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思想火炬 202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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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创造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突出表现。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和人类贡献，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研究人类文明形态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正确认识历史是解决任何历史问题的前提。考察人类文明问题，必须运用唯物史观正确把握人类文明史。从唯物史观出发，需要既严格区分广义和狭义的“人类文明史”，又看到两者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准确界定“文明”的内涵。从广义方面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创造自己生产生活的历史，因而涵盖了全部人类历史。这里所谓的“文明”,就是标示人类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获得相对独立性，在创造自己生活的同时创造人的历史成果及其积淀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可见，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涵，也是一切文明形态的基础。一部人类文明史，说到底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历史，而唯物史观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狭义的人类文明史则仅指出现阶级分化以来的人类历史。这是因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并由此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新内涵。人类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为了推动剩余产品(财富)的生产和不断积累，出现了私有制和个体婚制；为了不断扩展打破血缘关系的地域性社会交往，控制日益增加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对立，出现了民族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形式；为了更有效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以及金属货币和独立商人阶层形成的多次社会大分工，随之出现了城乡分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人类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的“自我意识”由此加入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由以开始了日益自觉地以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为中心的历史活动，而历史也就因此进入了“文明社会”和“文明时代”。在财富创造和生产进步的基础上，人和人、人和自然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的理性成长和知识增长，以及精神世界的拓展，是人类文明的应有之意。

区分广义和狭义的人类文明史，就是要阐明阶级对立的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最后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虽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绝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形态，而消灭私有制、阶级压迫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论断的科学性；证明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证明了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观察人类“文明史”一根红线的精准论断：“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用恩格斯引述的摩尔根的话来说：“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唯物史观，就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其一，妖魔化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阶级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总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终究是阶级社会进步的杠杆。把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的观点缺乏历史的客观公正。其二，神化阶级对立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私有制绝不“神圣”，资本主义绝不“永恒”。资本主义没有终结历史，而历史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根据。

坚持唯物史观，还要区分历史观层面的文明观和实证研究层面的文明观。坚持唯物史观的文明思想，不但不拒斥其他层面的文明问题研究，还提供了多层面研究文明问题的平台。以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的，从原始社会经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描述，而这一规律的实现方式则是具体丰富且充斥大量偶然性的。曲折性、多样性、多线条交错，是历史规律的实现形式。因此，恩格斯在晚年一再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实际上，文明研究的多层面、多视角，是多样性及历史曲折发展的表现。

坚持以唯物史观进行文明研究，还要反对两种偏向：其一，否定唯物史观的所谓“文明史观”，即把人类文明史归结为所谓的宗教史、文化史。它掩盖了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文明发展的客观矛盾，否定了评价文明进步的客观依据。所谓“文明史观”引领下的文明研究，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痴迷现象不及本质，或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或回避矛盾混淆视听，实在无科学性可言。其要害在于企图努力维护“西方文明优越论”。其二，以唯物史观替代具体历史研究，即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简单等同于现实的历史过程。其实，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它以纯粹、直接、明了的方式阐明了历史的本质。但是，把这一本质还原到现实，不能如黑格尔那样直接把逻辑环节的范畴作为现实历史的阶段，而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理论联系实际，在指导实践中彰显理论逻辑的力量。现实的历史不会违背客观规律，这正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仰的科学根据；但现实的历史必然会出现与本质、规律并不直接吻合的复杂情况，这就必须面对现实，运用理论回应挑战。

概括地说，研究历史问题坚持唯物史观，既包括用唯物史观阐明一些似乎与唯物史观相悖的历史现象，也包括从各种新近发现的史料和相关研究中不断获得丰富唯物史观的养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就有力地表明，他“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与此相应，傅立叶也通过历史大视野抓住了资本主义的要害，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断言“文明”的外衣掩盖不了其“对抗”和“无法解决的矛盾”。恩格斯因此认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由此可见，坚持唯物史观实际上要求具有真正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吸收一切优秀研究成果的学术综合能力。

二、人类文明的悖谬和文明形态演进的特点

由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与阶级的划分同步进行，这就注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线性的过程，而是在悖谬中演进。就是说，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自由与奴役、富裕与贫穷、解放与枷锁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致使人们在对人类文明的判断上，容易各执一端地肯定或否定一切，从而发生根本性的误判。

