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抗击鼠疫的经验及启示——以华北为例

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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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为中心疫区的华北鼠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战胜的第一个严重的自然灾害，积累的不少成功经验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其主要经验可以归纳为“三坚持两加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大力关心，相关地方、部门、单位紧密团结抗疫；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疫；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干群同心打赢人民战争，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以新闻宣传、教育动员为主，及时批驳惩治谣言，以有力舆论引导凝聚起齐心抗疫的强大共识；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等四大原则，独立自主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防疫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多地出现鼠疫流行，特别是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为中心疫区的华北鼠疫流行最为典型。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次抗击鼠疫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并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了鼠疫。因此，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抗击鼠疫的经验及启示，对于做好今天的抗疫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大力关心，相关地方、部门、单位紧密团结抗疫

华北这次鼠疫最早在1949年7月中旬就已经发生，当时首先是7月1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盟租银地行政区的前音土村发现了一例腺鼠疫患者，一个月后自然病愈；三例败血症鼠疫，7月20日均相继死亡。[1]不久又传染到了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境内的察汉崩崩村，并在10月初变成了通过飞沫借助空气传播的肺鼠疫，到10月19日已有36人死亡，人们外逃造成疫情蔓延。面对严峻形势，中共察北地委10月21日发出紧急通知，并随即成立了察北专区防疫指挥部，各县、区、村也建立了防疫组织。察哈尔省也于10月24日上午紧急召开党、政、军等部门负责人会议，成立察哈尔省防疫灭疫委员会，一场抗击鼠疫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

面对疫区不断扩大、疫区医务人员和药品严重短缺等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积极应对。首先是10月27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政务院主持召开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他亲任主任委员，统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后经董必武提议，又任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为副主任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防疫总队。[2]686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委员会议，决定下设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及主任办公室。随着抗击鼠疫的工作开始由中央统一指挥，迅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力度开展起来。

毛泽东也非常关注抗击鼠疫的问题。由于新中国刚成立，防疫技术、条件等都比较落后，毛泽东在10月28日致电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防治鼠疫。他在电文中写道：“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倘蒙允诺，不胜感谢！”[3]31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关心下，察北鼠疫防治工作迅速全面展开。

为尽快阻断疫情扩散，中央决定封锁京绥、京张之间的交通。为此，中央防疫委员会除电令铁道部停止京绥、京张之间的铁路交通外，还请解放军在察北重疫区设立3道防疫线，暂时停止人口流动，有效地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2]686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到绥远省的集宁等县，形势越来越严峻。正是中央迅速下决心作出封锁疫区的重大决定，才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的被动局面。同时，董必武电令华北、东北各省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立即抽调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赴察北、张家口和察蒙边界进行防疫工作。11月初，中央防疫总队带着大量药品赶到疫区。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1月中旬，察北疫情得到控制。11月15日，董必武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恢复京绥铁路交通。[2]687从11月16日起，京绥铁路交通恢复，察南地区的部分封锁线撤除，张家口市人民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但中央依然没有松懈，华北相关省区市继续大力开展扑灭鼠疫工作，并进行预防性疫苗注射、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等。1950年初，扑灭鼠疫的工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战胜的第一个严重的自然灾害。[2]688

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采取的快速、有力、有效的疫区封锁、病人隔离等做法，也作为成功经验在以后多次抗疫斗争中被广泛采用。如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对45处鼠疫疫区采取的防治措施就是基本参照察北专区对疫区处理的程序进行的。[4]267

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抗击鼠疫的斗争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彻底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党领导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特别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指挥，尤其是毛泽东大力关心，相关地方、部门、单位紧密团结抗疫。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这一优良传统再次得到发扬。习近平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正是党中央、习近平高度重视、科学指挥，全国各地和各部门、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成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才使得抗击疫情的斗争赢得主动并一步步走向胜利。这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坚持、继承和发扬，也是抗疫斗争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这也再次启示我们，越是面临严峻复杂的局面，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二、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疫

新中国的历史一再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突出特征，也是我们不断战胜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坚强保障和重要法宝。而总结华北抗击鼠疫斗争的胜利，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抗疫是一个重要法宝。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察北鼠疫的快速蔓延，在中央防疫委员会指挥下，全国力量迅速动员、组织起来，各地方、部门、单位齐心协力支援疫区甚至参与到抗疫斗争中来。首先是东北、华北地区的防疫队接到卫生部电报后星夜赶赴疫区投入抗疫斗争，特别是卫生部电令东北赶调东北全部防疫队与疫苗200万人份奔赴疫区，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中央防疫总队成立后就迅速赶赴疫区投入抗疫斗争，各地先后组织了数十个防疫队，347名医务人员进入疫区。北京市也迅速集中了400多名医务人员进行集训，随时准备派往疫区。[2]686据统计，鼠疫流行期间，在租银地、康保、张家口等处工作的调查员、专家、卫生员、学生等就有5478人次。[1]新中国军民举国同心、亲如一家，极大地鼓舞、激励和帮助了疫区人民。

