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易地搬迁扶贫让火普村重现生机

昭觉县解放乡火普村地处一处平缓的山坡上。放眼望去，所有的房子都建得一模一样：漆上白漆的砖墙、盖上黑瓦屋顶，大门前是一个小院子，以及用石砖筑起的围栏。（林子恒摄）

扶贫系列特稿之二

解放乡党委书记杨德华说，他们选择了村里比较安全的地段，为贫困户免费修建了新房，并配置了桌、椅、沙发、床、照明灯和电视等家具和家庭用品，也教导村民种植产量较高的新品种马铃薯、草莓、菌子等高经济效益农作物，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火普村地处平缓的山坡上，放眼望去，所有的房子都建得一模一样：白色砖墙，黑瓦屋顶，大门前一个小院子，地上都铺上了水泥。

火普村位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解放乡。中共解放乡党委书记杨德华向《联合早报》介绍，火普村的原址是在地质灾害区，发生山体滑坡的几率很大。为确保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政府决定将村民集体搬迁到更安全的地段生活、务农。

“脱贫摘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力推的社会经济项目。中国政府已经定下目标，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

目前，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包括易地搬迁、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兜底保障等措施。其中，易地搬迁是较多地方政府采用的政策。

据统计，去年中国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40万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就占了两成，达到240万人。

凉山州扶贫移民局局长王永贵告诉本报，截至2015年底，当地有62.9万人未实现脱贫，这当中就有四成（23万人）需要进行易地搬迁扶贫。

火普村的旧房屋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而且也处在地质灾害区。（林子恒摄）

政府吸引山区村民 搬去更安全地方

世界宣明会总干事简祺伟向《联合早报》解释：“一些山区经常发生山体滑坡等天灾，把基础设施都破坏了。政府花了大笔钱整修，但过一阵子又发生灾害，又得重头来过。所以现在最关键是，政府要如何吸引山区村民搬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凉山州，当地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为每个贫困户提供高达1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万300新元）的建房经费。

王永贵介绍，易地搬迁有几种做法，包括把村民搬到距离原来村落较近、交通更方便、地理位置更安全的地方，或者搬到就业机会较多的县城里。他解释说，县城的好处是公共服务条件好，有学校、医院等，搬到那里可以获得更好的生，但县城的承载力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搬过去。况且，也有村民担心城里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所以不愿搬进县城。”

海惠助贫中心培训研究主任张勇则指出，易地搬迁也要考虑到农民的社会资本如何重建的问题。他说：“把农民搬到一个陌生环境，如果他们家里有困难，要找谁帮忙？要如何融入当地生活？这都是农民重视的问题。”

在火普村，当地政府选择了临近搬迁。杨德华说，他们选择了村里比较安全的地段，为贫困户免费修建了新房，并配置了桌、椅、沙发、床、照明灯和电视等家具和家庭用品。

发展产业寻求致富之道

火普村共有172户人家、706人。按去年的指标，这当中有约一半（74户）属于年均收入少过3100元的贫困家庭。

不过，单靠易地搬迁并不足以让贫困户脱贫，杨德华说，当地还要通过产业发展双管齐下，为村民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致富的渠道。

杨德华介绍，政府目前为村民提供无息贷款，协助他们购入新品种牛。这种牛长大后所能卖出的市价，比之前饲养的品种要高出超过一倍。

杨德华说，当地官员也教导村民种植产量较高的新品种马铃薯、草莓、菌子等高经济效益农作物，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村民安马瓦莫（52岁）说：“住上了新房，晚上就不怕屋顶漏水。而且我还饲养了牛和猪，每年卖出的牛肉和猪肉，可以赚三到四万元，比之前的收入多了许多。”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也赞同这样的做法。他说，易地搬迁只能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但这本身却解决不了收入问题。

他说：“政府可以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例如，帮农民引入高经济效益的蔬果苗种，以及解决技术和销售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则提出，扶贫长效机制是让农民参与全产业链，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他建议：“一般农民都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只负责种植，收入并不高。但如果能让农民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都参与，这将是更可持续的方案。”

火普村村民曲木烟尔（39岁）说，村里日后若发展旅游业，他打算开农家乐，贩卖彝族特色佳肴，并也考虑开办民宿，把家里一两间卧房出租给游客，赚取更多收入。

尽管火普村村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当地官员认为能做的还有很多，包括能为每户人家装上太阳能热水器及淋浴，让村民无需再烧热水洗澡。

不过新房的生活条件再好，村民还是希望下一代未来能走出去，不要留在村里。

育有三个孩子的曲木烟尔说：“我希望孩子好好读书，长大后在城市里找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再像我们一样养猪养牛那么辛苦。我要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须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参与

另一方面，政府虽然是扶贫工作的主导力量，但受访专家也指出，应该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包括应鼓励非政府组织（NGO）在当地耕耘，确保已脱贫人口不会重新坠入贫困恶性循环。

海惠助贫中心培训研究主任张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政府的优势是制定政策和宏观把控，但到了落地和具体操作细节，NGO其实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世界宣明会总干事简祺伟也指出，很多NGO在成立之初很难靠民间募款筹集资金，他建议政府将更多服务和功能外包给当地NGO，这能为NGO提供急需的资金，帮助NGO成长。

简祺伟也提醒，即使到了2020年，中国仍然会有贫困人口，任何国家都会有贫穷线，所谓脱贫，就是脱离几年前设定的贫穷线。“到了2020年，新的贫穷线会出现，还是会有一批人生活困难。所以扶贫的任务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停歇。”