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正确认识斯大林 科学评价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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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问题。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到底就是在分析与认识历史人物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发出根本不同的声音。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颠覆性、历史性的严重恶果。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实质并不在于反对个人崇拜，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于以此为借口彻底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投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怀抱。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一贯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评价问题，始终坚持科学评价斯大林，充分肯定斯大林及其历史功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对斯大林的正确或错误的评价必然会导致两种后果。围绕着斯大林功过是非评价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博弈。反对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吸取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202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70周年，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对斯大林最好的纪念，就是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经过历史的沉淀，现在是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恢复斯大林的应有面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予斯大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评定的最好时候。

一、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问题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人物的科学定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乎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斯大林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人物，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捍卫和建设，对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推进世界和平，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和借鉴。歪曲、否定和抹黑斯大林，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放弃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蜕变、垮台、丧失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误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险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对斯大林的正确评价与错误评价必然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有从理论、实践上搞清楚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共产党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功过是非，才能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正确评价；才能在对待和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理论导向和行动导向；才能批判并粉碎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及其代言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大做文章，散布荒谬观点和观念的行为，揭露其通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不可告人的企图，尤其是揭露其旨在改变、演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丑恶本质。

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苏联、俄罗斯人民经历了一个由全面肯定、无限崇拜斯大林的阶段，到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阶段，现在又回到了重新认识、评价斯大林，逐步还原斯大林本来面貌的阶段。

 正是因为亲历了带来切肤之痛的动荡转型，俄罗斯人民越来越感觉到斯大林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给斯大林充分的正面评定。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高居第三位（第四位至第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和彼得·斯托雷平（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2016年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与科学部要求全国中小学在两三年内全部使用新版历史教材，该套教材较为全面地评价了斯大林，强调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近年来，在俄罗斯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出现不少以斯大林为主题的城市雕塑，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奔萨州、坦波夫州等地，民众自愿筹资竖立了一批斯大林塑像或纪念碑。2016年，正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下简称“秘密报告”）60年之际，特维尔州等地竖立起了斯大林雕像。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俄罗斯人对于百年来历届领导人的功过进行评价，对斯大林与列宁、普京均为正面评价，三者并列第一。2017年7月，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经过数据分析，指出“目前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民间再斯大林化’现象”。2019年，列瓦达中心这项长期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斯大林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受访者的比例为51%，为18年来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5月9日，新西伯利亚市市长阿纳托利·洛科季（Анатолий Локоть）为一座斯大林半身像揭幕，该座斯大林塑像位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所在地。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罗斯人正在扭转对于斯大林的负面认识。

 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许多需要全面深入研究之处，应当辩证地进行科学研究，而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表现得更为客观、更为理性、更为全面。譬如，俄罗斯著名传记作家雷巴斯（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更多的俄罗斯人认识到，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各种问题，都要在历史材料的精准系统分析中得出合理结论，而不是主观臆想、歪曲事实。如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领导的争论，原苏联作协第一书记卡尔波夫（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指出：“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在涉及战争进程、做出进行重大战役的决策的各个战略问题上是头等重要的。”朱可夫元帅说：“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和巨大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抓住主要环节，采取对策，适时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在于，他正确地采纳了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形成教令、指令、守则，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此外，斯大林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和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关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民族问题等，同样需要进行客观、辩证、全面的分析研究。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颇具代表性。2009年12月3日，他在电视直播连线交流特别节目中，被问及“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说：“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至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在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现了。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普京的看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毕竟在力争客观、全面、历史地评价斯大林。这里所列举的各方评价所涉及的斯大林的各类功绩，都堪称苏联历史上值得骄傲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如果依然罔顾事实地对此进行质疑，那就是在可笑地有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与原苏联和俄罗斯以往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相呼应，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逆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股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暗流涌动，并一度在国际舆论场上起到主导作用。这股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原苏联和俄罗斯，在国际上，乃至在我国，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领导、反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沆瀣一气，形成一股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浪黑潮。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我国思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曾一度推波助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必须坚决与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的反动思潮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与乘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之机，行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之实的言论和行为，作坚决不懈的斗争。

 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属于我们自己阵营内部的不同意见；一种是立场问题，站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上，属于反动舆论。对于这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利用对斯大林的歪曲、否定、抹黑，借以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敌对势力的如意算盘和政治手法。对此如果不予以深刻严厉的揭露、批判、防范和纠正，就会坠入其预设的思想政治陷阱，模糊我们的视线，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到底就是在分析与认识历史人物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政治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上，就会认清斯大林一生的活动所具有的人民性、进步性、积极性和主流性。斯大林的一生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事业、与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是与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剥削阶级相联系的。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正面的、功大于过的斯大林。