在中央统一协调指挥下，不仅有大量医务人员奔赴疫区，其他各方面力量也积极参与进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指定天坛防疫处抓紧时间赶制鼠疫菌苗供应疫区，为保证完成任务，天坛防疫处全体职工展开劳动竞赛。11月5日，天坛防疫处首批疫苗生产完毕，足供100万人使用。张家口市16.2万人中，除了部分不适宜注射者外，已有13万余人注射鼠疫生菌疫苗。[5]随着疫苗生产的继续，北京市也进行了199万人次的防疫注射。[6]这对提高疫区群众的免疫力、遏制鼠疫继续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从根本上消灭鼠疫打下坚实基础。

对疫区的封锁是确保抗疫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环节，这其中不仅有党中央的果断决策，也有各地的自觉行动，上下齐心迅速阻断了鼠疫在整个华北地区更大范围内蔓延。发现鼠疫蔓延后，作为中心疫区的察北严格要求“对病疫流行村严格封锁，建立绝缘地带，与外界隔绝来往……实行村与村，户与户联防，互相检举并保证不接触外村人，不准留外村人住宿。”[7]10月24日紧急召开的察哈尔省党、政、军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作出决定，迅速“包围、封锁疫区、疫村、疫户，周围村庄施行注射”[8]等。10月2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均作有效的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7]。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得到发生鼠疫的信息后，立即实施外地来京旅客须经检疫后方准入城等紧急措施。事实证明，这些举措的采取非常及时、有力，阻断了鼠疫传播，体现出极强的决策力、执行力和大局观。

交通封锁造成了北京市暂时的生活必需品等供应困难，一些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牟取暴利。面对粮价大幅上涨，1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并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报告说：自10月27日至今的16天内，北京市物价平均上涨二三倍，其中大米、小米上涨三倍多，玉米上涨四倍，群众极为恐慌。[9]10-11陈云立即指示从东北不断调运粮食进京，再加上对哄抬粮价的奸商进行严惩，北京米价等物价终于恢复正常，为整个华北抗击鼠疫斗争提供了坚强保障。

坚持军地携手、军民融合，军民一家力量大，解放军在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0]20，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深刻总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习近平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不仅有关部门各司其职，解放军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全国数万名医务人员纷纷支援湖北省，全国各地方、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纷纷为疫区捐款捐物，而且中央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定、实施保供稳价预案等。一系列有力举措为抗疫斗争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启示我们要在新形势下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新途径更好地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干群同心打赢人民战争，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重要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77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且注重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打赢了一场干群同心的人民战争，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牢固防线。

在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各级党委政府不仅一开始就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且深刻认识到，只有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抗疫斗争中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真正战胜鼠疫。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为各地方、部门、单位的自觉选择。1949年10月25日，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疫区与非疫区均应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广泛地消灭疫菌媒介——老鼠、跳蚤，从根本上杜绝疫菌，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规模清洁卫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更大范围地号召更多群众参与进来，11月1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防治鼠疫的宣传工作指示》，要求“各地防疫委员会宣传部门与防治部门应密切结合，在进行防治工作同时，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可能运用的宣传形式，进行防治鼠疫的宣传动员工作，使社会各阶层人民认识鼠疫的危险性，提高警惕性，进行各种防治鼠疫的措施”[12]等。同时，中央防疫委员会于11月7日进一步发布了15条简单明了、实用易记的防疫标语口号，很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随着各地防疫委员会持续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张家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运动，越来越多的群众自觉投入到防疫工作中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清洁卫生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起来。

在封锁疫区、交通检查、疫苗生产等防治鼠疫措施实施过程中，在党委政府发动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配合、大力支持、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特别是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一起努力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汇聚起抗疫斗争的磅礴力量和无穷智慧。

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也在抗疫斗争中得到展现。在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动的捕鼠运动中，广大市民各显神通，发挥巨大创造力，发明了不少新的捕鼠器具、方法，其中市民张善瑞发明的“木猫”，3天便捕鼠20多只。[13]1952年更是开展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起来反对美国细菌战、“除四害”等，大大改善了城乡环境卫生，清除了瘟疫滋生的土壤。这一切生动诠释了抗疫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群众不仅是防控疫情的重要主体，也是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

我们党始终坚持并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17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更是倍受重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始终放在首位。习近平不仅多次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且亲自指挥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参加到抗疫斗争中，不仅踊跃捐款捐物、出谋划策，而且积极揭露、揭发一些人隐瞒疫情、不作为乱作为、囤货抬价、制假售假等行为，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道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这也启示我们，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各级党委政府不仅要深入社区主动联系、热心服务群众，而且应努力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网民呼声、听取网民建议、回应网民关切，即使个别群众态度恶劣、声音刺耳、问题刁钻甚至责骂难听也不躲避，使得党的群众路线凸显出更强大的威力和生命力。

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以新闻宣传、教育动员为主，及时批驳惩治谣言，以有力舆论引导凝聚起齐心抗疫的强大共识

