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沁志：“铜像运动”凸显台湾转型正义失败

随着“八田与一”事件的不断发酵，“铜像运动”成为反映当前台湾内部族群对立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这一系列破坏事件（不论是破坏蒋氏父子、孙中山还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所引发的争议，直接原因在于蔡英文推动转型正义所引发的“去蒋（孙）运动”下，双方势力的一种直接性对抗；本质上则是“独派”势力多年来的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社会所呈现出的一种撕裂状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蔡英文上台后，绿营执政县市的“去中国化”动作似乎不断增加，这一波新的动作，不仅反映在清除涉及国民党过往统治印迹的政治人物铜像上，部分绿营人士甚至开始将作为闽台传统信仰中的“妈祖”，打上国民党统治工具的标签。

对于当前发生的新一轮“去中国化”运动，笔者认为，这意味着蔡英文政府所推动的“转型正义”正逐渐走向失败，转型正义的真正动机，值得台湾人认真思考。

转型正义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普世价值的理念，强调透过还原历史真相，矫正价值判断来检讨，追究过去“独裁政府”对人民犯下的罪过，同时通过重建社会基本价值来修复撕裂的社会，实现社会和解。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及后来的“去殖民化运动”，都丰富了转型正义的价值内涵。

由此可见，“去殖民化”具有典型的转型正义色彩。然而，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国内外政治因素使其在光复台湾，尤其在退守台湾后，对于当地的去殖民化工作难以做到切树倒根。这样的结果就造成即使在今日，岛内社会始终存在一种“正面”看待殖民史的扭曲价值观。

在“八田”事件上，不难看出，部分政客、学者甚至一些老百姓，存在一种“殖民中立化”的共识，认为对殖民者在台基础设施建设所作贡献应客观视之。对于“八田与一”的身份定位，认为应将焦点局限于八田作为“水利工程师”的身份上，关注其所主导建设的水利系统，对当时甚至当今台湾农业所做的贡献。

显然，这样的观点难以经受进一步推敲。一方面，根据最近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所公开的资料，相关的数据表明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并未因殖民者的水利建设而获得农业上的收益；相反，殖民者不仅以低价收购的方式来剥削当地农民的种植成果，同时通过将水权公有化和水利法制化，来强迫台湾农民承担相应的税费，进一步压缩当地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如果客观评价战后台湾农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将之归因于农复会的土改政策，以及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更符合史实。

绿营的做法似乎有意回避八田作为日本殖民者统治工具的本质。笔者认为，在探讨殖民者在被殖民国家或地区所作的贡献时，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都应该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即使殖民者在当地所做的贡献，对于该地区的往后发展存在积极的因素，但殖民者对被殖民地区的种族迫害却是无法绕过的事实。

事实上，殖民者在被殖民地的建设存在必然性，日本对于其在台殖民一直秉持“内地延长主义”，主张将台湾看作基于日本本土法律治理下的类似土地。这样的政策本质上反映出一种“殖民同化”，进而将台湾作为其殖民势力进入东南亚的有力跳板。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日本投入了极大资源来建设台湾社会。“同化”后的台湾，不仅能为殖民者持续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庞大的人力储备对一个消耗巨大的战争机器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殖民”终究是一个地区带给另一个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台湾的老百姓不仅生存上饱受日本殖民者的剥削，而自身也要成为替日本开拓新殖民地的牺牲品。笔者曾经走访过包括兰屿在内的许多台湾原住民地区，得到的反馈是，几乎所有受访的原住民，对于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其家乡的所作所为都表示难以宽恕。然而，这样的看法却无法得到绿营人士和部分台湾非少数族裔民众的认同。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提倡转型正义的蔡英文政府，应该站在超越蓝绿的高度来纠正部分民众对该问题的错误看法，并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转型正义中所强调的正义、人道和民主。对于日本殖民台湾的罪行，至少应使民众形成统一客观的认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推动当下族群和解。

然而，回顾历史便可发现，“去中国化”政策不可避免地促使岛内“台独”势力，势必以“美化”殖民的方式来弱化台湾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因素”，通过 “多元化”台湾的主权地位来强化“台湾民族建构”的历史逻辑。在当前绿营推动的“台湾民族”建构还未完全实现前，民进党的“去中国化”运动只会愈演愈烈，社会族群的撕裂也会不断加剧。

在笔者看来，转型正义作为一种极富争议的政治行为，以台湾当前所具备的社会条件，无法真正实现该理念所提倡的价值。首先，在台湾这种对于过往历史存在较低社会共识度的地区，民众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将使相关政策的推动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相反还会加剧不同阶级、族群、世代间的矛盾。

事实上，民进党在处理一系列铜像破坏事件上所反映出的不同态度，反而激化了类似事件的发生。笔者认为，即使执政党要推动转型正义，也应从社会共识度高的问题入手，而非消灭一方成就一方。

其次，由于该政策涉及面太过宽广复杂，政府通常很难把握尺度原则，其本身所附带的道德风险，将使该政策的正当性面临来自社会的强烈质疑，比如对于反对党的政治清算国民党党产问题。有论者就认为，转型正义基本上只能是作为针对清算国民党的政治工具。至少目前，它作为这一工具的效果是显著的。

然而，如前所述，转型正义作为一种极富争议的政治行为， 笔者对于转型正义的真正目的抱持怀疑的态度，其可能只是民进党对内反国民党，对外去“中国化”的一种政治操作，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民进党存在一种将转型正义等同于“去中国化”的趋势。

通常，一个执政党存在的合法性是获得大多数人对其治权的认同。在当前台湾经济愈发不景气的情况下，当民众逐渐意识到执政党的重点在于政治斗争、“台独”运动，而非提高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时，民进党在其执政期内的合法性将会受到挑战。

换言之，对于转型正义，一旦操作过度，民众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期待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而言，蔡英文能否在2020年赢得连任的答案也将提前知晓。

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