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曦：“金氏孤儿之死”的罗生门

正在全世界密切关注朝鲜动向之时，常年旅居海外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突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由于死者与金正恩之间在继位问题上曾有竞争关系，而朝鲜又有在海外策划恐怖活动的劣迹，所以国际舆论第一时间将金正恩指证为权欲熏心、色厉内荏的冷血弑兄者。

但是随着案件细节的逐渐披露，这起刺杀的疑点也越来越多。几名被马来西亚警方抓获的嫌犯入境身份，都是朝鲜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式邦交国，背景复杂，案发国马来西亚也与朝鲜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在马来西亚境内制造如此规模的刺杀，可以预见其后续政治影响，不仅将动摇朝鲜与马来西亚的邦交，更会加剧朝鲜自2月初试射导弹以来的孤立处境，十分不智。

此次机场刺杀的作案手法拙劣，嫌疑人之间的口供存在诸多冲突之处。行凶地点并非选在某个便于执行和脱逃的隐蔽地点，而选在了人来人往、安防严密、且便于信息扩散的公共场所。而机场严密的安保措施也断绝了采用枪杀、爆炸等更加容易组织，且效果更直接的刺杀方式，只能使用投毒这种存在较大风险的刺杀手段。

这也与以往朝鲜特工冷酷高效、策划周密和行事谨慎的成熟暗杀手法相悖。所有证据不仅唾手可得，也全部指向朝鲜当局，首先公布消息的又是韩国媒体韩联社，这一切安排过于巧合顺遂，不禁让人对此次暗杀事件的动机和影响产生疑惑。

目前来看，此次刺杀事件最直接的受益者无疑是韩国。韩国的媒体和官方口径一直都在塑造朝鲜领导层天威难测、喜怒无常、冷血刻薄、歇斯底里的负面形象。此次领导人兄长突然客死异乡，使得国际舆论所报道的朝鲜领导人形象，完全符合此前韩国的官方宣传，对朝鲜的国际声望造成了重大打击。

在证据面前，朝鲜官方的自辩显得非常无力，并且很难被国际舆论所接受和信服。朝鲜试射导弹之后，国际谴责纷至沓来，正处于遭到国际舆论孤立的风口浪尖，金正男的死无疑让朝鲜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也对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朝鲜正在进行的核与导弹开发计划产生了负面影响。可以预见，此次事件将对新一轮国际制裁的形成提供新的舆论支撑，对朝鲜的制裁套索将继续收紧。

自2015年朝鲜核试验之后，联合国连续通过的2270号和2321号制裁决议，从金融和进出口领域限制朝鲜获取外汇的渠道，已经给朝鲜的国际收支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因急于给核与导弹开发计划融资，朝鲜给对外部门下达了难以完成的超额创汇任务，高压态势已经导致以前资深外交官太勇浩为首的一批精通外事经贸的中高级官员叛逃；下一轮进一步收紧的制裁，可能将引发骨牌效应，加剧朝鲜内部“优待阶级”的叛逃新高潮。

从逻辑角度分析，此次刺杀的时机和动机都相当蹊跷，似乎除了领导人病态的权力欲望之外，别无其他合理解释。但是回顾历史，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需要引起重视。1997年2月，被称为“二号人物”的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的黄长烨叛逃韩国，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此时朝鲜已经开始着手推进核与导弹开发计划，黄长烨不仅能够接触到劳动党和人民军的最高机密，同时也作为朝鲜“主体思想”的主要理论创建者和意识形态“舵手”，深得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信任。

1994年金日成病逝之后，朝鲜内部派系为了争权夺力，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血腥斗争，日后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金正日，此时还未在党政军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支持。黄长烨位高权重，掌握意识形态机构，在权斗中的处境微妙。与金正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嫌隙，可能就是在此时开始产生。

1997年，金正日刚刚在权力斗争中确立优势地位，黄长烨就借访问日本过境之际宣布叛逃，为此后金正日荣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黄袍加身”的劳动党全代会平添了一层尴尬的气氛。金正日在整个20余年的执政期内，对黄长烨的叛逃始终耿耿于怀，并且授意组织了大量的未遂暗杀行动。

从黄长烨的叛逃事件中可以看出，劳动党的高层、金氏亲信的叛逃，对领导人的权力地位构成的冲击，要明显高于一般的脱北者。自金正日时代以来，朝鲜的意识形态部门一直将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当做塑造执政合法性、巩固领导人权力的重要工具，而知悉领导人生平细节的身边人如果叛逃，一般都携带或掌握许多关于朝鲜政权及领导人的直接信息。这些信息如果公开披露或向美韩泄露，将有可能直接威胁领导人在朝鲜党政军中的威望和地位。

所以一旦提前知悉有此类人员叛逃的情报，无论情报本身准确与否，朝鲜最高领导人都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安全隐患。根据媒体公开报道，金正男此前一直旅居澳门经营产业，且与之前遭到清洗的张成泽、金敬姬一派来往甚密。有消息指他在澳门经营和管理的产业，都来自于张成泽派系的直接提供。

马来西亚国际交通便利、境管措施宽松，且与朝鲜有官方外交关系，朝鲜公民可以持合法证件往来。在美韩情报机构多年经营下，已经成为脱北者集体越境的理想“海陆中转站”，是脱北者经南线越境叛逃韩国的重要据点。金正男突然出现在这里，朝鲜方面很有可能视之为准备叛逃的前兆而痛下杀手。因为是临时起意的刺杀，所以没有周密的事前安排。

金正男的行程飘忽，且可能受到韩国特工的保护，难以把握行刺的时机，也难以接近目标，只有在其确认登机之前的机会窗口内才能出手。而且在武器准备方面很难及时获得支援补给，只能用投毒这种“急就章”的刺杀手段，也无暇考虑刺杀目标及时送医救治得以生还的可能性。这也就从准备不足的角度，解释了此次机场刺杀在时间、地点、工具及组织策划方面，种种一反常态的拙劣之处。

身为领导人的直系亲属，金正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即使朝鲜方面对他是否有叛逃的意图心存疑虑，也会为防范黄长烨事件再现，而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决心。至于金正男本人是否真的有意叛逃，可能并不是朝鲜方面考虑的主要因素。

虽然有舆论认为，金正男的突然死亡，可能加剧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统治危机，但是实际上对于整个朝鲜统治阶层来说，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另一头机场里的刺杀事件，并不是什么颠覆性的新闻。

在金正恩看来，他果断地采取措施，防止对他知根知底的至亲之人叛变之后，为内外敌人所利用，消除了一个可能威胁其权力声望和统治根基的巨大隐患，同时也打击了国内潜藏的异己，向他们展示了自己“虽远必诛”的恐怖手腕和坚定决心，巩固了自身的独裁权力。

而金正恩所失者无非是国际声望、邦交国的信任和几个注定是弃子的朝鲜特工，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管中窥豹，也不必过分夸大此次事件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负面影响。

金正恩自继任以来，其权威正在随着朝鲜核与导弹能力的提高而逐渐稳固，面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危险的对手，朝鲜半岛问题涉及各方，都应予以足够的分析和重视。

作者任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