核心问题是物质生活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和人的自主类型的更新，能否达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活动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如何体现辩证统一？许多文明社会的成果，都不能简单地以好坏、善恶去评价，它们都只具有“历史合理性”,甚至是“必要的恶”,如阶级、国家、私有制等。驱动文明发展的力量，也不是诉诸于“善”“恶”的人性解释就能解决，而必须着眼于超越抽象道德判断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客观要求，在客观必然性基础上阐发真理标准和价值尺度统一之可能。否则，必然误判恩格斯关于“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论断。文明的悖谬决定了人类文明演进的特点，以及对其进行把握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 必须于两极对立中把握文明时代的成果

许多思想家都看到了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例如，傅立叶就认识到：“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但是，仅证明其存在悖谬还不够，还需要确立一个为文明定性的客观标准，以解决文明发展有无方向、有无规律这一根本，否则我们将徘徊在无尽的茫然中。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透过当时笼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上面诸多或赞美或诅咒的对立评价，从多重性中把握了它的历史本质。

之所以把生产方式作为衡量文明发展的根本尺度，是因为只有这一标准，才是奠定历史研究科学基础的唯一可能。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活动的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科学对象，必须既体现人的本质，同时又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不仅是人运用自身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客观物质力量，而且是体现了人自身状况的“人的本质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可见，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生产力标准，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纯客观判断，而是内含着与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价值取向。物质生活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人的发展的条件与空间，同时也不断地更新了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内在地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5种生产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彼此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把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截然对立的观点，不能成立。

当然，人类文明进步的两种尺度的统一绝非一目了然，而是表现为相互冲突的两极，表现为难以协调的对立。例如，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雇佣劳动制，并没有表现出劳动者的“自由劳动”状态，相反，它表现出的是劳动者的“物化”,劳动力成为商品。因此，如果没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就要么屈从现实，无条件赞美工业，要么用“异化”作反现实的批判，不能科学地看待资本主义大工业。从唯物史观出发，从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剥离出社会化生产力，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就要“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这段话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最初表达，即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雇佣劳动制，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生产力”)发展史的特殊形式和必经阶段，揭示了工业作为属人的力量和同时作为奴役人的社会形式的两重性。这里的精髓是揭示了人的成长，生产力的发展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辩证法。

因此，人类文明演进的对抗性，要求我们必须看到每一文明成果的两重性及其实质，既不能各执一端，也不能折中主义。比如国家，这是维护少数统治者利益的特殊公共权力，是剥削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和有机构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斥其为社会的“累赘”“寄生虫”。但是，“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这个论述表明，尽管我们看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下文明成果获得的卑俗，但还是不能止步于道德上的愤慨。必须看到随着财富的积累，推进科学、艺术的发展，必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其历史进步意义是基本面。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从历史大视野抓住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和基轴。

同时，我们也并不因此而认为不同时期各类对于私有制、国家权力的道德批判毫无意义。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表现之一，就是人类各个领域进步的不同步，甚至还会出现文明时代进步过程中相对于原始社会的某些道德或社会权威方面的退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对于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消极方面的深刻揭露，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也是推进文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文明进步的这种对抗性，推动着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和解决。唯物史观不仅始终站在真理性认识的高度，也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2. 必须用体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辩证法把握文明发展的趋势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区别，就是既不排斥偶然性，不把历史看作单线条、直线式的过程，又不听凭偶然性摆布，排斥必然性，而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偶然性中牢牢把握历史的必然性，即客观规律和基本趋势。一元、一致、一体，滚滚向前，这是就历史的本质、规律而言，是理论逻辑；而多点、多面、多线条，曲折跌宕，则是现实过程，是实践逻辑。两者的统一性在于“条条大路通罗马”。历史总有统一的发展方向，人类总有共同的现实需要，但如何走向这个方向、实现这个需要，则没有统一的模式，而取决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形态能否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

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视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容易自发地从经验、实证的方法出发，关注历史的英雄(帝王将相)、习俗(婚丧嫁娶)、祭祀(宗教礼仪)、事变(兴替存亡)等现象，并大体落脚到人性、观念、道德等偶然性因素，是有深刻缘由的。从根本上说，这是“自然必然性”转化为“历史偶然性”而排斥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在自然领域，现象和本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没有鸿沟，因此，人们认识自然规律，运用经验的方法从现象的研究中就能获得。社会历史领域则不同，由于以往历史活动中的必然性都以不受人们控制的盲目方式发挥作用，历史必然性成为外在于人的“自然必然性”，表现为无法捉摸的历史偶然性。这样，人们无法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历史偶然性研究，得到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康德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存在鸿沟的深刻背景。恩格斯透彻地揭示了历史规律何以“自然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迫使人们接受的根源，指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这些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所以，受偶然性支配的历史过程，不是证明了历史领域没有客观规律，而是表明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比自然科学获得规律性认识更为复杂。不懂历史的辩证法，就无法透过历史偶然性发现历史规律性。