 在坚持正确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历史、辩证、公正地分析和认识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必须坚持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主观性、随意性、情绪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和把握其所处的历史场景、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防止任何歪曲、想象、妄议、附会、滥加的评价，防止无限放大斯大林个人的缺点、失误，乃至个人性格方面的某些缺憾，防止无限放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某些问题、某些阴暗面、某些枝节零散的错事，甚至不加区别地把全部错误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以达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目的。应当充分承认斯大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于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充分把握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战略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还斯大林以正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必须坚持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辩证性，分清主次，认清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历史人物的局限性，给予斯大林的历史实践活动以整体性把握，既充分承认其应有的历史业绩，肯定其优点、贡献，肯定其应有地位，防止人为削弱其历史作用，又适度把握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失误之处及其复杂的成因和后果，既不能随意将斯大林拔高，同时又应避免将斯大林凭空贬低，把所有脏水一股脑都泼到他一个人身上。对于斯大林的一些指责需要进行辩证、全面、客观的分析和把握，而不是用有色眼镜加以无限放大。譬如，在1937年～1938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完全说成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当然也不能完全推掉斯大林的领导责任。在总结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时，首先必须不重复帝国主义的中伤和谣言，以革命的、科学的态度对正反两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评价。不能用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来偷换他为党、人民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对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先进性，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价值，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及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适用性，是否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可以随时随地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为不同的国家所实际运用，并发展创新。对斯大林关于商品、市场、货币、所有制、工业化、集体化、经济政策等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是否承认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否承认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总之，对斯大林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科学评价，关系到增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实现的信心和定力，自觉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遵从者、探索者和创新者。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与对“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密切相关。“斯大林主义”也好，“斯大林模式”也好，无非是一种称谓、名称，严格来讲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定义，对某种社会发展形态、制度、体制、道路、价值方式的定义。斯大林在世时之所以不同意使用“斯大林主义”的称谓来概括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继承和建树，是出于他的谦虚，他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不配称“斯大林主义”，所以一直不使用“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出于反苏、反社、反马、反共的需要，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打击的重点，在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谩骂中所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称谓是一种“邪恶”的贬义代称，是对斯大林所坚持、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意贬损，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的恶毒攻击。敌对势力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所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泛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企图妖魔化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妖魔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斯大林的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离不开对斯大林的评价，离不开对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的评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依据苏联的国情，创造了一系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做法，有成功、可取的，也有失败、可鉴戒的。在斯大林的理论创造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流，某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面是支流。当然，我们在研究斯大林及斯大林所从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时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提法，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抹黑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正确评价斯大林时，“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使用，但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使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毛泽东同志主张，如果说斯大林主义，那就要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我国理论界一般不使用“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说法，而是使用“苏联模式”的提法。对斯大林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和反思，关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需要以冷静、谨慎的态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杜绝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鱼目混珠，在研究评价中要做到历史与现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主流与支流的辩证统一，增强解释力、说服力和实践力。

 为了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彻底否定斯大林、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种种行为，在普京领导和支持下，2016年由国家审定的《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把“十月革命”称为“伟大的俄国革命”，高度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意义；与此相联系，把一度被西方势力贬低为“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模式”，重新定义为“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无疑否定了西方势力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贬义提法。教科书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因为苏联体制已经无可救药”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犯下了搞“公开性”“私有化”“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错误。

 历史的经验教训最为宝贵醇绵，历史的代价沉重艰辛而令人深思，从历史中不断学习前进是共产党人的必经之途和重要诀窍。斯大林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历经铅华而终身矢志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坚持、运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理论，带领苏联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稳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在实践中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力量。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斯大林的功绩不可磨灭，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所起的历史作用值得总结铭记。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多种历史际遇复杂交汇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增强历史清醒和定力，不断奋勇前进，必须认真总结斯大林评价中的是非得失，以科学公正的态度恢复历史本来面貌、重新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二、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

带来灾难性、颠覆性、历史性的严重恶果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大焦点、难点、热点问题，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开了一个极其恶劣、充满危险、带来极其严重后果的先例。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抛出了“秘密报告”，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简单粗暴、否定一切的质疑方式，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反对肃反扩大化和个人迷信为切入点，以“讲事实真相”为幌子，以夸大次要方面、支流而掩盖否定主要方面、主流的相对主义，以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以只讲错误和负面的极端片面性的方法，以煽动、挑拨、搬弄是非，造假、销毁和隐匿文件的手段，以非理性、非客观、非历史、非全面、非辩证的方式全盘否定、彻底抹黑了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专政无用论”，以及笼络高官的“治党新原则”、向西方乞求和平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等，全面放弃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被解除职务，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非斯大林化，以反对个人迷信、恢复斯大林时期受到处理的某些人物（有些处理是对的，有些处理是错的）名誉为由继续贬低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大搞“彻底颠覆斯大林”运动，全面否定、攻击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大肆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西方敌对势力在极短时间内得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剧变，酿成20世纪的最重大社会历史悲剧。

