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雄安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意义

中国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如平地一声雷，自从上星期六晚以来就响彻各方——全中国民间舆论、陆港股市、北京高校圈子、楼市，连在附近高碑店市有合资项目的四家新加坡上市公司也“中大彩”，股价大涨7%至21%，新加坡股民也体会了一把“雄安震撼”。

撇去炒房者与股民，中国知识界与网上舆论，对于这个新概念则是“看热闹”、观望甚至怀疑的声音居多，最主要的疑虑是选址与构想是否经过充分的专业论证。北京一些高校教职员还有切身的担忧——雄安新区将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坊间盛传大学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疏解的首要目标。

将北大、清华搬到河北去？这个画面让人难以想象。不过，也有人看到此举的正面意义，我所认识的一个学者朋友就为此叫好。他说：“最好把大学迁出北京，打破身在‘皇城根儿下’的心态”“学者离权力中心远一点比较好。”

把高校搬离权力中心——这个构想确实有正面意义。细想起来，世界上好些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一等的学术机构不会那么密集地汇聚在首都，这一来有利于分散教育资源；此外，让研究人员与政治隔开一些距离，有利于他们更独立、安静地进行学术研究，降低“求仕”的心理。君不见，远离首都并不影响许多国际著名大学的成就，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波士顿这些学术重镇，都在各自所处的地区绽放光彩。学府与学术研究就是当地生活的中心与主角，没有其他别的中心。

除了大学以外，一流医院、科研院所、央企总部等，也将是被疏解的重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昨天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明言北京集中了大量非首都功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他还列出了这些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资源，包括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重要的科研资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企业总部资源等，实际上是通报了哪些是将被疏解的对象。

为什么官方学者所描绘的画面很难想象呢？因为按照中国多年来形成的规律，资源都是随着权力，越是优质的资源越贴近高层权力走。这一方面是由于掌握或代表各种资源的精英，潜意识或明意识中希望自己与权力的距离越短越好，认为越靠近权力有利于自己掌握更多资源；而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也很愿意将其他优质资源都集中身边，这样做的好处多多——既方便自己使用这些优质资源，也有利掌控资源，甚至可以进行灰色交易与营私。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设立雄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有了另外一重政治与社会人文意义。它不只能够解决北京的拥堵、改善周边地区经济，如果成功推行，这个构想会不会可能让北方地区形成一种资源与权力较分散的地理格局，由此对社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最好的资源都拼命往权力中心靠的社会心理？

这当然是一种较理想的设想，雄安新区能否实现这个愿景，关键词是“疏解”，这里头包含了分权的意义，也是一场自我改革。如果成功落实，十来年后，人们看到一个人口明显减少的北京，里头伫立的主要是首都的国家行政机关、文化机构与历史古迹，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的悖论在于，带有资源分散甚至分权意义的“疏解”工程，现在是由最高权力中心，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命令来推动。待将来进入实际“疏解”的阶段时，会不会再重复一次老思路，将大学、一流医院、科研院所、央企等各领域的最精华部门、最顶级精英与机会一律继续集中于北京，然后分流出其中较次的部门、机会与人口，将它们“赶”到河北。这也固然能起到一定的疏解作用，但是最高权力与最优资源密切靠拢的格局，并不会改变。

再者，中国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一问世，“千年大计”“准迁都”等说辞与民间猜测充斥舆论场，形成一个让人困惑的话语迷阵。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意义与可能性尚未被充分了解与讨论，许多人就先冲去炒房与炒股。这也是一个需要冷静面对的现实：理想可以很丰满，现实则是很多人一心“向钱看”，各权势部门也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计划和决心，新区的成败尚有不少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