在西方的肩膀上才能有所创新，自主创新是陷阱而不是发展的动力。这些观点受到科技界的质疑，认为尖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到的，中国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还有一些坚持自主创新战略的经济学家指出，依靠技术引进为主的观点，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的错误思维，不可能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只能依附于西方国家，也只能迎合西方国家技术殖民的发展战略。这就反驳了坚持以技术引进为主的错误观点。通过争论，学术界逐步达成共识，在理论上扫清了实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障碍，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2006年1月，我国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作为指导方针，确立了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发展战略，要求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这里讲的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三方面的内容，使我国的创新发展战略目标更明确、层次更清晰、重点更突出。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是结合21世纪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对“第一生产力”论的深化，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创造性落实，使我国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实践证明，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使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让世人对我国刮目相看，也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科技大国的国际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科学技术从生产力提升到“第一生产力”，奠定了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第一”地位，使生产力——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更为清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而“863”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则擘画了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使科技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增添活力，为我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GDP年均增长9.5%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新时代：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提升经济质量、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成为我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将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传承和创新，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亮点。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科技创新从辅助地位向主导地位的转换、从以产品为主要竞争武器向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竞争武器的转换，从经济质量、生态发展、国际竞争等领域全面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阈，并将科技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使科技创新发挥作用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影响更深远。

1.“第一动力”论是对“第一生产力”论的传承和创新

习近平提出“第一动力”论是对邓小平提出“第一生产力”论的传承和创新。一方面，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有所不同，从信息技术为主导迈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国际范围内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能否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突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形态有所不同，现代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赋能的经济形态，要求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依靠科技创新变革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建设全局。“第一动力”论从三个方面实现对“第一生产力”论的传承和创新：一是科技创新作用的范围更广，不仅在经济发展领域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等领域处于核心地位；二是科技创新作用的力度更强，它改变了生产力的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等，科技创新愈来愈重要；三是科技创新作用的效果更实，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创新不仅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

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科技创新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一是科技主导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渗透于生产过程，改变生产力的质和量，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从而决定着生产力的质量和数量、深度和广度。二是科技主导产业革命，是产业调整的风向标和助推器，将淘汰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的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从而延长产业价值链，提升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三是科技主导市场竞争，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科技资本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第一资本，核心技术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技术落后的企业则会被兼并、重组甚至破产，这也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四是科技主导人才培养与成长，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在科技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要完成高级复杂的工作，我们需要高级人才，也就是职业素养高的人才，尊重科技、尊重人才，形成社会良好风尚。五是科技主导科技正负效应制衡，科技发展能够给经济社会带来正效应，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而这些负效应的妥善处理仍然需要科技创新的正效应来抑制和平衡，从而形成一个正负效应的制衡机制。

因此，我们要将科技创新作为孕育产业变革的先手棋。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带来了产业领域的大变革大发展，要求围绕世界产业发展最前沿，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一些落后产业遭到淘汰，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获得新生机，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形成结构优化、功能完善、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还要将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指出：“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在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

2.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就要求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我国的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其中，创新发展理念注重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实现持续发展、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的发展。创新发展理念居新发展理念首位，贯穿新发展理念始终。对协调发展理念来说，要运用科技手段参与资源配置，建立“政府主导（方向），市场主配（微观层次），科技主引（领）”的三元机制系统，实现协调发展。对绿色发展理念来说，生态是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科技问题。因而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运用科技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消除能源污染，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对开放发展理念来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与国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对于共享发展理念来说，科技创新有利于满足人们对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求，最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中之重，居于核心地位。它的作用的发挥，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事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为此，我们要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让科技创新能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人民群众、提升综合国力。这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适应了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

3.在国际竞争中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历史和现实表明，科技创新始终是国与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国家的兴衰、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调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以前的国际竞争，主要以产品竞争为主。现在，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世界大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部署，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这种变化，使国际竞争从产品竞争转换为科技竞争，只有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生态链，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我国创新底子薄、创新力量相对不足，只有把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才能紧扣世界创新发展脉搏，顺应世界创新发展大势，赶上世界创新发展脚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8年进而提出“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把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的重要部署，是应对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正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等高端科技领域实现突破，实现我国科技领域从“跟跑”向“并行”“领跑”转变，推动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推动我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在2020年据全球第14位，是唯一一个进入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过去7年中进步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作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含量”。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论述，将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在发展理念、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国家安全、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依靠创新激发发展潜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内容，使生产力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新时代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经过百年的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对科技创新理论实现了继承、突破和创新，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实现创新，对科技创新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刻回答。

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创新，揭示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使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嵌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其计划化、社会化、高端化功能，在社会总产品生产中使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值逐渐缩小，实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引起发展理念、产业政策、体制改革、国家安全、现代化建设等各方面发生变革，从而主导经济发展质量、主导产业变革、主导市场优胜劣汰、主导人才培育与成长、主导正负效应制衡，使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成为现代经济质量提升、内涵拓展的决定要素。简单说，在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为显著特征的现代经济中，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的基因和细胞，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因，代表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理解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科技创新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生产力的“基因”和动因；二是明确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二者彼此互为动力；三是明确科技创新与顺应、“改良”大自然的关系，在优化生态的同时保证生物安全；四是明确科技创新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把科技创新引入资源配置领域，推动优化资源配置、防止资源“错配”；五是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发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提高科技实力。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科技创新，并不是研究科技进步与发展，而是研究科技创新的规律、趋势、体制等。

从实践上说，科技创新之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显著作用，是因为其具有以下特殊功能：一是产业变革功能。新旧产业的革故鼎新、交替更迭，归根到底是注入了科技这个生产力的基因。创新经济学的兴起为解释技术变革和产业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技术革新为主导的利润变动长波论和技术变迁的产业演化理论均用科技生产力来解释世界产业发展历程，凸显科技创新的产业变革功能。二是经济发展功能。创新注重解决的是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是牵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三是社会稳定功能。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说，以科技创新作为基石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带来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交往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稳定社会的功能。四是民生保障功能。科技的主体不是物而是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科技创新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进步的结果，因而也应该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中国共产党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科技创新是落实这个目标的重要一环。五是生态保护功能。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沟通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科技创新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问题。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就会带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六是国防安全功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自然而然也就是科技实力的竞争。习近平指出：“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国防尖端科技取得重大突破，是保证国防安全的基石。

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实现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理论提升和实践探索才逐步完成的。而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实现的创新，则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界的疑虑，澄清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生产力排除在外的模糊认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大趋势，经济学人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注重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才能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4]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十一期；作者：张新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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