 彻底否定斯大林、大搞所谓非斯大林化逆流的实质并不在于反对个人崇拜，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于以此为借口彻底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投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怀抱。彻底否定、抹黑斯大林给苏联东欧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冲击和巨大损失以及无穷后患。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说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所谓“捅了娄子”，就是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丑化和毁灭斯大林的形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严重错误，造成极端恶劣的后果，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实践严重受损，导致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与预测。“捅了娄子”所造成的恶果大大超过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了盖子”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第一，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迷乱和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旗帜、灵魂和指导思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砍掉旗帜、丢弃灵魂、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果就是否定斯大林所始终不渝地坚持、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所作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提出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继而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恶果。他以反斯大林为名，质疑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致使许多苏联人长期以来心理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对于过去极其崇拜的党的领袖产生怀疑，使相当多的苏共党员和民众放弃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造成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和失误。这是苏联党的最高领导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从思想意识上轻松地葬送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了30多年、好不容易建立和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最根本的思想理论原因。放弃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时时警醒、牢牢记取和全力避免这类历史悲剧的重演。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第二，引发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怀疑和背离。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真理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决定的，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群众选择的，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必定焕发巨大的活力，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片面否定和批判，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整体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信心。与赫鲁晓夫所掀起的否定斯大林的逆流相配合，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以反对斯大林模式为借口，把科学社会主义贬低为不可能实现的虚假幻想，甚至诬蔑为集权专制加以反对，借助否定斯大林，以达到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反动目的。无论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形态、道路、意识、价值，还是作为实际运动和现实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客观性、必然性、人民性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充分证明。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反斯大林的逆流中被歪曲颠倒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即抽象、空泛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逐步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造成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堕距和失范，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制度模式、道路走向、战略选择上的明显倒退，造成执政党政治立场的错位、失位，造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第三，造成了对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和定力的挑战、削弱乃至颠覆、取消。对斯大林的否定，不只是对其个人的彻底否定，更是对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彻底否定，是对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否定、抹黑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和业绩，否定人民的事业和业绩。人为抹杀领袖的功绩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而且会造成对党的事业和党本身的损害。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社会主义作为全新持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权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并十分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信念强、作风硬的领导干部，锻造了一个领导有方、能力出众、威信极高的党，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组织保证。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必然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中火力否定攻击丑化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袖。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苏联屹立于世界之林，蓄谋颠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一直就集中火力对准苏联共产党及其最高领袖。对斯大林的怀疑和否定，对苏共的整体形象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严重动摇了苏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苏共的领导。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公然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根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苏共不再具有法定执政党地位。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新的苏共章程，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一直发展到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等，这不啻为引火自燃、自毁长城，把一个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成长起来、执政了70余年的大党在人民心中、甚至在国家宪法中给以了结，从而否定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达到取消乃至推翻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目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及其后来的“非斯大林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对党的领袖及其权威的质疑和反对，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旨在推翻党的领导的社会动荡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第四，致使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的质疑、背叛和放弃。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旧势力具有前所未有的顽固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会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形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用资产阶级专政无情打击和镇压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以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防范化解各种潜在的重大风险，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有利于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社会秩序，最终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卫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成果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专制、反对暴君的口号，看起来好像是在为遭受“大清洗”的人进行所谓人道主义辩护，实质上引发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怀疑、否定和抛弃，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在面对各种社会矛盾、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引发的严重挑战时十分被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遭到蚕食、颠覆，使得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的社会主义的大党大国顷刻间灰飞烟灭。赫鲁晓夫等主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其险恶用心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否定斯大林，也就彻底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多次谈到总结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问题，反复要求在新长征中始终防止犯颠覆性错误，对新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作出了深刻全面的阐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他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此再次作了强调。

三、《斯大林时代》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关于斯大林评价的问题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窑洞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谈话时讲的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不久，斯特朗就针锋相对地撰写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依据大量确凿事实，据理反驳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和论据。

 斯特朗是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的美国友人。她1885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1921年旅居苏联，创办和编辑了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正面报道苏联人民在联共（布）领导下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1949年她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关进苏联监狱，1955年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她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及看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她分别于1925年、1927年、1937年～1938年、1940年、1946年5次访问中国，并在72岁高龄时决定离开美国定居北京，直到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她一直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她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在苏联长期居留及广泛旅行的亲身感受，给予斯大林以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她的笔下，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成就跃然纸上。当然她也没有回避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她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1979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

 《斯大林时代》写于1956年，距今已经过去66年多了，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跌入低谷。然而，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至今时隔30余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始升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屹立于当今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即当代帝国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进入衰落期，但其本性未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阴风已疯狂地刮了多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时光过去了66年，但现在读起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仍然感觉到她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那么的客观公正、那么的合情合理，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其深刻的现实价值，时光荏苒反而愈添其珍贵性。在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今天，重新阅读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认识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领会书中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观察者，能以如此客观、公允、全面的视野，给予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以如此肯定的评定，难道不是使否定、贬低、抹黑斯大林的反苏、反马、反共分子的一切恶毒的言论不攻自破吗？难道不是使以鼓吹所谓公正、客观、还历史真相的面孔出现的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无地自容吗？

 读了全书，我们可以看出斯特朗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正的历史观点评价斯大林。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从什么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是从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

