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中国学者写不出港版《菊花与剑》

再过半个月就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连月来，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都各自举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研讨会，总结香港回归以来的情况并展望未来。

与一些参加采访上述活动的媒体交流时，不少人都埋怨类似的研讨会过多，以致记者们对这些活动产生了“疲劳症”。但笔者认为，研讨会没有新意只是小事，部分研究香港的大陆学者在研讨会上不时发表一些“离地”（脱离现实）的对港政策看法，恐怕更值得关注。

譬如，近来不少大陆学者声言粤港澳大湾区赋予香港的发展空间，媲美当年的改革开放，呼吁香港年轻人要抓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期间提出的大湾区机遇。殊不知“自由行”推出至今，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见都对两地过度融合有所保留。在陆港两地矛盾未解决之前，大陆学者一味提倡两地进一步融合，无疑是鸡同鸭讲，只会令港人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

每当看到这些“离地”的观点，笔者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高校众多，不少大学都设有专门研究港澳台的研究机构，但为何回归20年来，大陆学术界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和分析，仍然和香港的主流认知有相当大的落差？

有人或许会说，个中原因在于不少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甚少在香港长期工作，不熟悉香港。然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潘乃德没去过日本，但她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受美国政府委托，撰写了对日本国民文化彻底分析的《菊花与剑》，为学术界津津乐道。时至今日，随着网络信息流通日益发达，有没有在研究地方呆过恐怕已经不是学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犹记得香港回归前夕，大陆的香港研究形成热潮。但1997年回归后香港研究也进入低潮，大陆许多研究香港问题的机构名存实亡，继续从事香港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直至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香港研究才再度受到重视。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对港政策的不持续性，是近年大陆学术界对港研究脱离现实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在大陆，大学教师每年都要接受评级，包括需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从理论上来说，大陆的大学核心期刊林林总总，要发表并不难。

但由于北京当局之前不重视香港问题，大陆学术界至今一本与香港相关的核心期刊也没有，以致有关香港题材的论文很难在学术价值较高的核心期刊发表。

结果，许多大陆学者都不愿意涉足香港问题研究。数年前笔者到大陆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位北京的香港问题专家与笔者在饭局中交谈时就坦言：“其实我也不太想研究香港，只是上面给了任务我才去做。”

学者临时被要求从事香港问题的研究工作，效果当然不会理想。而对那些长期研究香港的大陆学者来说，由于要考虑评级的关系，他们也往往只能从法学或者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研究，以便在比较容易出版的法学和经济核心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至于研究香港文化或民生领域的文章，一般都难以在大陆的一级学术刊物刊载。许多从事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大陆学者，也对香港研究避而远之。因此，中国学术界一直都写不出一本能够彻底分析香港文化或港人性格的港版《菊花与剑》。

当然，大陆学术界研究香港问题的水平普遍不高，另一个因素也和来自政治方面的限制有关。大陆学术界没有西方开放，但从事中外关系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仍有一定的自由。如他们进行中美关系的研究时，可以从宏观和客观的角度出发，然后提出相关的建议。

相比之下，香港问题只是中国内政的问题。香港发生的许多问题往往是中央或特区政府要负上最大的责任。但负责研究香港的大陆学者又不能说出口。于是，不少人在从事研究时，只能先入为主地把责任单方面推给外部势力，结论往往是香港问题都是香港泛民和外部势力干涉所致，与香港社会主流的看法南辕北辙。

换言之，北京当局若要解决困扰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实事求是地观察和理解香港的真实一面，恐怕第一步要从改造学术界氛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