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既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优良传统。在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以新闻宣传、教育动员为主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公开透明通报疫情和抗疫斗争情况等，特别是《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准确、及时、公开报道疫情，使得社会各界更加信任、支持党和政府，更加踊跃支持抗疫工作。

不仅《人民日报》在舆论引导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地方的其他媒体也纷纷行动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0月31日至11月5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每日在19点到19点30分播送关于防治鼠疫的特别节目，介绍防治鼠疫的知识经验方法和消息[14]，并与华北5省的广播电台进行联播。这些内容对于普及科学的防疫办法、彻底阻止鼠疫的蔓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积极利用新闻媒体之外，各级党委政府还充分利用尽可能多的途径对民众进行防治鼠疫的教育动员，努力统一思想、凝聚共识。10月29日起，北京各大影院开始陆续免费放映《怎样预防鼠疫》等13部鼠疫防治宣传电影，受到了群众普遍欢迎。随着各地区、部门、单位积极行动起来，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方式加大防治鼠疫的宣传动员，引导社会各界不仅深刻认识到鼠疫的巨大危险性，而且积极加入到防治鼠疫的队伍中来。

疫情发生期间，如果有人制造、传播谣言，不仅动摇信心、扰乱民心、制造恐慌，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必须科学辟谣和及时查处甚至严厉打击。察北鼠疫发生后不久，就有人在疫区制造谣言并引发抢购，甚至出现社会恐慌问题。有关部门迅速对造谣者进行查处，并通过媒体科学宣传、防疫部门解读等手段向社会各界宣讲如何科学预防鼠疫、已经采取的防疫措施等，不仅澄清了谣言，而且引导了广大群众积极配合进行疫苗注射、参与捕鼠灭蚤运动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面对网上网下各种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夺和一次次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不仅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舆论引导，而且进一步要求，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就启示和要求我们，必须在抗疫斗争中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立破并举、疏堵结合，提高意识形态能力，从而真正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五、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等四大原则，独立自主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防疫体制

在以华北抗疫斗争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察哈尔省、北京市等多个省区市的防疫体系快速建立并加快完善，且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了全国性的防控体系和科学防疫体制。同时，我国在新中国防控体系建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注重自主研发和科研人才培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性建设，确立了必须坚持的四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从而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防疫体制。

察哈尔省鼠疫的暴发、蔓延大大推动了相关地方乃至中央防疫体系的建立。从中央到省区市再到区分会甚至居民小组，相关地方各级防疫组织的建立为打赢抗疫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华北抗击鼠疫斗争胜利后，不仅各级防疫组织保留了下来，而且防疫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并覆盖全民、全军。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在全国普及卫生组织的任务。同时，在党中央、毛泽东指导下，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正确思想和原则指导下，全国性的防疫组织建设和以免费普遍种痘为代表的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全面展开，特别是全面推广“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经验。到1950年底，全国已经有88个专业防疫队，共有防疫人员1100人；另有鼠疫防疫队12个，防疫人员1400人；还有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到1952年底，新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霍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有效地治疗了肺结核等以往死亡率很高的疾病。[15]1501953年1月，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随着各地继续推进防疫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了全国全民覆盖，充分体现出新中国防疫事业的人民性。

在建立健全各级防疫组织的同时，新中国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严格快速的疫情报告制度，实现了早发现、早报告。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关心、指导新中国防疫体系乃至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特别重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1951年9月9日，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3]3951952年3月17日，他又批示：“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3]521对于危害巨大的结核病，中央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很快把中国防痨协会划归卫生部直接领导，并由国家拨款，周恩来又在1951年特别指示卫生部要注意和重视防痨工作。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3个活的灵魂之一，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确立的重要原则。虽然有苏联的友好帮助，但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一开始，我国就开始自主研发鼠疫疫苗。1949年11月12日，中央防疫实验处研制成了我国首批鼠疫疫苗，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当即代表中央防疫委员会和卫生部亲自到该处祝贺，并给该处14名优秀工作人员颁奖。[2]687我国自主研发鼠疫疫苗成功后，开展大范围、高效率、好疗效的预防接种便从疫区向全国推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中医药曾在很多医院被排斥，而且一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轻视、排斥甚至打压中医。毛泽东多次批评轻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调要重视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坚持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1953年12月上旬，他就强调：“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6]2051954年6月5日，他更是批评道：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16]2451958年10月11日，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6]462正是他一再强调，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医务工作者，而且坚持中西医结合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的防疫体制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四大原则也在继续坚持，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党中央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习近平更是强调，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并且，中西医结合等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也得到重视。这也启示我们，中国特色防控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只有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战胜病毒。

不忘初心、善于总结才能更好前进！抗击华北鼠疫斗争中的“三坚持两加强”等成功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也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得到了较好坚持，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学习经验要注重与新的形势相结合，既注重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善于结合新的时代特点积极发展创新，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多新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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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增播防治鼠疫节目[N].人民日报,194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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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