 斯特朗站在苏联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斯大林问题。她引用了斯大林1937年10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一句话：“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斯特朗坚定地认为，“1953年3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则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来评定”。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要由人民来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应该由人民来判定。斯大林去世后，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极观点：一极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正确评价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大量事实，引用了大量苏联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斯大林的好评和怀念，这是认识和判定斯大林的公正态度。与此截然相反，另一极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问题。当然说到底，任何认识问题都有一个立场问题，都受立场所影响和制约。这里所批判的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指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美国反共报纸《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斯特朗用确凿的事实说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世界各地共产党静默5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这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一极对斯大林逝世的极端反应。

 来自不同立场的根本对立的评价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发出根本不同的声音。

 只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才能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判断。什么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人民认可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人民反对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进步、历史真相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体现历史退步、历史表面现象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主流，而不是体现历史支流的历史事实。什么是全面的态度？全面的态度就是既要看到问题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问题的次要方面；既要看到成绩的一面，又要看到错误的一面；既要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又要看到问题的那一面，而不是用枝节的、细微的、次要的、局部的、个别的事实来否定整体、全部的历史事实的态度。什么是公正的态度？公正的态度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允的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所谓公正，就是不带任何个人阶级偏见的，不偏不倚的，既肯定主流一面，又指出支流一面，公平地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斯特朗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客观、全面、公正的态度。立场错了，看问题的观点必然错；立场错了，观点错了，那么评价的结论就一定是错的。

 第二，凡是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历史人物，其功大于过，应当给予肯定，而不是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斯大林时代》一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第二章为“5年计划”，第三章为“农业革命”，第四章为“新人”，第五章为“大疯狂”，第六章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第七章为“使希特勒止步的条约”，第八章为“全民战争”，第九章为“第二次建设”，第十章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全书以不容辩驳、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客观、全面地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步性，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全书十章从十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出发，全面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同时不加隐晦地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斯特朗在书中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全面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绩；二是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存在的问题和斯大林的失误，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和错误有其产生的客观和主观的必然原因。

 斯特朗在该书前言中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定义为“斯大林时代”。她指出：“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她认为，在这个时代，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第一位的。她认为，斯大林时代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了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富裕的物质财富和足以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自由地选择发展的道路。她使用了大量的事实论证了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设想如何在苏联成为现实，从论据到论点都令人信服。尽管后来的事实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这并不等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斯特朗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的。她分析指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接受的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尽管列宁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设计了美好的远景，认为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成功地建成世界上最进步最繁荣的国家。列宁通过领导国内战争，保卫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集中精力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努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时间很短等诸多原因，造成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的那种穷困贫乏状态。

 列宁不幸去世，但列宁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中断。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接力棒，继续列宁的事业。一开始斯大林曾经认为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努力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需要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可见斯大林当时还不持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即1924年8月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这个观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他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组织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又基本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从前的落后的农业国的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国了。”

 从1930年到1933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斯大林领导全党全体人民推进了农业集体化，进行了农业革命，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

 为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为俄国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依然发动了剿灭苏联的战争。尽管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缺少必要的警惕，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投入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把俄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斯特朗以无法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了斯大林的功劳。在用历史事实述说斯大林的功劳时，她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斯特朗对斯大林的功绩无疑作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定。

 第三，一定要把历史人物的过错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既不能扩大，当然也不能缩小或者抹掉，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心平气和地指出历史人物产生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主客观原因，这才是对待历史人物错误的科学态度。对斯大林的过错，对斯大林个人失误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斯特朗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无限扩大，而是做了客观的描述，实事求是地，同时又是一分为二地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必然性。她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进步都要付出代价，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退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为了历史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她认为：“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些坏事，不论是产生于必要、错误或者罪恶，都远远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装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们的祸害，甚至也不及美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针对反动势力攻击斯大林过于依赖强权和暴力，甚至攻击斯大林“独裁”“暴君”的说法，斯特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加以批驳。她认为，巩固和稳定一个政权需要“强力和暴力”，但到底哪些“强力和暴力”是必要的、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哪些多了、哪些少了，必须从大的历史进程中来作判断，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争论。取得政权难，保持政权同样不易。斯特朗认为，没有必要的“强力和暴力”是无法维持、巩固一个政权的。因为被剥夺的剥夺者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被剥夺的剥夺者使用“强力和暴力”反抗并企图夺回丧失的政权时，只有使用“强力和暴力”才能战胜这种反抗。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两个拳师博弈，我们很难判断胜者的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又是多余的或失误的，只能用最终击倒对手来作总的最终的判定。

 斯特朗没有回避列宁对斯大林作过严肃批评的事实，她引用了列宁的“最后文章”：“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并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要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并且更关心同志。”斯特朗没有认为列宁对斯大林的严肃批评是不对的，但是她认为，从斯大林的现实表现来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实践也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斯特朗认为，对于列宁来说，与列宁反对派给列宁造成的伤害，同一些人对列宁所犯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错误在列宁看起来是可以原谅的。