透过偶然性把握历史必然性，需要弄清必然与自由的历史辩证法。客观规律作用于人的方式有两种：盲目作用的外在必然性和自觉利用的内在自由。但是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其作用方式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状态。“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客观规律是盲目作用还是自觉利用，取决于人类对于规律的科学认识。所以，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面对社会，人类的历史都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但是，“文明时代”对于“必然”的认识多了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阶级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对于思想认识的作用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反向。顺应历史潮流的立场有助于真理性认识的获得，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立场则会拒斥科学真理。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世界观方法论至关重要。这样，人类从“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历史，又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即整体上处在规律盲目作用的“必然王国”的文明社会，和开创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自由王国”社会。当然，当人类终结文明社会“史前史”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没有终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历史。只不过此时已经不再存在狭隘的阶级利益对于真理的遮蔽的情况，因而这种转化就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过程。

透过偶然性把握历史必然性还要弄清自然必然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历史必然性既不能否定自然必然性，又不能否定人类主体性。这就既不能最终从观念、人性、道德上回答时代之问，而要着眼于人类创造历史的客观需要与可能，着眼于历史的进步趋势；又不能陷入历史宿命论，把对于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丑恶所做的道德批判视为无谓之举，更不能否定因阶级分化而引发的阶级斗争。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客观判断，没有道德评判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因此，必须确立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研究。以生产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形态是最基本、最本真、最纯粹的文明形态，是反映人类文明形态规律性演进的科学范畴。它既抽象出不同的国家、民族、文明的共同点，符合科学对象的重复性、客观性要求，从偶然中发现了必然，又表现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以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从人的历史活动中揭示了“自然历史过程”；既阐明了文明社会在内在对抗中曲折前进的“史前史”性质，又揭示了人类必然走出文明困境的历史趋势，指明了资本主义作为文明形态拐点的历史价值。“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总之，善于通过历史偶然性去发现历史必然性，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3. 必须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上鉴别文明形态

我们对于“文明形态”的理解，不同于从“文明史观”出发的汤因比。他把“文明类型”视为介于民族国家和人类之间的历史研究等值的基本对象，含21个正常样板和5个衰亡的样本。他的正确方面在于确立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平等存在价值，没有任何文明可以藐视其他文明；他的错误方面在于脱离社会形态和民族国家的“文明形态”，必然夸大宗教等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它们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对象，因为它们不是有机的历史实体，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就是说，只有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形态，才有真实的历史。

因此，社会形态和民族国家是两个研究历史的科学视角。社会形态的着眼点是现实的人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民族国家”的着眼点是具体的民族，揭示各国如何走自己的路。社会形态是对于人类历史规律性演进的本质揭示和理论概括，侧重表明历史依次更替的进步趋势，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发展的共性。但是，现实中每一个国家体现这一历史规律的道路千差万别，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民族国家的研究就是更贴近每个民族现实发展道路的概念，突出了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性。概括地说，社会形态是以人类历史为对象的科学抽象，而民族国家则是以现实道路为对象的理论阐发。但是，两者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文明类型”就是揭示这一有机联系的科学范畴，统一的纽带是文化传统。

社会形态中的文化，是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仅与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同性质，有先进落后之分，而且不同制度的文化之间还存在着除交流、交融外的交锋。文化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三大形式之一。而文明形态中的文化传统，是沉淀在文明成果中的精神内核，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精神血脉。因此，解读文明形态一定要着眼于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相统一。“文明形态”不管如何千差万别，总是不可能完全偏离社会形态的大框架，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而“文明形态”的千姿百态，则是积淀在现实道路开拓中的文化传统的表现，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性。

