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报道:香港的变与不变 如何影响未来20年

2017-06-21 易锐民 狮说新语 狮说新语

“回归20年,你觉得香港变了吗?”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香港人,答案应该一致为“是”,但到底哪些东西变了?不同人又会有不同见解,对香港前途乐观或悲观的差别,就此凸显出来。

除了变,香港还有不变的。最明显的是一些表象,例如:假日的茶楼依然客似云来;黄大仙庙的香火仍然旺盛;每到赛马日马场还是人声鼎沸;港人驾驶汽车照样右航左行。

法官还是穿着黑色长袍、戴着假发;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依然伫立在维园入口处;港人仍享有回归前原有的公众假期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中环兰桂坊还是著名的“烂鬼坊”,只是多了一些大陆人。

若深入讨论,亲建制人士会提出,《苹果日报》天天骂北京,显示香港仍有言论自由,北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决心没有变,香港的法治没有变,香港对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也没变。

但反对派就不同意了,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已变。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就感叹:“短短20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断削弱。”她说,近期北京越来越罔顾港人的看法与感受,不用到2047年,香港可能已经没了两制。

时评家程翔也认为,北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人大释法”、发表白皮书等方式,赋予《基本法》新的定义,实质上是修改了《基本法》。

港人感受到北京治港政策发生巨变,分水岭在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此后港人开始感觉到北京之手无处不在。再隔约10年,2014年“占领运动”及“港独”思潮兴起,更令北京加强对香港的限制。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上个月在北京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希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用实用好”《基本法》,对于属于中央的权力,围绕对特区法律备案审查权、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任命权、《基本法》解释权和修改权、特区政制发展问题决定权、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权以及听取行政长官述职和报告权等,要制定和细化有关规定,健全落实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机制。

出席该座谈会的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张德江的发言比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更重要,是20年来对一国两制最全面、权威,既有理论性又有针对性的论述,指导着北京未来的治港政策。

刘兆佳指出,从张德江的发言可见,北京跟特区政府有明确分工,北京要认真履行作为一国两制“第一责任人”及“最终责任者”的角色,一些重要事项不会假手于香港。

香港城大法律学院教授顾敏康认为,虽然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总体原则没有变,但在回归初期,北京更多的是强调“两制”,结果让大家对高度自治的认知发生了偏差。

他强调,不能因为当时北京对“两制”比较重视,就认为“两制”是漫无边际和绝对的。北京具有全面的管治权,只不过是通过《基本法》把一些管治权授予了香港。

由此观之,回归20年香港的最大改变,就是北京的治港政策,由放任“两制”,改为具体执行“一国”,以防“港独”蔓延。

在本月1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驻香港20周年庆祝大会”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进一步指出,驻军香港就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理权得到有效落实,其中驻军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透露,在香港回归20年以来,国务院港澳办和驻军曾共同应对复杂局面,包括在处理“占中”等事件中,驻军是他们处理复杂局面的坚强后盾。

所谓复杂局面,北京指的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除了担心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作为“反华”桥头堡以外,随着台湾政情发生变化,香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作用也要跟着变化。

于是,北京对“一国两制”当中“高度自治”的解释,就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个变化,本来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也变得日益政治化,示威活动愈趋激烈。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被“卡”,《基本法》中原来列明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如今已受到阻碍。

殖民地时代的港督对香港的看法也迥异,“末代港督”彭定康15日在亚洲出版业协会的颁奖礼上,以录像演讲再次批评“北京不断收紧对香港自治的管制,中联办试图介入港府所有部门,并出现对法官、法治的攻击及直接干预”之际,另一位前港督卫奕信此前则在伦敦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称,香港主流社会须保持务实态度,了解在现实条件限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香港要保持成功,行事时必须令北京觉得香港不构成威胁”。

香港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两极的状态:有一部分人认同彭定康对北京的批评,部分年轻人更接受“港独”理念;同时也有人接受卫奕信的忠告,认为应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相信香港须首先搞好经济和民生。

据解冻的英国政府机密档案显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当年解说“50年不变”的因由时指出,提出50年期限是为了让中国成为经济发达国,香港繁荣稳定有助中国大陆现代化,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与台湾的关系稳定50年,大陆不愿与台湾开战。

部分泛民政党及本土派组织,就将“50年不变”设定为香港特区的“大限”,即到了2047年香港就可能变成“一国一制”。

30年后的香港 是“一国一制”?

30年后的香港到底是否“一国一制”?现在还很难说,时间太久远了,而世界瞬息万变,包括大陆也在不断变化,香港须顺应时势积极求变。在变化中,香港首先应做好未来五年。

面对已撕裂的香港,林郑月娥上任后,相信首先做的是重建港人互信、凝聚社会的工作。至于将退任的梁振英,则会向北京献策,如何带领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以及促进港商在“一带一路”发挥实力。

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认为,面对不同的城市激烈竞争,香港绝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长期“食老本”,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他认为,“一带一路”及大湾区蕴藏着巨大商机,将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首先要看林郑新政如何影响特区五年,然后,才能观察更长远的香港政治、经济发展。过去20年香港的变和不变,直接影响了北京治港政策。未来20年的香港,又将走怎样的一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