 斯特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概否定。斯特朗指出，斯大林主持制定苏联第一个民主宪法，这是斯大林的功绩，但同时他又违背了宪法，违反了民主法制。苏联宪法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损坏，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主宪法”而自豪，然而他犯了一种奇怪的两面做法的错误。当这部宪法是苏联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着的时候，斯大林却过度使用了政治警察，由斯大林在1922年给予集中权力的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它既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苏联任何其他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斯特朗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她认为要把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揭露批评与敌对分子的恶毒攻击区别开来，要同赫鲁晓夫把责任全部归结于斯大林区别开来。斯特朗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产生作了客观的分析，她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围剿的存在以及对敌人的戒备，斯大林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他默许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地批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的倾向。

 斯特朗严正地批评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并对“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她认为，“现在被斥为过去一切坏事的根源的‘个人崇拜’，不但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点，也是崇拜者身上的缺点”。“当把所有能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都加起来以后，我仍然很怀疑：任何小于斯大林从一九二八年起驾驭俄国所用的巨大鞭策力量是否有可能把俄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样会把俄国引向毁灭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对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就任何个人能自称对他领导下的事态发展起了决定作用而言，列宁创造了俄国革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缺点可以在现在加以纠正。”

 斯特朗引用了大量篇幅说明斯大林一直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但帝国主义者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为了赢得战争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最大的准备就是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奠定了赢得战争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斯特朗所说明的一切，都证明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她指出，赫鲁晓夫虽然攻击斯大林，但“他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对铁托的道歉、他对斯大林的攻击，鼓励了东欧的一切离心倾向”。正如俄罗斯民谣中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也曾引用这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

四、围绕着斯大林功过是非评价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博弈

 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政治人物的评价，绝不能凭个人恩怨，也不能从个人善恶的角度出发，而是应当将其置于大的历史时代、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来认识。对斯大林的评价绝不是其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俄罗斯一个民族的事情，更不是苏联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大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事，绝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斯大林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看起来是关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定位问题、盖棺定论问题，实质上是与现实斗争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相关联的，说到底，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方必定战胜另一方的生死博弈问题，千万不可小视。

 第一，彻底否定斯大林，其实质就是西方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进攻。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惶恐和不安，他们担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全世界由理论变成现实。妖魔化斯大林是阻止科学社会主义成功的隐蔽手段，是西方在冷战时期“人心之争”中阴谋得手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试图通过科技、经济、社会等快速发展获得与社会主义竞争的优势，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持续进行的反斯大林运动，恰恰迎合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在动荡中扰乱社会主义的阵脚，在本已日渐巩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其必然的结局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日益混乱和各类矛盾冲突凸显。美国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看作“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John Dulles）曾出价100万美元四处悬赏寻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率先在《纽约时报》发表这一文件，试图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苏共二十大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更加严厉、紧密、有计划的颠覆渗透和“和平演变”的产物。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这种颠覆活动至今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猖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诸国，对中东、北非、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国家发动的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就是明证。

 第二，彻底否定斯大林，其实质就是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替代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在当今时代，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是历史的主人、主体，是社会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社会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的社会形态。资本家靠攫取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生存，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社会、是代表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是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利益之争。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已经进入总体衰退阶段，资产阶级已由资本主义上升期的革命阶级堕落为反动的、没落的、落后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不断激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会日益走向腐朽堕落，但它们从来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拼死加大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力度。社会主义是最大程度维护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制度。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他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实现了国家实力极大增强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极大维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赫鲁晓夫完全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彻底否定斯大林，在立场上发生了大逆转，在鼓吹“利益和谐”和动荡转型中培植投向西方资产阶级怀抱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特权集团，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给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诚如詹·普兰佩尔（Jan Plamper）所言：“赫鲁晓夫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引起一场巨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运动，该运动意在毁坏斯大林的形象和声誉，抹掉其在苏联公共空间的每一个痕迹。斯大林成为一个符号，其代表的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苏联式共产主义、苏联的国家政策、苏联的宗教政策，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讽刺性运动并没能致使这些象征意义终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苏联及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大打出手，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根本博弈。

 第三，彻底否定斯大林，其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反斯大林思潮的实质，就是借反对斯大林来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从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规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就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治家编造理论，说资本及其利润是人类本性和自然秩序的需要，资本对社会和劳动的统治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保护以资本为代表的私人利益是现代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秩序，资本的“理性逻辑”是永恒的。这完全是胡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通过对劳动剥削的持续扩大，致使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日益激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虽然编造出资本主义不朽的各种神话，以各种措施延迟自身命运的衰落，强化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社会主义采取从军事到经济、政治、文化的打压举措，乃至采取某些让步与合作以挽救自身不可避免的衰败和灭亡的趋势，但是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必然趋向，即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公开承认这一点。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都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一切反对斯大林的敌对势力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其实质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彻底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五、中国共产党一贯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评价问题，始终坚持科学评价斯大林

 我们党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始终坚持对斯大林的全面、客观、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我们党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态度和观点集中体现在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以下简称《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三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时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撰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指出：“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当然，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并没有忌讳、无视、隐蔽斯大林的错误，而是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正确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党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历史原因。“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曾受到苏联党和人民的影响并得到其支持，中苏两党、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协作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以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主流大势。如何看待斯大林，实际是如何科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问题。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要像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一样，要采取爱惜与反思、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并重的态度，必须力求科学、全面、客观、准确。