文化传统在“文明形态”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它构成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最深沉、持久的价值追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源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多年而从未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其最深厚的根源就在于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是这种强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深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成为攻不破、摧不垮的万里长城。其次，它孕育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文明传播和交流的基本方式。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滚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但其最大特色在于这一文明的拓展过程主要不靠征服和掠夺，而靠非征战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交流交融。正如习近平所概括的：“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亲和交往，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正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代价值的体现。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旦融入时代潮流，必然为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社会形态对于文明形态的制约如下：第一，它决定了“文明形态”的生命力和前途。汤因比正确地把挑战与应对作为文明进化的动力，把僵化作为文明解体的根据。但是，他没有看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顺应历史潮流、融入时代发展，最大的僵化是精神发展脱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他不仅夸大了宗教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它视为当代人类文明衰败的拯救者，从而根本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基础的观点没有过时。我们确定的文明古国，就是因为生产方式先进而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国家；我们讲近代以来我国落后了，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我们赶上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潮流；当代人类文明发展遇到的种种挑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无论从世界的还是一国的视角，顺应历史潮流都是文明存亡、进退的根本。第二，它决定了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基本走向。社会形态奠定了“自然历史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轨迹。从根本上说，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两次飞跃，决定了人类文明的两次转型和飞跃：其一是借助资本的无限扩张活力，社会生产力由此而跃升为社会化生产力。资本用世界市场的力量打破各民族的地域分割，促进生产力要素在更广阔范围不断地进行优化组合；资本用永不停顿的变革解放生产力，用永不停滞的创新发展生产力；资本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解放”劳动者，使之成为与资本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自愿”出卖活跃要素。资本主义开创的社会化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开创了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阶段。在社会化生产力形成之前，各个文明形态相对封闭，文明兴亡受偶然性的摆布明显，包括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外来因素。即便是较为直接反映历史规律的阶级斗争，也呈现出复杂情况，很难从中梳理出历史的主线。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进入自资本主义始的“世界历史”后，“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此外，“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由此开始了向认识客观规律、自觉创造历史的转折。

其二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领力的转变，社会化生产力由此而开始向全球化生产力跃升。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归宿必定是全球化生产力，从根本上奠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客观基础。因此，“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引领力从一开始就是由资本任性逐利主导的，而由于南北分化的加剧，生态、气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进入21世纪，以生产力的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根本改变以资本任性逐利为驱动力，以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为规则的发展模式，而是以人类共同利益引领，开拓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追求的发展道路。“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这不仅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还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代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从狭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广义说，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根本成就，也是将一以贯之地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初就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要了解当代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新从何来？必须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历史震撼力。在成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个百年前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国家，在迅速医治好战争疮伤，建立并不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仅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天辟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新中国让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惊愕：这还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吗？这还是过去那个“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震撼产生关注度：“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表明，由震撼引发的对当代中国的高度关注，必然导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历史魅力。当代中国的魅力，在于不断创造出奇迹：在装备极其落后、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一再战胜包括日本侵略者、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在内的强敌，不断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不靠搭便车，更不靠欺压掠夺他人，而靠自身的团结奋斗，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复杂发展环境中，一再创造出包括成为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最早控制住疫情并取得抗疫、发展双赢在内的化危为机的奇迹。魅力就是吸引力，但我们不需要“猎奇”，而需要从中发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力：“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坚定不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建设一个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政党的必由之路；以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党为政治核心，把顺应时代潮流和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中有机统一，是唤起民众、独立自主、团结奋斗、走出属于自己道路的开拓者的必由之路；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国家发展基础，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融入全球发展，是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后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这一道路的不断开拓中创造出来的。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消除了“文明时代”的内在悖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类的文明时期是伴随着阶级的划分而存续的，因而始终存在着巨大的悖谬：文明进步与压迫、奴役、剥削不可分割，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恩格斯认为，这种状况的根子在剥削制度，“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可见，消灭剥削制度是走出文明时代困境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是其制度本质。这一制度为我们走出人类文明时代的悖谬奠定了基础。国家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发展，坚持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发展，以文明多样性及其相互平等为遵循，坚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第一，走出“两极分化”的文明困境。社会的阶级划分，两极分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而只有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消除，决定性的条件是生产力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较高水平的生产力的标志，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化致使人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从客观前提和实际可能出发，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具备了消除“两极分化”的生产力条件，而其贫困问题却始终存在，且有加剧之势头。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6世界就业社会展望报告》统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都有所增长，平均达到总人口的22%，而在美国则已接近其总人口的1/4。这就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贫困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极分化、保持失业(贫困)人口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的论断。因此，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困问题，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国家制度根本属性的改变，也是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引人深思的是，尽管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步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及美国的1/5，却已经在2021年不打折扣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有人怀疑我们划分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标准低，但这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标准是现行的国际通用标准，况且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能说明一切。事实证明，同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我国对于主要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困难群体，其实际购买力要远超出币面价值，加上社会的各种关爱，他们的获得感绝不亚于其他社会群体。毫无疑问，中国的脱贫标准并不低。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导向决定了解决贫困问题的不同思路和结果。