 对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保持清醒头脑，主张对斯大林要采取科学的站得住脚的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刻公开表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时多次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他说：“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表现出辩证全面的客观态度，提出了“三七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任领导人对斯大林和苏联问题的评价都注意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全面态度。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邓小平同志结合改革开放条件下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都是在充分吸收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慎重提出和推行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失误作出过批判，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作出过评价，但从来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成就。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对斯大林“三七开”的科学评价，摈弃了对斯大林评价的错误；坚持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评价，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江泽民同志多次谈到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要全面认识，他指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给我们许多启迪”，“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确实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把世界变了样。同时，也应该看到，某些人在一些国家丢掉社会主义事业上也起了关键作用”。胡锦涛同志分析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前事不忘，后世可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正确对待历史，特别是正确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时刻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同志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正确评价斯大林，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对苏联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科学的态度，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科学态度。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才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治党有方、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正在稳步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不想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人类文明和平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9年年底发生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衰落已成定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欣欣向荣的生机活力，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极端反动保守势力崛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态势，重新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六、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三七开”，充分肯定斯大林及其历史功绩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要看他在历史上是起进步作用的，还是起阻碍作用的。起进步作用的就是正面的、肯定的，起阻碍作用的就是反面的、否定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就可以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的。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把握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判断一个政党及其政策与实践是不是肯定的、正面的、进步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肯定的、正面的、进步的根本标准。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进步的、革命的，否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这个标准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唯物史观的判断标准，是唯物的、辩证的、全面的标准，而不是否定一切、抹黑一切的标准。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曾经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切实实现和保护了苏联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也体现和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也抹杀不了，他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永远值得肯定。斯大林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者、实践者和探索者，他注意坚持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和主导作用，注意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长期全面领导，注意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抵御异己分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侵袭，领导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科学、技术、国防、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全面突破性进展，带领苏联人民获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彻底击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保卫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领土完整。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只剩下惟一的大国，那就是苏联。”杨格（Alex de Jonge）提出：“斯大林是现代历史中伟大的成功人士之一”，“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今天，他仍神秘地存在，这解释了他为何仍是镌刻在苏联文化中最强力的人物”，“斯大林在确定苏联社会形态和社会类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就连丘吉尔也对斯大林如此评价：“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斯大林具有深刻的、逻辑性极强的、清新的智慧，绝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无人能比的大师，能够在困难时刻找到摆脱绝境的出路……他是一个能够假敌人之手消灭敌人的人，他迫使我们这些被他公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作战……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列宁的事业，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就坚定地站在列宁的立场上，支持、拥护、积极参与列宁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支持、拥护并积极参与列宁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保卫和建设。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列宁关于在苏联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五条原则，积极推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指出，苏维埃经济制度就是：（1）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2）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有；（3）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4）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5）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然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6）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人民做工的。斯大林主持制定了1936年苏联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社会主义制度固定下来。对于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提出并实施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纯洁党的队伍等一系列重要且有效的战略举措。

 第二，统帅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保卫了世界和平。他领导苏联红军成为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主力，最终攻克柏林，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斯大林领导苏联与英、美、中等国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团结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和支持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团结了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力量，拯救了社会主义苏联，也拯救了世界，凝聚了苏联党和人民，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第三，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斯大林接过列宁的交接棒，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从一个落后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欣欣向荣的巨大活力。1913年~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6.6倍，美国同期增长20%，英国为13.3%，德国为31.6%。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等口号，以多种方式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取得斐然成就。苏联研发运用新兴科技的能力快速提升，掌握现代科技的专家和人才大量增加，对外科技援助加大，极大增强了科技和国防实力。苏联1943年就开始研制原子弹，1949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8月又先于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航空航天技术、军事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来，俄罗斯出版了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加卢什卡（Александр Галушка）的新书《经济增长结晶——迈向俄罗斯经济奇迹》。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创造了迄今为止仍未被打破的苏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记录。到1955年，苏联经济增长近14倍，平均增长率13.8%（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除外），是20世纪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而从1956年开始，也就是从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开始，苏联进入了“衰退期”。作者以一系列确凿有力的论据和数字彻底推翻了关于斯大林时期经济模式僵化和封闭的说法。

 第四，支持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斯大林认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成共同的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融合成共同的世界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是取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而国际任务则是动员和支持全世界无产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两者存在着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以此为基础，斯大林大力支持第三国际发挥作用，以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开展革命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全力组织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国家集团。

 第五，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地区与人民反帝反殖民统治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极大支持。斯大林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一般原则。他强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对东方各国包括中国革命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援助。

 第六，坚持、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坚持和理论创新，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论创新，对其理论贡献如何评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宏阔视野、无私立场和辩证方法来作出准确、综合的评判，得出可资借鉴的历史结论。斯大林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坚持者、运用者和发展者，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肯定列宁的功绩，全面阐述、坚决捍卫列宁主义。1920年，斯大林在列宁50寿辰纪念文集中发表了《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对列宁的功绩充分肯定。他认为，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从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党、工作作风九个方面阐述了列宁主义。他认为：“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出科学的定义。他论述了列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四个要点：一是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二是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号和决议来检查政策；三是按新的革命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四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又对这四个基本点作了进一步论述。1931年12月，他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谈话中说：“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斯大林一生的实践和所创造的功绩，证明他努力做到了自己所说的这一点。