西方把贫富分化视为人的自然差别，因而把维护这种分化视为保持社会活力、促进公平竞争的前提。它们绝对不会从生产方式层面改变垄断资本与绝对贫困共存的利益格局，在根本上坚持只从二次、三次分配层面进行修修补补，当然始终解决不了贫困问题在所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尽管我们底子薄、发展经济压力大，但还是始终把共同富裕落实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导向，严防资本垄断和无序扩张，把消除绝对贫困上升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突出位置。在胜利开启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今天，党中央又明确部署了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具体安排。“共同富裕”的实现，将终结文明时代一部分人的幸福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的困境。

第二，走出“国强必霸”的文明困境。人类“文明时代”悖谬的又一表现，即新兴大国总是通过和守成大国间的战争，才能完成超越更替，此亦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是阶级社会文明进步的国际模式，在贪欲的驱动下，征服是阶级社会财富积累和文明进步的基本方式。“文明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己之私，即建立国际霸权以获取特殊利益，或煽动民族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使得它们总是要通过战争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可以说，尽管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剥削阶级国家的不平等，使之必然与奴役、压迫、战争相联系则是无疑的。列宁在20世纪初做出的“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论断，至今没有过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中断了“文明时代”文明演进的惯性，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模式。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即坚持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能内靠团结奋斗，外靠和平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在今天的弘扬与实践。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平发展，践行国强不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文明新形态的突出特征。

也要看到，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的方向，但以阶级社会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时代”还远未成为历史。换言之，“文明社会”的积弊还普遍存在，还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动。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至今仍在肆虐，不仅因为资产阶级政客利令智昏，而且在于“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长期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因此，总有各种舆论“力挺”美国霸权行径，怀疑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并制造种种中国搞霸权、搞“新殖民”的所谓“证据”。毫无疑问，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长，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

第三，走出“文明冲突”的文明困境。以阶级社会为依托的“文明时代”，伴随着国内国际各种矛盾的对抗，表现为各种宗教间征伐的“文明冲突”也在所难免。因此，“文明冲突”的要害不在宗教自身，而在阶级斗争和强权政治，其中最高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可见，所谓“文明冲突”是表象，停止在这一表象上就是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开脱。对于我国学界来说，重要的是坚决拒斥那种视马克思为“西方中心”“文明优越”论支持者的谬见。

这种观点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思想曲解为单一直线的社会进步，因而处于这一演进高端的资本主义就获得了强行扩张自己制度的合法性。于是，侵略变成了“文明教化”，而反抗侵略则被污蔑为“愚昧、野蛮”。这是在我国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支撑。但是，马克思从来不认为“文明社会”的进步是无条件的，不能用进步的方面掩盖其落后甚至野蛮的方面；马克思更没有给以侵略者们把所谓“文明”强加于别国的行径留下任何借口。在马克思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侵略，对于被侵略民族没有任何进步意义。他指出，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西方的殖民侵略是典型的种族灭绝，毫无进步可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华文明新形态，是在平等交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中形成的文明体系。它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否定单一化的所谓“西方文明普世”论；它主张不同文明平等共处，交流互鉴，反对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它主张相互学习，开放交流的文明发展之道，反对恃强凌弱、强加于人的“文明冲突”论。这一文明形态秉持以下基本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这是走出阶级社会文明困境的人间正道。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直面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具有实践引领力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动荡变革期。一方面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持续推进，另一方面是全球性威胁挑战日益上升，尤其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在不断制造事端。中国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有效应对了现实的挑战。

第一，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正本清源。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长期以来被西方垄断。似乎只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才有自由民主的传统，而以家国为本的东方国家只有专制主义传统。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词汇中，只有西方模式才是现代国家，而其他的都是传统国家，因此，现代化必须西化。这种观点在我国也常有表现，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其实，个人主义传统下个体本位形成的“西式”民主，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而对被其强行推广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劣质民主”，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以家国为本体的国家，民主并非“投票民主”，而是民众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按这样的尺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就绝不是只有“家长制”“一言堂”传统，而是有着深厚的民主正义传统。“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民主性精髓。这一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上升为中华文明的全过程民主，即全民参与，为了全民，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长期遮蔽历史真实的资产阶级思想迷雾。