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三是坚持列宁“一国胜利论”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深入系统论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的成功，证实了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可行性。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功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能否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个国家首先建成，却有较大争议。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主张“不断革命论”和“世界分工论”，反对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断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1924年年底，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阐述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国内外的条件和最终胜利的问题。斯大林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争论和对其批判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在苏联首先建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刚刚从战争中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增添了信心，明确了战略重点。他指出：“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1936年11月，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这一宣布从现在看是过早地下了结论。但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确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快速巩固与强大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是从理论上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重要观点，并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实践，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丰富。他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率的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关于如何抓住重点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赶超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工业化任务，斯大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 ，“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聚集资金，并使它流入重工业”。

 五是针对苏联实际，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且因为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先要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变成雇农。因此，共产党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以扩大农业规模的道路。结果表明，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布满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想法和做法，出发点是好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提出和实践了不少新思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由于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出现问题和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贬低斯大林的思想和做法，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商品、市场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市场等重要问题，斯大林一度曾忽视过，但后期也作出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七是重视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注重培养合格的接班人。1925年6月9日，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阐述党的建设的着力点，强调“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新的党具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意志的统一等特点。他非常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问题，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铁一般”的要求，他提出：“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八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作出了新思考。他认为，1924年苏联第一个宪法中各族人民关系没有得到应有调整，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残余尚未消失，当时必须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基础上调整，联合成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他得出这一结论，是以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旧奥匈帝国瓦解经验等为基础的。在1936年，他指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斯大林关于制造民族纠纷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对影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估计不足，对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过于乐观，采取的一些民族政策是失误的。

 九是还作出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创造。1950年5月~7月，《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讨论。他针对一些青年的提问写了一系列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出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他认为，语言和上层建筑根本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语言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对社会是统一的，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了解语言及其发展规律，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斯大林对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同时也开始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复杂联系，认为“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斯大林也必然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存在缺点和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可能的。譬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和一言堂方面，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斯大林对个人崇拜问题也曾表现出冷静客观的态度，他认为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不矛盾。“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再譬如，在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专政等重大关系问题上，他也存在严重的错误，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还譬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逐步形成某些僵化的认识和体制，对商品经济缺乏重视，对轻工业和直接关系民生的生活资料生产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等等。还有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存在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等。但是，缺点、失误、错误毕竟是支流，在缺乏可资借鉴的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不可能十全十美。

七、反对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吸取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彻底否定斯大林，抹黑斯大林，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潮。赫鲁晓夫是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中的精神、实践、案例和人物，体现了可传后世的优秀传统精华。尊重历史，尊重优秀历史人物，汲取运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前进。忘记历史，虚无历史，必然导致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否定和背叛。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借鉴历史的成功实践，记取历史的沉痛教训，对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激烈交锋中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正是由于始自于彻底否定斯大林而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全面渗透到斯大林逝世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执政经受了一场真刀真枪的意识形态的严峻考验，留下了漫长惨重的历史教训和记忆。智者善省己。如果对此不予以足够深刻、充分的审察、借鉴和超越，则将再次遭受辩证法的惩罚，使党、国家和人民蒙羞受损，在徒留叹惜中丧失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

从赫鲁晓夫带头否定斯大林，掀起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到今天，西方敌对势力掀起一股又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给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极大的损害。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质疑、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导致最终走到放弃或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世界一般发展规律，当然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的基础。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放弃的重大政治原则。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的客观规律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主观主义、极端主义态度，无视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中已见实际效果的进步做法，或采取完全否定历史事实、歪曲历史事实的否定一切的做法，或一味放大历史中一些局部性、枝节性、中断性的历史事件，轻视、鄙视乃至仇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宏大事业。表现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极尽对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领袖及其业绩诋毁之能事，无限夸大各种失误及其后果，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而且违背了一般的历史常识。俄罗斯已故著名哲学家、曾经因公开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被捕的亚·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自称经过多年科学研究后认为：“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当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进行了最好的诠释，是列宁忠实的学生和继承者。”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歪曲，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思想理论的根源。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必然导致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历史虚无主义者是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历史领域谈论历史人物的是非的，他们往往是以对历史本来面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荒谬结论推翻现实中正确的理论、路线和举措，用虚假的评判、谬论来推翻对历史人物的定论。否定、歪曲和无限放大枝节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否定现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抹黑革命领袖，有的打着“还原历史”口号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生平、家庭、言论、行为乃至细节，进行不恰当的描绘；有的对毫无根据的所谓“秘闻”、资料加以不当披露，其本意在于毁坏领袖的形象、诋毁领袖所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诋毁无产阶级领袖所提出的正确理论。这样的“历史还原”根本不是什么还原历史，而是站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一方，极尽歪曲之能事，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权、旗帜和方向。“美国史学家罗威尔·费尔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进行仔细分析，于2007年前后出版著作《反斯大林的下流做法》认为，秘密报告中关于斯大林或贝利亚的‘揭露’没一句话得到证实，几乎全是假话；并详细列出赫鲁晓夫报告中61处不实之处……因而这一被称为‘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报告其实是一场骗局。”毛泽东同志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都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娄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使人民群众丧失理想信念支撑和思想理论指导，必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致命的伤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就是毫无希望的民族，是走上毁灭的民族。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斯大林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从而造成人们理想的丧失和思想的沉沦。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虚无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使苏联党内和整个社会震惊，导致思想混乱，在戈尔巴乔夫掀起的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最终酿成一股全盘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否定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恶劣思想倾向，成为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导火线。“改革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破坏苏联社会集体的历史记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1986年~1988年，苏联在“改革”时期开始讨论要回到列宁时，由于修正主义分子亚·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的干预，回到列宁的话题很快转变成攻击否定斯大林，把斯大林说成一个歪曲列宁主义的党的主要责任人，直到“改革”末期，这种观点一直是苏联党的官方立场。1990年，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格·斯米尔诺夫（Георгий Смирнов）写道:“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冒充自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苏联党内如沃多拉佐夫（Григорий Водолазов）、布金科（Анатолий Бутенко）、沃尔科戈诺夫（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拉齐斯（Отто Лацис）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雅科夫列夫不打自招地自我表白：“我们选择一种简单的宣传列宁晚期思想的方法作为武器，一群实际的人，而不是虚伪的改革者制定了（也许是口头的）下面的计划：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如果成功，再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党打击列宁，然后再用自由主义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打击暴力革命的主张……苏联的极权体制只能用公开性和党极权纪律来摧毁，而且要用完善社会主义的好处来遮掩……回顾过去，我可以骄傲地说，狡猾、聪明但又十分简单的策略——用极权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办法成功了。”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舆论场上，依然还有一批打着所谓“民主”或“普世价值”的“斗士”招牌、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异见分子、资本主义的各种卫道士不时地幻想以各种手法来反对直至消灭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依然还有一批附和迎合此种危险思想的声音，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是极其可怕的。

 第四，历史虚无主义流毒的作用和影响呈现深层次、全方位、长期性的特点，一定要从根源上加以全面辨析、批驳并最终战胜它。历史虚无主义一旦形成一股压倒性的错误思潮，就会产生冲击整个社会的黑风恶浪。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既要在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准确把握分析历史的实质，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又要从长期着眼着手，铲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根源，持之以恒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让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

 回顾苏联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起，到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一旦打开缺口，就像被打开缺口的大堤一样，任由洪水肆虐，不可避免使苏联党和整个社会发生思想意识的严重滑坡，酿成了惨烈持久、不可扭转的历史悲剧。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宁在世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的错误结论。6月30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全面抨击斯大林，会议通过将斯大林遗体搬出列宁墓的特别决议。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曾一度试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由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Янош Кадар）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Владислав Гомулка）紧急访问莫斯科，劝说苏共中央不要进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活动，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也有类似反应，导致其没有能够公开而全面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979年12月21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纪念约·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称他“是一位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人物”，是苏联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肯定他在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及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巨大功绩，同时谴责他“破坏法制、粗暴地滥用权力、背离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以及由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种种颠倒”。即便这样的评价也由于整个社会久久弥漫着否定的情绪，致使“非斯大林化”愈演愈烈，最终使得政权易手、社会危乱、国家倾覆。

 历史不会永远沉沦，而总是以曲折的方式走向公正，走向理想和进步。伟人不会因遭受无数讥笑而降低成色，人民作为历史的最高评判者，必定会怀念那些与之心心相印的真正领袖。2001年7月21日，以舍宁（Олег Шенин）为首的“共产党联盟—苏共”召开该党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舍宁在大会作“历史的教训：斯大林时代——人类通向共产主义最重要阶段”报告。报告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当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实际上在会议结束后，既没有通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得到大会主席团的赞同。报告充满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诬陷之词，表面上是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打击了整个党、社会主义体制和马列主义学说。2007年出版的菲利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主编的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的成就作出肯定性评价，将斯大林称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经过历史的长久沉淀之后，斯大林所遭受的不公评价以这种方式被逐渐抛弃，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历史规律的不可违抗，反映了人民群众经过实践的深刻教育而逐步走向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自觉成熟。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曾经受到过斯大林的一定影响，包括受到斯大林的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意见的影响，斯大林自己对此也作过自我批评，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有过出于大局的评判。但在今天，依然不乏有些人以否定斯大林为借口怀疑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面临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又具有个性和特殊性，是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于一体的问题，有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有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有的是斯大林时期已经有所探索乃至开始回答的问题，有的仍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深入地探索、逐步解答。然而，不论是普遍性问题，还是特殊性问题，都会归结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推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持续深入地探索解答。这也是我们重新提出和研究斯大林问题的重大深远意义之所在。然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必须坚决彻底地、毫不留情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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