第二，对经济全球化动力的正本清源。“文明社会”的内在冲突，源自私有财产不断激刺膨胀的贪欲。它不仅导致了财富和贫困同步积累，而且导致了与物质生产进步同时出现的人的发展困境。“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一历史活动孜孜以求的目的，在资本任性逐利引领的经济全球化中达到登峰造极。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挑战，包括气候、贫困、暴恐、种族歧视等，表明经济全球化必须顺势调整。人类不能再听凭不断恶性膨胀的欲望支配，财富增长不能再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超越“文明社会”以私有化和贪欲为目的的驱动力。

资本逐利捆绑上了人的自利本性，因而似乎天经地义。超越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须结合新的历史发展，澄清人性问题上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迷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发展中的历史积淀。因此，人性是有方向的变化过程，即人通过劳动不断摆脱动物性而获得自由；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资本体现的人性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被超越而成为历史；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人类大同”，是自由个性的时代，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真正的人的历史开端。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真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方案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广受欢迎，表明随着各国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狭隘的自利最大化(赢者通吃)也逐渐被命运与共、合作共赢超越。这就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三，对人和自然相统一的正本清源。“文明社会”财富积累的又一内在矛盾，就是以掠夺的方式开发自然，导致发展和环保的冲突、人和自然的对立。把牺牲环境、两极分化视为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否认其制度属性，是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迷误。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上阐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通过市场短期行为，获取超额利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资本的眼里，自然界只是其予夺予取的对象，只是“钱袋子”“取款机”，而环境问题就是其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蔑视所受到的惩罚。

中国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表明：人和自然的对立，实际上是阶级社会人和人相对立的延伸，只有在解决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展经济和环保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只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能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识，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现代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探路终结人类“史前史”，具有无比广阔的未来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超越阶级社会，探索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现实途径，因而具有广阔的前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消灭、国家消亡、民族融合，将是阶级社会消失的几个特征。但是，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路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这正是中国开创的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意义。

第一，特殊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但是，这个自行消亡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现代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观点的实质，并不是公权力的大小，而是从特殊的公共权力如何向社会的回归。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看，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些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胜利，加上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在很长一个时期不但不能削弱，还要继续加强，然而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并不因此可以停滞。从政治上看，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就是防止社会主义政权腐败变质的问题，即把原本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改造成服务于人民的社会权力。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历史充分证明，西方的多党制的“政党轮替”不过是“维持现状”，即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根本无法解决权力的腐败和凌驾社会。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人类文明发展看，这揭示了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具体路径。

从形式上看，西方的政党制度是大众的、民主的，而实际上以“孤立的”个人存在方式组成的，大多数是松散的、被控的、“沉默的”大多数，特殊的少数“个人”始终是操纵者，因而本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的。而中国共产党一直被西方以“专政”“威权”加以攻击，而实际上，建立一个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党，只有靠自己的牺牲精神和服务行为，才能真正融入人民之中。它要了解人民、代表人民，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而是真正大众的、民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科学的决策者和忠实的执行者；9 500万共产党员既是垂范的先进分子，更是实干的普通大众。正是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这个有凌驾于社会之上本能的特殊公权力，正稳步地向为人民所拥有的社会公共权力回归。

第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发展之道。民族是伴随着国家出现的历史现象。但是，虽然阶级的划分和国家的形成从本质上规定了民族，然而民族问题却因为涉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等，要远比阶级、国家问题复杂。资本主义长期统治下制造的民族隔阂、族群对立，使历史旧烙印未除，现实新烙印又添。

中国开创的文明曙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功建设，为民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蓝本。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56个民族同构的民族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特点是一体多元。共同体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利益，是不同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学习、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是追求美好生活和促进世界大同的统一。在这一基础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特色等，都能继续保留并发扬光大。

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宣示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处之道：第一，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第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正常生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第三，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第四，维护每一文明的独特性，反对生搬硬套、强加于人，是当代文明发展的着力点。第五，“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西方霸权主义制造世界冲突的借口。开创了文明新形态的当代中国，则充分展示了“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二期；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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